前天是5·4青年节，同时也是北京大学迎来125周年华诞的重要日子。

在庆典的盛大场合，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走上台前，郑重宣布将她多年积累的奖金和部分个人储蓄，合计一千万元人民币，全部捐赠给敦煌学的研究事业。

在捐赠仪式上，她深情地说：“做人不能只考虑自己，必须把所获得的奖金投入到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中去。”

显然，她与敦煌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

这位老人名叫樊锦诗，曾担任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素有“敦煌女儿”之称。

她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敦煌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使得敦煌成为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和未来的世代能见到今天的敦煌风采，都要感谢她的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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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弄人，情牵敦煌难舍难分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的樊锦诗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凭着对历史的热爱和强烈的好奇心，她一抵达敦煌便走遍了一个又一个洞窟，内心被那庄严神秘的艺术震撼得无以复加。

然而，更令她震惊的是那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

当时的宿舍仅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土房，每天只能吃上两顿简单的饭菜。

无自来水，无电力，更别提任何现代卫生设施。

有一次深夜，她起身上厕所，刚推门便看到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正盯着她。

吓得她心跳加速，急忙关门躲回房间，紧张地盯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早晨，她才敢小心翼翼地走出门去。

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狼，而是一头驴。

樊锦诗的父亲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工程师，家境优越，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她从小生活优渥，哪曾经历过如此艰苦的环境？

几个月下来，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她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

当时心中暗想：“我绝不想再回来！”

然而，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乎意料。

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直接来到北京大学，要求分配4名实习生到敦煌工作，樊锦诗也在其中。

父亲为女儿担忧，特地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给学校领导，希望能调换工作。

樊锦诗却觉得这封信有些丢人，便截留未交。

不久后，她又一次背起行囊，踏上了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的旅程。

毕业一年后，调往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专程前往大西北看望这位心爱的姑娘。

然而这次重逢，他惊讶地发现她变了模样：口音里夹杂着沙砾声，哪里还有那个灵动的上海姑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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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职的妻子与母亲的自白

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正式结为夫妻。

丈夫在武汉，而她依旧坚守敦煌。

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开始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初到敦煌时，北京大学的老师曾承诺，三年后会帮樊锦诗调回武汉大学，夫妻团聚。

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令这个愿望一次次推迟，搁置了数年。

这期间，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荒凉的大西北出生。

樊锦诗工作繁忙，只能将孩子独自留在宿舍，用绳子系着防止走失。

每天她下班回家，听见孩子的哭声就放心：“今天孩子没事。”

若是听不到哭声，心里则如坐针毡，担心万分。

她多次努力申请调回武汉大学，但始终未获批准。

有趣的是，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她调回，她却迟疑了。

对敦煌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她任性地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不如你来敦煌吧！”

于是，经历了19年的风沙飘零，这个分隔两地的家庭终于得以团聚。

彭金章先生随妻子来到大漠，扎根敦煌31年，从事佛教考古研究，为保护千年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

多年后，樊锦诗在一次节目中回忆这段往事，几度哽咽：“我先生和我同班同学，他留在武汉，而我在敦煌，分居了19年。

为了孩子，他不愿来敦煌，但最后他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于是他来了，把专业从商周考古转向佛教考古。

我们本想年老后一起四处旅行，可惜他没走多久就离开了。

我总觉得他还在我身边，有时走路会轻手轻脚，怕吵醒他睡觉。虽然知道他已经不在，但我仍感觉他一直支持着我，守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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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古稀，耗时十年打造数字化敦煌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她开创性地提出国际合作理念，借助先进技术对洞窟环境进行监控，以抵御沙漠侵蚀。

她亲自推动改善研究人员的住宿条件，奔走协调，促成家庭团聚，并为年轻学者争取海外深造机会。

渐渐地，这个位于荒凉戈壁的敦煌研究院，博士生人数在全国文物保护领域名列前茅。

最值得称道的是，她主导了数字敦煌的建设。

随着莫高窟的开放，每年有数十万游客蜂拥而至，狭窄的洞窟和脆弱的壁画承受极大压力。

既不能禁止参观，又要保护文物，成为难题。

为此，她夜夜难眠，深怕有一天梦醒时莫高窟已经不复存在。

2003年，研究院启动数字化工作。

樊锦诗开始琢磨能否将莫高窟数字化，让游客在洞外便能“游览”？

虽当时技术尚未成熟，但她无畏前行。

历经10年潜心探索，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建成，推出了《千年莫高》和立体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结合仿真影像与实地参观，大大缩短了游客参观时间，减轻洞窟压力。

尽管如此，她坦言：“敦煌最终终将消失，不知道何时，但我希望它还能保存千年。”

为更好地保护莫高窟，她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构想——为每个洞窟、每幅壁画、每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通过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2016年4月，“数字敦煌”网站正式上线，游客无需亲赴敦煌，即可在线参观30个经典洞窟、4430平方米壁画。

网站提供全景漫游体验，点击洞窟，画面随鼠标移动自由切换。

每一尊佛像、每一条线条都清晰细腻，仿佛置身其境。

莫高窟终将消逝，但这些数字影像将永远传承，续写莫高窟的神秘传奇。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由一位不太懂互联网的70多岁老人主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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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名利，只专注于敦煌事业

樊锦诗身上，带着老一辈学者特有的真诚与专注。

她对生活细节毫不讲究，却对学术怀有极深的执着。

对她而言，世上只有两件事：敦煌和其他。

2006年，第一卷考古报告的初稿完成，樊锦诗带着稿件去北京请年逾九旬的宿白先生审阅。

先生认为不合格，她便干脆推翻重写。

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历时六年，报告才最终出版。

2009年，她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的100位人物之一。

她对此感到诧异：“我怎么就成了感动中国的人物？”

被评为“双百人物”，她谦逊地摇头说：“我哪有资格？”

她极少接受记者采访：“我的故事很简单，不要多写我，多写敦煌！”

数年前有人请她讲述人生经历，她开口第一句便是：“我还是先谈莫高窟和它的文化价值吧。”

……

几年前，已近80岁的樊锦诗卸下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转任名誉院长和国务院参事。

但荒漠深处的洞窟依旧牵动她的心。

她不贪图名利，唯独牵挂着敦煌。

“要不是敦煌，谁会知道我是谁？那些荣誉不是我的，是敦煌的。等我化为尘土，历史还留在这里。”

25岁时，她独自一人踏上敦煌，

30多岁在文化大革命中守护文物，

40多岁敦煌通上了电，

60岁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76岁见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落成，

84岁将多年积蓄全部捐给敦煌……

做了这么多，樊锦诗仍说：“我很普通。”

这位坚韧又简单的老人，年轻时只身赴戈壁荒漠的故事，令人百听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