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领的大顺军攻破了北京城，标志着大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在逃亡未果后，无奈选择自缢于煤山的歪脖子树上，结束了他短暂而悲剧的统治。大明朝自建立以来，经历了276年的辉煌与动荡，最终在此刻走向了灭亡。

然而，由于明朝独特的两京体制，南京依然存在一个小型的朝廷，成了明朝的“备用基地”。虽然南京的小朝廷在规模上比北京要小，官员数量也较少，但其运作依旧和北京的朝廷相似，设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和平时期，这些大臣们多被调往南京，算是一种变相的“贬职”，而在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南京反倒成为了唯一的希望所在。

面对崇祯的死亡和其三个皇子下落不明的情况，南京的朝廷迅速开始了对新皇帝的讨论。大臣们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与分析，确认崇祯皇帝已死，而其三个儿子几乎可以肯定已死于战乱之中。为了恢复大明的江山，他们决定必须从朱家宗室中选出一位新的皇帝，来带领民众抵抗外敌大顺与日益逼近的清朝。

最终，朱由崧（即后来的弘光帝）被推选为新的皇帝，然而，这一选择并非全体南京大臣的共识。为何他能够最终登基？这其中涉及到几个复杂的因素。

首先，朱由崧有着明显的继承优势。根据明朝的继承制度，皇位应由皇帝的嫡长子继承。然而，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下落不明，这使得继位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按照继承法则，若崇祯的后代都已死，那么应该寻找崇祯的父亲泰昌皇帝的后嗣。然而，泰昌皇帝的子嗣只剩下天启和崇祯二人，天启帝早已去世，且没有留下继承人，因此，泰昌帝的血脉已经断绝。这时，继承的责任便转向了万历皇帝的后代。

万历皇帝有多个儿子，虽然长子泰昌的血脉已断，但三子福王朱由崧的血脉依旧在世，且远离北京、处于洛阳的他在李自成攻占洛阳后逃亡至淮安，距离南京较近，且能够迅速前往南京继位。尽管朱由崧与崇祯的亲缘关系较为远疏，但按明朝的继承法则，他依然是最佳继承人。

除了继承顺位，大臣们还考虑到皇位继承人能否迅速就位，毕竟南京急需一位皇帝来稳定局势。此时的南京群臣已经深知，若皇帝身处远方，需要等上一两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继位，那么他们还不如继续寻找崇祯的皇子。幸好，朱由崧在李自成攻占洛阳时迅速逃脱并奔赴淮安，距离南京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大臣们一旦同意推选他登基，就可以立刻迎接他进京。

然而，尽管有继承优势和迅速就位的地理优势，朱由崧的登基依旧遭到了大臣们的质疑和反对。南京的最高长官兵部尚书史可法和一部分大臣认为，朱由崧虽然名义上是继承人，但他品行堪忧，严重的缺点包括酗酒、贪污、不孝等。于是，一些大臣提出应该推举潞王朱常淓为新帝，认为他更为贤明，且更能胜任领导国家渡过难关。潞王朱常淓的血脉比朱由崧更为接近，但他在南京一带活动，且学识渊博，拥有良好的声誉。

除了对朱由崧品行的担忧外，南京的文官群体中还存在一种深层次的政治考量：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曾是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重要人物。当时，万历皇帝在宠爱郑贵妃的同时，曾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引发了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朱常洵最终被贬为福王，并被迫远离京城，进入洛阳，而这段历史引发了南京大臣们的深刻记忆。他们担心朱由崧会借机报复东林党，或者利用权力来削弱他们的地位。

面对这样的局面，南京的大臣们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朱由崧，另一派支持潞王朱常淓。史可法等主张立贤的力量坚持认为，选择一个品德高尚的皇帝更为重要，但另一派则认为，按照继承顺位，朱由崧无疑是最佳选择，否则可能引发更大的内乱。

此时，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士英，凤阳总督，通过与福王朱由崧的关系密切，看到这是一个为自己争取“从龙之功”的机会。马士英联合了多个江南的军官，形成了一支支持朱由崧的队伍。通过这些力量的支持，马士英成功推动了朱由崧的登基，并迫使大臣们签署了拥立他的誓文。

最终，朱由崧在众将的拥护下，登上了南京的皇位。然而，这一过程并非全体大臣的统一决策，而是在内部分歧和政治博弈中强行推进的结果。马士英等人通过强力支持福王，成功推动了他登基，但也因此埋下了南京朝廷内部斗争的隐患。正如我们所见，南明朝廷自此陷入了长期的内斗，致使朝政腐败，国家危机不断加深。

如果南明朝廷能够避免这些无休止的内耗，或许历史将会有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