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期间，在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党岭，一位女游客在徒步时出现高原反应。有网友称，该女游客是被她的“搭子”抛弃，路过的游客和当地警方、医务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等接力救援，将女游客运送下山送至医院。有媒体报道称，对于网传的“搭子抛弃队友”一说，该女子母亲表示，她也不清楚全貌，这些事情要看了女儿手机才知道，“我们现在第一时间还是救女儿”。

女游客是不是被搭子抛弃，具体情况尚不明确，但这一事件也引发网友对临时结伴出行权责边界的热议。

公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旅游搭子”是否有法定救助义务？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李泽瑞律师表示，这需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甘风险”条款以及“特殊信赖关系”综合判断。“自甘风险”条款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与高原徒步、野外探险等高危文体活动，若其他参与者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但“自甘风险”并非“免责万能牌”，李泽瑞介绍：

一是行程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无论是否收费，牵头规划路线、召集人员的发起者，因对行程有主导权、路线更熟悉，与参与者形成“特殊信赖关系”，需提前告知风险、核查路线安全，在意外发生时履行报警、联系救援等应急义务；若为AA制隐性获利或明确收费组织者，义务更严格，未履行可能构成侵权 ；

二是先行行为引发的救助义务。若“搭子”因怂恿无高原经验者挑战高危路段、擅自改路线致迷路等行为，使同伴陷入危险，需承担救助义务，漠视不管可能构成不作为侵权；

三是临时照管关系下的义务。若结伴中有未成年人、老人等需照管者及约定协助照顾，或存在夫妻、监护等法定关系，救助义务依法成立，不履行需承担法律责任。

▲民警将高反女游客背下山（图据丹巴警方）

司法实践为“搭子责任”提供了明确指引。2024年，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AA制自助游纠纷中，李某在微信群发布野山“一日游”信息，称路线“强度不高，老少皆宜”，收取每人60元费用却未明确提示野山风险、未规划安全路线。参与者张某在徒步中意外坠落身亡，法院认定李某作为组织者，因长期组织同类活动且对路线风险具备预判能力，却未履行安全警示与保障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最终判决其承担15%的赔偿责任。

另一典型案例中，广东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一名驴友违规进入禁入区域溯溪溺亡，家属起诉21名同行者索赔86万元。法院审理后明确，普通参与者事发后及时采取呼救、报警等措施，已尽到合理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但行程组织者因未核实区域合法性、未制定应急预案，被认定存在过错，需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李泽瑞表示，两案印证核心原则——普通参与者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且尽到合理提醒、报警义务，通常无责；组织者或引发危险者过错更高，责任更重。

而回到党岭雪山事件，20岁女孩出现高原反应，“搭子”离去。据首拨救助者回忆，女孩的男队友曾委托其照看高反的女孩，随后自行继续上行，最终导致女孩独自滞留险境。李泽瑞认为需从多种情况来分析：

从身份层面，若“跑路搭子”是牵头召集、规划路线的组织者，即便未收费，也可能因“路线熟悉”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擅自离开且未报警、联系救援，明显违反义务；若为普通参与者，需结合过错程度进一步判断。

从过错层面，如果女孩当时已呈失温危重状态，“搭子”明知其需专人照管却委托陌生人后擅自离开，未采取任何应急措施，属典型“重大过失”；若女孩不幸身亡，“搭子”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但需结合证据认定；若仅为未及时发现脱离队伍等一般疏忽，责任较轻或免责。

而从场景层面，党岭海拔4700米的徒步路线属“高危场景”，不仅存在信号盲区，而且地形陡峭、天气多变，救援难度极大，“搭子”互助义务显著升级，即便无法定义务，基于临时同伴的合理信赖，也应尽最低限度“外部求助义务”，如寻找信号报警、联系景区救援等，擅自离去已超过道德冷漠范畴，接近法律责任边界。

李泽瑞强调，从法律视角看，“搭子”未必均有法定救助义务，但当身份（如组织者）、行为（如委托照管后弃之不顾）、场景（如高危环境）共同形成“特殊责任”时，漠视危难可能从道德问题升级为法律责任。旅游的意义在探索美好，但“守护同行者安全”始终是前提。随着“搭子文化”升温，法律对临时互助关系的界定将更清晰——它不苛求“无边界救助”，但绝不纵容“有责任却漠视”，毕竟旅途中的风景，远不及危难时伸手相助的法律底线与道德温度。

此外，李泽瑞还提醒，参与高原徒步、野外露营、山地越野等有风险的旅游活动前，需清醒认知自身健康状况与户外经验，不跟风挑战超出能力范围的项目；活动中若发现风险超出预期，应及时止损，而非硬撑；即便因“自甘风险”参与活动，也不意味着需独自承担所有后果——若他人存在故意，如故意误导危险路线等，或重大过失，仍可依法追责。理性看待“自甘风险”，既尊重法律对“自愿参与”的界定，更守住对自身与他人安全的敬畏，才是旅游探索应有的前提。

来源：法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