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娇娇

10月15日下午，“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同主题系列讲座开讲。在广东省博物馆一楼学术报告厅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安东强教授带来以“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体制脉络”为题的首场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安东强的讲述从广东人的“生计密码”切入。他表示，早在秦汉时期，不同于中原百姓以农耕为生，广东滨海人群“向海而生”，这是当地人日常的生活结构和天然的生产方式。后来朝廷发现，海上贸易能带来白银、特产等收益，还能通过收税充实财政；另外，管控好海上贸易，也能减少海盗、走私，稳定海疆。所以，朝廷慢慢把滨海人群的生计纳入管理，变成王朝事业的一部分。由此，广州在海外贸易中的枢纽作用逐渐被朝廷重视起来，滨海人群自发的生计行为也有了制度约束，“广东外贸一千年”登上历史舞台。

安东强表示，自古以来，广州便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座重镇，这离不开其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而且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受台风袭扰的程度很小，航行安全性更高。”他打趣道，“要相信古人的智慧。”

15世纪末，哥伦比亚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大西洋与广东有了贸易上的“双向奔赴”，长久以来作为海上贸易链条的“西洋”（印度洋）被“大西洋”所取代。“古代中国用铜钱，但海上贸易更爱白银，不仅值钱还能当压舱物。”安东强指出，白银是跨洋贸易往来的关键。

随着海上贸易越做越大，“怎么管”成了朝廷的难题。“难的不是管贸易本身，真正让朝廷头疼的，是怎么管好那些来做生意的外国人。古代中国朝廷不排斥外国人，但是华洋杂居是统治者不能接受的，分地而居成为管理办法。”安东强介绍，例如，唐宋时期设有蕃坊专供外来者居住，明代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明代）当时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朝贡接待应酬是笔很大的开销；二是民间海上贸易如果按照宋代办法征税，当地官员很吃力，因而不再按照货物，转而依据船只吃水等征税。这是广东当地官员变通的办法。”安东强进一步解释，海上贸易首先要保证朝廷、地方政府和民间商人三方获利，才能持续运行。

到了清代，康熙时解除“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个海关。“康熙认为开海贸易不仅于民生有益，全国各省都能受益，向富商大贾课税可充闽粤兵饷，减轻内陆省份接济的负担。”安东强说。

乾隆时期则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十三行成为了皇家贸易代理人”，安东强认为，“‘一口通商’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由此，广东形成了以广州为核心、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这深刻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中西贸易格局，也是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