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罕见却极具破坏力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发病时可累及眼睛、大脑、脊髓、肾上腺、胰腺、肾脏，甚至生殖系统等多个器官，引发良性或恶性肿瘤。

由于起病早、症状隐匿，许多患者初次就诊时常被误诊：有人因视力模糊前往眼科，结果查出视网膜血管母细胞瘤；有人因剧烈头痛求助神经外科，才发现脑部肿瘤；还有人因腹部不适走进泌尿科，最终确诊为肾上腺或肾脏病变……若缺乏对疾病整体性的认识，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诊疗方式，患者可能错失早期干预的关键窗口，最终陷入反复手术、多器官功能受损，甚至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的困境。

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一种名为VHL综合征的罕见遗传病。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国家罕见病诊疗体系的不断完善，VHL综合征正逐渐从医学边缘走入临床关注的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大媒体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与多位VHL领域的顶尖专家，围绕“不止罕见”这一议题，就疾病认知、筛查策略、多学科管理及最新治疗进展等内容展开了深度探讨与交流。

缺医少药，VHL综合征诊疗困境待破

资料显示，VHL综合征（von Hippel–Lindau综合征，又称希佩尔-林道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多器官肿瘤综合征，其名称源自德国眼科医生Eugen von Hippel和瑞典病理学家Arvid Lindau，以纪念两位学者对该病的早期发现与系统描述。

从国际文献所披露的数据来看，VHL综合征的发病率并不高，大约在1/36,000至1/91,000这个区间。虽然我国目前尚无官方流行病学数据，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推算，VHL综合征患者总数并不罕见。

2023年9月，综合考虑疾病的罕见性、严重性、可诊可治性及社会关注度等因素，VHL综合征被正式列入我国第二批罕见病目录（国卫医政发〔2023〕26号）。

其典型特征为多器官肿瘤发病，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肾脏、胰腺等重要器官，导致血管母细胞瘤、肾细胞癌等严重病变。更令人揪心的是，该病具有50%的遗传概率——也就是说，每位患者的子女从出生起就有近一半的可能携带致病基因，未来或将走上与父辈相似的疾病之路。这种“代际传递”的阴影，不仅加重了家庭的心理与经济负担，也使得早筛、早诊、规范管理和遗传咨询变得尤为迫切。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疾病——在20年前，当发达国家的年轻住院医师已能迅速识别并脱口说出“VHL综合征”时，国内却有超过90%的医务人员对其知之甚少，甚至闻所未闻。这种巨大的认知差距，不仅反映了当时罕见病诊疗意识的薄弱，也埋下了长期误诊、漏诊和治疗延误的隐患。

而这一差距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VHL综合征等罕见病患者至今仍在面对多重现实困境。

首先，是“缺医”。能够系统识别、诊断并管理VHL的多学科专业团队极为有限，大量基层医生缺乏相关知识，亟需通过持续的科普宣教和专业培训提升整体诊疗能力；其次，是“少药”。由于患者群体小、研发成本高、市场回报低，药企对罕见病药物投入意愿不足，导致针对性治疗选择长期稀缺；再者，由于“经济压力大”，许多VHL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手术，若叠加昂贵的靶向药物费用，极易导致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迫切需要完善医保覆盖、专项救助及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

从“无人识病”到“有医可寻、有药可用、有保可依”，每一步都关乎一个家庭的命运，也考验着整个社会对罕见病群体的温度与担当。

数十位专家深度参与，新版共识即将发布

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VHL诊疗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已然成为临床专家们义不容辞的共同使命。值得着重提及的是，2018年，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龚侃教授牵头编写的《中国von Hippel–Lindau病诊治专家共识》应时而生，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长期缺失统一诊疗标准的空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龚侃教授

这份共识的落地，并非仅仅依靠医学层面的专业判断，无数患者及其家庭的真实经历与坚定信念，同样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在临床诊治的漫漫征途中，龚侃教授就遇到过这样两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患者。

有一位患者，在怀孕5个月时，因担忧胎儿携带致病基因的风险，再加上家庭突遭变故，陷入无助与迷茫，四处求助。然而当时，国内尚无相关的产前诊断技术。面对这一困境，龚侃教授团队没有退缩，而是联合多领域专家展开攻关。经过不懈努力，成功建立了国内首个VHL综合征产前诊断体系。并且，至今他们仍与北医三院乔杰院士团队紧密合作，积极探索第三代试管等前沿技术，为优生优育提供更多保障。

还有一位来自海南的年轻患者，他与网恋女友相知相恋，感情深厚。女友为了陪伴他，毅然放弃外地教师的工作，在他患病期间不离不弃，悉心照料。龚侃教授被他们二人的深情所打动，自费前往三亚担任他们的证婚人，并如实告知了疾病可能存在的风险。即便如此，女方依旧坚定地选择与他相守。后来，患者因肾癌转移不幸去世，但他的妻子始终坚守着当初的承诺。

这些故事让医务工作者深切体会到患者的困境与坚守，更成为推动相关诊疗技术研发、持续助力罕见病患者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随着医学科技和诊断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内外在VHL综合征的基础研究、基因检测、靶向治疗等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先进技术要真正惠及患者，关键在于它能否转化为规范、可及的临床实践。遗憾的是，目前这一转化过程仍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在基层，许多医生对VHL认知有限，诊疗行为缺乏统一标准，导致患者常因误诊或漏诊而错失最佳干预时机。

正因如此，龚侃教授团队深知，专家共识也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打通从“指南”到“床边”的路径，亟需建立一套标准化、可推广、普适性强的诊疗流程（SOP），并依托多学科协作与高质量临床研究，持续积累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为指南的动态更新与优化提供坚实支撑。

基于这一目标，龚侃教授团队于2023–2024年牵头组织全国数十位来自遗传、眼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内分泌、影像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历时半年多反复打磨，完成新版《VHL综合征中国专家共识》的修订工作。

目前共识已定稿排版，预计将于2025年12月底在《中华医学杂志》正式发表，为VHL诊疗领域带来新的指引与规范。

MDT协作、精准施治...VHL诊疗迈入新阶段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内MDT

据介绍，得益于七八年间疾病诊疗领域的突飞猛进，新版专家共识相较于2018年版，在多个关键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进展。

在诊断环节，引入了二代测序等前沿新技术，实现了无创、快捷且精准的诊断；基因检测方面，不仅能够预测发病风险，还成功建立了AI精准诊疗模型；手术领域，微创射频消融技术得以应用；药物研发更是成果丰硕，如贝组替凡已投入使用，国内外仍有多款以 HIF-2α 等通路为靶点的创新药物处于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其中龚侃教授团队牵头了其中3种药物的研发工作。这些新进展无疑将为医患双方提供更多切实有效的帮助。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靖程医生

该团队另一位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靖程医生也详细介绍道，与旧版相比，本次新版《VHL综合征中国专家共识》实现了两大核心升级。

其一，是系统化诊疗理念的全面强化。当前，国内外权威共识，包括美国、丹麦的指南以及即将发布的中国新版共识，都明确且坚定地强调：VHL综合征的管理必须依托多学科协作（MDT），并且要贯穿患者从疾病发现到生命终结的全生命周期。这一转变彻底告别了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模式，转而以整体视角统筹筛查、监测、手术、药物及心理支持，真正实现“早发现、少损伤、保功能、提生活质量”的目标。

其二，VHL综合征的治疗手段也迎来了重要突破。随着对VHL - HIF信号通路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靶向HIF - 2α的抑制剂（如贝组替凡）作为首个获批的系统性治疗药物，已经显著改变了疾病的管理格局，这标志着VHL正式迈入了精准治疗时代，患者不再仅仅依赖反复的手术来应对疾病。

2024年11月，贝组替凡获批上市，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获批用于VHL综合征的系统性药物。据周医生介绍，该药物在国内获批近一年来，其所在中心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重要牵头医院之一，已为近百例VHL患者提供治疗，处于国内前列、国际前沿。

随访数据显示，大多数患者肿瘤生长得到控制，部分病灶明显缩小，对视网膜血管母细胞瘤相关囊性病变和胰腺囊肿等也显示出一定疗效。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副作用可控，患者耐受性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国际LITESPARK-004研究和中国主导的LITESPARK-015研究，CSCO指南已将贝组替凡的推荐等级从III级提升至II级。这一升级标志着贝组替凡正从“可尝试用药”迈向接近标准治疗的重要选择。

在采访过程中，周靖程医生还分享了一例福建VHL患者家庭的对比故事：父亲因早年缺乏规范诊疗，反复接受开颅、肾部分切除等手术，生活质量严重受损；而其携带相同致病基因的儿子，在规范化管理和新药干预下，肿瘤得到有效控制，顺利结婚就业，成功避免重蹈覆辙。“切断代际绝望、守护家庭希望”，正是现代医学超越疾病本身的价值所在。

多位专家指出，VHL诊疗已正在逐步向可长期管理的慢性病状态转变。随着基因检测普及和靶向药物可及，患者不再孤军奋战。坚持科学、规范随访，与医生建立长期信任的伙伴关系，不仅能有效控制病情，更有机会拥抱充实而有希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