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开创了理学与宋代书院德育思想一体化的新阶段。他的仕途生涯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书院讲学生涯——每次担任官职，周敦颐都会建立或修复书院，并进行讲学。他的离世后，凡是他曾参与建设或讲学的书院，都以他自号濂溪命名或取其中的一个字作为书院的名字。 周敦颐的自号是濂溪，在他担任分宁主簿时，他曾创建了一所书院，后人为了纪念他，便将这所书院命名为景濂书院。他在萍乡县任职时，也将县学改为书院，后人为了纪念他，便称之为宗濂书院。

周敦颐的学术成就集中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两部著作上。后人评价道，《太极图说》和《通书》构成了宋代理学的基本框架。自孔子和孟子以来，汉儒有了传承经典的学问，但直到程颐、程颢等人的出现，儒学才再度焕发光彩。周敦颐的学说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学术突破被认为是对心性义理的深刻阐发。 宋代书院的德育思想对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体现在宋代初期，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北宋儒家学者的努力下，南宋时期，朱熹、张栻和吕祖谦等学者的出现，推动了书院德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朱熹创建了朱学这一理学分支，张栻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吕祖谦则创立了婺学。这三位杰出的儒家学者通过自己主持的书院，推动了宋代书院德育思想的发展，并形成了各自书院的独特特色。期间，朱熹主持了白鹿洞书院，张栻主持了岳麓书院，而吕祖谦则主办了丽泽书院。 朱熹在十九岁时便考中了进士，随后他在多个地方任职，大多数时间都在江西、浙江等地担任中下级文官。在这期间，他修建新书院、修复旧书院、并为书院制定学规章程。据统计，所有与朱熹相关的书院总数达到了六十七所。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任职期间，不仅参访过白鹿洞书院的旧址，还亲自参与了书院的修复和扩建，甚至利用自己的地方官职为书院的建设提供支持。后人评价朱熹的学术成就，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自己提出的理，并且这一思想在推动书院德育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 朱熹曾用一把椅子来比喻他所提出的理：椅子有四只脚，每一只脚都很重要，缺少其中一只脚，椅子便失去了理。这种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理的内涵与重要性。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的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这并未影响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格物致知学说，而张栻则继承并发展了程颢的心即是理观点。吕祖谦在治学过程中强调经史并重，朱熹在书院讲学时发现，部分学生沿用吕祖谦的治学方法时，他会提出批评。然而，尽管存在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与吕祖谦保持了超过十年的深厚友谊，双方通过书信交流了上百封。 在学术和德育的推动上，朱熹与吕祖谦的友谊无疑对宋代书院德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朱熹曾多次为已经去世的张栻和吕祖谦作祭文，表达自己对两位朋友的深切悼念。张栻去世后，朱熹写诗文表达哀伤，甚至亲自到张栻的墓前扫墓。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在祭文中高度评价吕祖谦的品德和才学。 宋代的开国皇帝确立了一条重要的国策，即文官和士大夫共同治理国家。这使得文人的地位空前提升，也导致了文官、士大夫和读书人之间因学术观点争执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利益斗争，史书中对此有诸多记载。

然而，东南三贤之间的友谊为这种争斗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对抗。三位杰出的儒家学者不仅是学术的楷模，也是道德的榜样。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不仅反击了文人之间的互相轻视，也为后人树立了友谊与学术并重的典范。 张栻出生于名门世家，二十八岁时拜胡宏为师。胡宏非常赏识张栻的才华，并表示：圣门有人，吾道幸也。在胡宏的指导下，张栻深入研读经典，并最终在岳麓书院创立了湖湘学派，成为朱学和婺学的重要补充。朱熹曾这样评价张栻：使敬夫而不死……他的学术成就深受后人推崇，特别是在学术争论中，朱熹提到过东莱、象山、南轩几位学者受益于张栻的学说。 张栻为官时，每到一地都大力支持书院文化的发展。在仕途结束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书院事业中。宋孝宗乾道年间，张栻开始主持岳麓书院。他首先明确了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提出书院教育的重点不应局限于功利性的科举，而应侧重于传承儒家道义，讲究义与利的平衡，避免教育过度功利化。 张栻的这些主张对于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岳麓书院成为了学者们争相求学的圣地。朱熹曾带领百余名弟子到岳麓书院与张栻进行学术交流，二人长达两个多月的讨论，甚至有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张栻在岳麓书院及其他书院的学术活动中，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张栻除了在道德上的贡献外，他对湖湘学派书院德育的推动也具有重大影响。岳麓书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学者，如胡大时、游九功、游九言等人，他们在推动和创新宋代书院德育思想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