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入江南，此刻在上海，桃李正争先吐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地段，高楼环立，一切都在按分钟计算效率，只有大自然依旧用它不紧不慢的语言宣告一种亘古不变的节律。

从去年岁末开始，位于上海豫园东北侧的古城公园拆除围栏并24小时全域开放。倘若一个明朝的上海人穿越到此地，会惊讶于抬头所见四周的一切都已巨变。但，还有一些不变——

今天的古城公园里，保留了一小段城墙和护城河。这就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农历十月动工，十二月竣工，仅用三个月便完成的上海城墙和护城河的遗迹了。

这个春日，人们走出办公室和居所，到城墙遗址来休闲漫步、喝咖啡、拍照打卡、欣赏花朵倒影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也走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上。从兴到废，在倭乱中曾紧紧护住上海一方平安的城墙和护城河，早就在时光中化成了环绕老城厢区域的环形道路，承载着奔驰的车辆驶向未来。

它们的出现，见证了上海从江南小县到防御重镇的崛起。它们的消失，见证了传统水乡到近代都市的转型。如今，对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和部分重建，又见证了上海在城市更新中对来路的珍视与传承。

金涛 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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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无城墙和护城河。

今上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确立郡县制，上海地区出现县级行政建置。唐天宝十载（751年），析嘉兴东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代，松江府辖有华亭、娄、上海、青浦、金山、奉贤、南汇等7县和川沙厅。吴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九（1218年1月7日）设嘉定县，后又析出宝山县。长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907年左右）置崇明镇，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为崇明县。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建上海镇，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分设上海县，辖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东西两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乡，为松江府属县。

上海设县后，长达262年间未筑城墙。当时居民“以海为业，习于自由出入，耕织为主，素习武艺，且库藏空虚，暂无筑城需求”。但在明朝，倭患频繁，1553年倭寇竟连续五次焚掠上海，“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

东南望族、老上海士绅顾从礼（以善书法被荐，授中书舍人，后官至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以81岁高龄葬日晖港北大仓［今打浦桥地区］）上奏朝廷：“今编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万余……货物尤多，而县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要求朝廷“转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哀苦”，迅速“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

松江知府方廉在奏议得允后，下令征集捐赋，勘定基址，趁倭寇暂退之际赶筑城墙。人们竞相资助，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县学博士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家财助役；贡生张津不仅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尽瘁，遂病不起”；民众则踊跃担土运石。顾从礼亲自捐粟4000石助筑小南门。这年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筑城仅一月，倭寇又来犯，按察佥事董邦政以微弱兵力撄城固守，县城得以保全。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围城十七日，因有城垣之故，终未得逞，从此不敢再犯。（《上海南市区志·老城厢城墙篇》）

历史档案照片中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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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第一座城墙系泥土版筑，城墙周长约9里（约4.5公里），高2.4丈（约7.5米），为土筑版筑城墙，设六座主城门，另有三座水门贯通城内水系。同期开挖的护城河（城濠）环绕城墙一周，长1600余丈（约5.3公里），宽6丈（约18.9米），深1.7丈（约5.3米），“外通潮汐，周围回潆”，形成“城—濠—水网”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

护城河不仅仅用于防御，也保障城内水运与灌溉，与城内肇嘉浜、方浜等河道连通。资料显示，当时的护城河通过水门调控水流，可根据潮汐调节水位，战时可关闭水门形成“水障”，平时则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与消防水源，是名副其实的活水。后续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上海官方又增小南门水门引黄浦江水通薛家浜，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多次疏浚护城河，加固堤岸，保障城内水系畅通，同时维护其防御功能。

这种“护城河+城墙”的设计，是江南水乡城市防御的典型范例，但时移世易，进入晚清，当见证西方船坚炮利对城墙的毁灭性摧毁后，这一传统防御能力便宣告失效。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式、通商方式、出行方式的改变，老城墙和护城河曾经的“固若金汤”反而成为制约老城厢融入现代化发展的桎梏。“城内生活污水、垃圾排入河道，蚊虫滋生、传播疾病，加之肇嘉浜、方浜等支流淤塞，导致护城河水流不畅，通航能力下降；护城河上的吊桥与城门限制了城市交通，尤其与租界连通后，华界与租界间的交通拥堵状况愈发突出。”

古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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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平书（1854—1927，高桥镇［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招商局及江苏铁路局董事、江南制造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等）为首的上海地区的开明士绅，敏锐察觉到“租界日盛，南市日衰”背后是“水乡舟行”到“马路车行”的城市发展“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面对城北近代大都市雏形崛起带来的倒逼压力时，老城厢在应对时代挑战前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县绅姚文栅等也以“拆去城垣，环筑马路”上书上海道台。

所有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老城厢内的保守势力，通过组织“城垣保存会”，并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抵触“拆城筑路”的计划。几经折中、反弹和拉扯后，事情终于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此事并再次呼吁“拆城筑路今日时机已至”，他们渴望推动上海从传统江南县城到近代国际都市的诉求时不我待，“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1912年7月31日，上海县城正式启动拆城填濠工程，由李平书主持，在大境阁设立“城壕事务所”，统筹拆城、填濠、筑路事宜。

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华路。拆下的城墙砖石直接填入护城河，护城河被填没为路，同时铺设地下阴沟（下水道），完成排污纳管的现代化改造。老城厢的空间形态随之而变，传统的“河街共生”格局被“路街一体”取代。原护城河沿岸的民居、商铺被拆除，道路拓宽，新式建筑涌现。守护上海三百余年的城墙和护城河隐入现代化道路，从防御体系到环形城市交通骨架，用另一种方式参与上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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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填没后的90年时光里，老城厢内传统的河滨邻里格局被打破、传统江南宗族聚集形态也被重新划分，新式商铺、同乡会、商业会所的涌入，让不同阶层、群体的居住与交往成为可能。

如今保存在古城公园里的“72家房客灶间”，不仅展示了过去老城厢居民的生活空间，也展示了五湖四海的人们是如何走出乡土，在上海交融、合作、共享，并一起推动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转型的。

2002年，在动员了老城厢内4100多户居民和100多家单位搬走后，古城公园建成，园内保留了拆墙运动时留下的部分城墙遗址及护城河遗迹。

2003年，老城厢被正式纳入上海市中心城区的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并同步编制《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人民路、中华路沿线及护城河原址纳入保护范围，显示了上海正在越来越重视平衡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

消失的城濠，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血脉，成为理解上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关键线索。上海的城市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兴废与传承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