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位从安徽来沪的朋友问我，上海为什么没有安徽路？

听老一辈人说起，上海市内的原先有过一条安徽路，位于现在的肇周路，原名蓝维蔼路。后来，蓝维蔼路的北段改称宁夏路，南段就叫安徽路，抗战胜利后，并入西藏南路。当年撤销的宁夏路路名，用到了后来的普陀区。安徽路不存在了。

上海滩用安徽元素命名的老马路倒有多条：合肥路、安庆路、芜湖路、宁国路、凤阳路，以及1980年代新辟的黄山路。还有一条徽宁路，位于原南市区西部，1912年填徽宁浜修筑而成，因徽宁会馆得名。历史上各地商人汇聚于此，徽商活跃促使了会馆的产生，这条路承载着在沪徽州人，尤其是休宁人的集体记忆。

诗情画意齐云山。中新社图。

明清时期，上海是徽商重镇，休宁人贡献卓著。一代又一代休宁人在上海滩留下了深深的真情屐痕。这些闯荡上海的休宁人，不仅让自己留名青史，也深刻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商业与文化气质。

休宁人程嘉燧（1565年－1643年），明代书画家、诗人，精音律，工山水花卉，早年科举失利，26岁起侨居嘉定（今属上海），与唐时升、娄坚并称“练川三老”，与李流芳等合称“嘉定四先生”。山水画师法倪瓒、黄公望，笔墨枯淡，意境萧索，被视为新安画派先驱。他主张作诗“先立人格，再立诗格”，反对模拟剽窃之风。晚年受钱谦益邀请，居虞山拂水庄耦耕堂，77岁返乡休宁。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传世画作分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作为侨居上海的早期休宁文化人代表，程嘉燧开启了休宁文脉与上海文化交融的先声。

出生于休宁城北海阳镇书香门第的汪宽也（1866年－1924年），少时离乡，赴上海叔祖汪厚庄开设的祥泰布店当学徒。临行前，其父郑重问：“义利之辨，为商如何？”汪宽也答道：“利损可再有，义失不再来。我虽不再读书，但书中的道理断断不敢忘记！”学徒期间，他谨慎谦恭，恪尽职守，很快得到器重。

汪宽也主持布庄商务后，打造出“祥泰牌”毛蓝布，制定严格技术标准，在上海近郊川沙、南汇、青浦设立专为“祥泰”服务的庄口，以远高于市场的基价收购达标布匹，并以极低利息为织户提供贷款。他自建染坊，从休宁聘请名染匠精染，使布匹质量超过“阴丹士林”布，产品行销全国并出口法国及东南亚，祥泰布庄跃居全国同业之冠。此后他又创办聚生钱庄、祥生钱庄、振大典当铺等机构，聚拢资本支持民族实业。初见荣宗敬，汪就认为他不是等闲之辈，成为他的天使投资人。荣宗敬获此资助，终成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汪宽也多次担任上海布业公所总董，为“发展农业，土布免税”奔走呼号，终使免税成功，被布业同行视为生意场上的“守护神”。1924年春，汪宽也因身体有恙携眷返回休宁，在北街筑起“志耕堂”后落叶归根。1925年上海布业公所及全体同业为他铸造纪念铜像，立于豫园湖心亭东侧，以纪念徽商中的“布业大王”。

休宁籍油画家吴恒勤（1900年－1995年），早年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获吴法鼎奖学金，1925年赴法留学六年。1930年冬归国，任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主任兼教授。曾与汪亚尘合编《世界名画选集》及《绘画辞典》，其中《世界名画选集》版本于1937年在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遭日军飞机轰炸焚毁。吴恒勤深受印象主义影响，代表作《西湖》《残柳》等以油画表现江南风景。1929年4月，他与刘海粟等同游巴黎圣母院，刘海粟在《申报》发表的《欧洲游通信（五）》中记载此事，成为目前最早关于巴黎圣母院的中文报刊记录。

上海滩被称为“焰火大王”的李文俊（1893年－1983年）是休宁屯溪黎阳人。幼年随父学习纸扎工艺，后继承父业开设“来富纸扎店”。1923年在屯溪观音山制作六十余根立柱的焰火架，首次采用红绿火架配彩色烟花，制成十余丈长的腾飞双龙彩灯。1929年为杭州万国博览会制作五十架焰火，燃放时吸引十万中外观众。1944年到上海新世界、半淞园、黄家花园等地制作焰火，继而进入上海大世界，以“焰火大王李文俊”招徕观众。

休宁“福满状元楼”舞龙活动。胡宏坤 摄

张颂贤（1817年－1892年），是祖籍休宁的南浔巨富。鸦片战争后，他在上海、南浔开设张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出口贸易，成为“南浔四象”之一。太平天国时期低价收购盐引票，战后垄断浙西及苏南食盐运销，至光绪年间资产规模位列“四象”第二位。他的成功见证了休宁商人在上海开埠后的商业版图扩张。

历史学家汪熙（1920年－2016年）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1947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48年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美关系史研究，担任上海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政协常委。主持编纂《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晚年仍坚持学术工作至逝世。

还有孙起孟（1911年－2010年），1936年受黄炎培之邀加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从而开始职业教育生涯。1946年，他担任首任校长的上海市比乐中学，校名源自爱国教育家马相伯于1930年为中华职教社礼堂所题“比乐堂”，取义《易经》“比乐师忧”。

汪菊渊（1913年－1996年），原籍休宁，出生于上海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他是中国风景园林学界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为新中国园林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与我结为忘年交的已故吴象老人（1922年－2021年），休宁人，出生上海，曾任《山西日报》总编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对我说，教育家陶行知，祖籍虽在歙县，但他7岁在休宁万安读书，一直读到14岁，基础扎实。后在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推行教育，休宁文脉与上海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横江 。图源“中新皖事”公众号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汪吴朱夏何”是休宁五大姓。

沪上寿祥里老房子的户籍册里，清清楚楚记载着：1934年1月，父亲从“休宁城内北街朱紫巷11号”来到上海陕西南路287弄步高里57号，直到1955年9月迁居寿祥里。“朱衣紫绶”——朱紫巷这个名字，意味很明白，那是休宁城里一条寻常却又古意盎然的小巷。

小时候我只晓得父亲是遗腹子。1948年，祖母弥留之际，他从基隆赶回大陆。“台湾回来”这顶帽子，从此压在他头上。1974年盛夏，他含冤离世。那一年，我也正好11岁——和父亲当年离开休宁来上海的年纪一样。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令人唏嘘，一个11岁的离别，一个11岁的永别，命运用同样的数字完成了某种残酷的呼应。

父亲遇文，是他当年来沪后自己改用的新名字，一直用到户口簿上敲下蓝框的“死亡”二字。我知道，他是不想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却又想在这座城市活出一个新的自己。直到我20岁生日那天，当年为父亲母亲做媒的孔敏中先生来我家，他告诉我，他曾请我父亲在距步高里不远的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帮过忙做过事，有几次还随他开车同去山阴路接鲁迅到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开会。我恍然大悟，父亲说起过他与一位姓李的作家是邻居，巴金姓李，巴老曾在步高里52号住过，父亲住在57号。

现我已年届花甲。今年5月2日下午，我驱车直抵徽州。一路上，感觉像是回到了幼时父亲搀我抱我一路游玩的时光。而今，就在这个月圆之夜，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引领着我，来到他11岁那年离开后再没重返的祖宅。

朱紫巷没几户人家，静谧于巷口的小吴饭庄背后，如此静谧，一如“休宁”二字——梦里梦外，我来过了。

我丝毫不存在“近乡情怯”的情结。人生屐痕，原就不疾不徐。这样一个假日，一家人远离尘嚣，避开市肆簇拥，访旧念亲。而如果健在也已百又零四岁的老父亲，其实也未远去，只是离开。

站在朱紫巷口，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那些从休宁走出的前辈，无论是汪宽也、吴恒勤，还是我的父亲，他们的人生路径各不相同，但骨子里都流淌着同一种东西，率水河畔的琅琅书声，白岳山间的晨钟暮鼓，还有“徽骆驼”忍辱负重的坚韧，那是一个千年文脉之地赋予每个子孙的精神底色。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上海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共同书写着休宁人在上海的百年传奇。

我出生上海，祖籍休宁。休宁是我的来处，是我永远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