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说有一种难得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既来自他的小说语言的家常化和故事的日常化，也来自他的小说人物的普通化和生活的世俗化，当然，更是来自他的小说所给予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善意和温暖。看他的那些被人称道的小说的感觉，如果用他在小说《受戒》里所引用的一副“万年红”的对联来说，就是“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

汪曾祺的小说的语言虽然俭省，但并不生硬，用的都是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闲言碎语，给人一种如话家常的感觉。当然，有时汪曾祺也会露出“马脚”，像《异秉》中说酱园的食客张汉长得像“伏尔泰”，就有点“穿帮”，让人忽然从苏北小镇跳到了法兰西，不过还好这样让人“出戏”的语言并不多。而他就用这样的闲言碎语讲着那些动人的故事，他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没有过多的感慨，也没有过多的伤感。因为他讲的故事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大多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小事。但他讲的那些不离百姓生活日用的小事，却折射出人们的生活的习惯，艰辛和坦然。《异秉》中写卖熏烧的老板王二的发家史，写卖烟的师傅的刨烟，写药店的人每日的劳作，《受戒》里讲和尚放焰口，偷鸡贼用铜蜻蜓偷鸡等，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岁寒三友》里的绒线店的王瘦吾女儿因为家穷买不起白球鞋不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妈妈为了满足女儿的愿望，连夜做了双白鞋面运动鞋的情节，不由得让人感觉既心酸又温馨，可这岂不正是普通人从来都不容易的日常生活的写真？

与这些日常小事相关的是，汪曾祺的小说人物也都是很普通的小人物，这些人虽然形形色色，有赶车的车夫、药店的伙计、小庙的和尚、唱戏的艺人，或者如《岁寒三友》里的开绒线店、炮仗店和画画的三个穷朋友，也都是些“说上不上，说下不下”的人。这些人虽然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他们与我们似乎没有距离，似乎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给人以油然而生的亲切感。而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又可以看出这些小人物的人情之美。《塞下人物记》中助人为乐不求回报的赶车人陈银娃，为了不让火车出事故而拼命搬运堵住铁轨的杉篙的搬运工王大力，还有他脱力去世后那些每月凑钱帮助他的媳妇和孩子的同伴等，都是这样的具有美好品性的普通人。《岁寒三友》里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三个人自己的日子过得时好时坏，可热心公益事业，总是在需要时捐款助力，而靳彝甫在王瘦吾和陶虎臣落难时毅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田黄石卖掉，以接济两个老友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动。

当然，这些人物有的也有一些传奇色彩。但汪曾祺却又时刻注意不让这些人的传奇性影响人的真实性和普通性，总是一边在讲述其传奇性，同时又在解构，让他们真实地生活在生活中。

汪曾祺小说还有个特点，那就是他喜欢在小说里顺口提到很多事关生活的世俗的“知识”。他在写人叙事时，并不直奔主题，而是枝枝蔓蔓，把各种相关的中国人的生活知识信手拈来，随意编织在小说中，让人感到琳琅满目。像《受戒》中，讲到明海从小就定了要出家时，就随口说到有的地方出骟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还有的地方出箍桶和弹棉花的人，以及画匠等。还有《岁寒三友》里讲到做花炮的王瘦吾做绳子和草帽的知识，乡村画师靳彝甫的各种画画的知识，还有陶虎臣放烟火的知识等，甚至《大淖记事》里的打锡器的知识，汪曾祺侃侃而谈，涉笔成趣。他在小说里带出来的这些世俗的知识，都是“在情在理”的，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智慧，从中也让人感到汪曾祺对世事的洞明，对国人文化的深刻的把握。

汪曾祺说，自己的小说都是“小品”，他也只能写些“小品”。“小品”是个佛学用语，指的是佛经的简写本，但是，这简略的小品却是去芜存菁之作，所存留的经书的精华和妙义所在，也就是佛家所说的“一滴水中有八万四千虫”，也是所谓的，“一叶一菩提，一花一世界”，从中窥见的是人生的真相。而且，他的小说虽然写的是俗世的人和俗世的事，可却给人一种“小而雅”的感觉。

这些年汪曾祺的小说忽然“热”了起来，有一个原因或是人们对人与人关系越来越局促的伤感，对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没有闲暇放松感到的疲惫所致。汪曾祺的小说就像是“晚饭后”给人讲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不是什么历史风云的变迁之类的宏大叙事，而是似乎曾经发生在我们的亲人之间，或正在发生于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小事。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让人在劳作了一天后，得以在这片刻的余暇中得到愉快和温馨的安慰。他的《晚饭后的故事》这篇小说里，讲述的戏曲演员郭庆春和青梅竹马的恋人许招弟在大时代变动下命运的变迁，这里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扶持的温暖的情感，这些都让人感到温馨，感动和愉悦。而汪曾祺的小说也因此构建了一个我们中国人所熟悉和向往的有情有义的世界。

虽然既短暂又漫长的人生有时难免给人以“寂寞”甚至“荒凉”之感，可是人们却不乏彼此之间相互渴望和给予的“温暖”。也许，正是这从人性深处所迸发出来的善良和爱意，才是汪曾祺的小说吸引人的原因吧。（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