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古蜀：三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古蜀文化魅力

当代艺术展览中，“沉浸式”已成一个关键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朱恬骅表示，在沉浸式不断敞开其自身技术和商业上的可能性之时，或许人们也需要重新思考这种沉浸的意义，方能在一个又一个“没有地图、没有边界的美术馆”中不致迷失方向。

如今，各类沉浸式艺术展览层出不穷，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流行选项。朱恬骅观察发现，在这些展览中，人们可以遇见一类“原生”的沉浸式艺术。在原生性的沉浸式艺术中，人们常能看到各种高精尖的技术手段登场。随着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逐渐走向广泛应用，有越来越多的沉浸式艺术开始在虚拟空间中寻找别样的沉浸感。当然，技术含量并非此类作品的本质要求。如草间弥生的《无限镜屋》可谓利用了一种“低技术”的方式：在黑暗空间中悬挂各色灯光，经过相对镜子的相互反射，营造沉浸其中之感。个中寓意，颇似古人所言“燃一炬以照之，互影光交”。

另一方面，《不朽的梵高》《敦煌奇境》等展览，则标志了一类“衍生”的沉浸式艺术。它们所呈现的是早已流传于世的艺术杰作，而在今天借助数字技术被转移到新媒介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大放异彩的那幅“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大型电子多媒体版），可谓在国内开创了此类作品的先河，其所涉及的若干技术突破，也是其魅力所在之一。

朱恬骅认为，在衍生性的沉浸式艺术中，技术的先进与完备，本身往往就构成人们关注的重点。复杂的技术手段带来酷炫的感官刺激，全方位、多角度的体感交互也是其中当仁不让的主角。同时，伴随着媒介的转移，经典作品也可能被改头换面。赋予画作中的人物以动作，为原作背景添加上光影的变化，截取、放大各种细节并与当代的文化形象乃至观众图像并置等，都会让原本静态、恒定的画作化为观众眼中一系列变幻莫测的瞬间。

“不过，这一媒介在转移和再创作中可能蕴含着一种危险。”朱恬骅强调，例如，画作中的某个细部可以脱离整体，寓言故事中的某个角色摇身一变成了别人的肖像，进而成为广告的素材。在诸多商业机构主导下的衍生性沉浸式艺术中，还能发现一种为追求利润点、制造“网红爆款”而进行的改编与挪用。

朱恬骅说，有学者指出，对艺术作品的信息化，破坏了作品的“静谧冷凝”：一幅画不仅仅是它的图像，也包括其颜料堆积的厚度，这些必须转换视角才能看出的笔触，提供了有关画家如何创作出这幅画最平直朴素的叙述，从而使人能从中追溯挥毫泼墨的情景，进而与图像背后的艺术家心意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颇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越来越多的展览走向“沉浸式”，“沉浸式”这一修饰语也出现在其他文化活动之前：此时，“沉浸式”更多表示了一种并不“真实”的状态——在视频网站上体验“沉浸式参观”并不是真的参观，在商场里体验热带雨林“沉浸式主题”也终究不是造访热带雨林。归根结底来说，这部分的“沉浸式”，可以提供的无外乎所谓的“替代性体验”，它们或许可以满足某一部分对艺术、对异域风情的渴望与想象，却并不能代替人与名副其实的作品或远方的真正相逢，实现它们对人的感化与影响。

“沉浸式艺术的关键，在于做出选择：是‘沉浸’优先于‘艺术’，还是‘沉浸’服务于‘艺术’。”朱恬骅表示，在沉浸式艺术从衍生走向原生、从改编走向原作的过程中，观众同样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海科技馆的一项调查显示，互动式的装置特别能够吸引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但在与装置互动之后，是否能够达成策划者预期的目的，完成情感的激发和知识的传达，仍值得怀疑。

“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式艺术展览向观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向人们展示的终究不过是可见（可听、可感）的感官刺激，却需要人们超越图像和声音的排列组合，走向原作，走向艺术意义赋予。最终，观众同艺术家，乃至共同参观的他人，达成穿越时空的相互理解，而这也是‘艺术’的一种应有之义。”朱恬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