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在儒学史上有两位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被尊为“至圣”的孔子和“亚圣”孟子。尽管孔子与孟子相隔百年，然而后世却将二者联系起来，称他们的学说为“孔孟之道”，来代指儒学。

与孔子不同，孟子生活的时代已是战国中期。其时，周天子已彻底失去了权威，诸侯之间连年战争，社会板荡，民不聊生。而思想界却异常活跃，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形成。孟子生活的邹，地接鲁国，自然更易受到儒学的影响。孟子受业于孔子的裔孙子思之门人，接受了儒家思想。他私淑（“私淑”指未能亲自受业但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孔子，对孔子十分推崇，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将孔子尊为“圣之时者”。其一生以维护和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他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对于当时盛行的“杨墨”之说进行了激烈批判。他继承发展了孔子学说，影响深远。纵观孟子一生，他和孔子的生命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早年求学，后周游列国，以求用世，但以失败告终。晚年退而著述，与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众所周知，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其中便有“孟氏之儒”。战国时期，孔子后学出现分化，这种分化乃是儒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质是儒家学说的发展与深化。不过在战国时代，“唯孟子、荀卿守其所习”，成为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但是，中唐以前，孟子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官方也一直以“周孔”或“孔颜”并称来代表儒学正宗。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唐宋之际新儒学兴起，经过韩愈、二程尤其是朱熹的表彰，孟子的地位也愈益提升，《孟子》由子书升格为“经”，孟子也先后被宋元官方追封为“邹国公”，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这便是学者艳称的“孟子升格运动”。随着孟子的升格，“孔孟”合称也代替“周孔”、“孔颜”的说法，成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此时，“孔—曾—思—孟”的儒家道统谱系也得以确立，此后数百年，“孔孟”成为儒家的正统，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孔孟之所以合称，有多种原因和必然性。举其大端，第一，孔孟合称是儒家内部学术转向的产物。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孟子的地位的提升。孟子思想中的思辨性、理论性，切合了唐宋之后儒学应对佛道挑战的需要，自然日益受到重视。经过宋明理学家的不断推崇和诠释，“孔孟之道”越来越被视为一个整体。第二，孔子与孟子之间确乎存在着思想的一致性。孔子之学包罗万象，博大精深，蕴含着不同的发展路向。孔门后学往往各得一端，但相较而言，孟子更能得孔学要领。孔子的学说包涵仁、礼两大内容，尤以仁学为重。而孟子恰恰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学，使孔子学说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思想的理论深度上发展了儒学，由仁学进而提出“仁政”，在人性论上明确擎起“性善论”的大旗。另外，在修养工夫论、人格境界论等方面都对孔学有所推进和延展。

当然，孔孟之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二者性格气质的巨大反差上。孔子主张“讷于言”，孟子恰恰能言善辩；孔子尊君，孟子则勇于批判君主；孔子行事中庸守礼，孟子则率性而为。因此可以说，孔子博大，孟子精深；孔子温和，孟子激扬；孔子中庸，孟子偏激。正如二程所言：“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孔孟之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差异，其实很易理解：首先，人的性格与气质，都是先天与后天综合影响而成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止孔孟，其实在孔门之中，孔子的弟子各个性格鲜明。而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多元格局，成就了儒学的博大精深。其次，二人的气质乃至思想差异更多是时代不同造成的。他们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虽然我们习惯于“春秋战国”的说法，但是其间却有甚大的差别。孔子时代，天子虽然式微，但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尊重，诸侯争霸还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到了战国中期，天子已完全丧失权威，诸侯战争更加白热化，利益争夺更为公开、露骨。战国中期的现实，早已不允许孟子循循守礼，企图通过诸侯的“尊王”、“守礼”来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实现仁政。可以试想，假如孔子生活在孟子的时代，他所表现的生命形态也许就不会与孟子有如此大的差异。至于孔子是否会喜欢孟子的问题，似乎稍嫌无聊，可置不论。

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这种气质差别并非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历史地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尽管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来指称儒学，但是，几乎很少有学者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就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连朱夫子也十分正视二者的理论风格之不同。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假设可能的话，——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失掉了，后世也便不会有什么“孔孟之道”的说法了。

◎本文原载于《解放日报》（作者宋立林），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