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场主题为“失重的主体——当‘大厂病’遇见AI时代”的活动在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大厂病》一书的作者席凡君，“暂停实验室”主创窦泽南，《三联生活周刊》资深编辑杨璐从该书出发，讨论了现代组织如何塑造人，AI时代如何进一步放大这种塑造，以及人在系统、技术与效率共同构成的时代中，如何重新获得判断、感受和行动的能力等。

“失重的主体——当‘大厂病’遇见 AI时代”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在《大厂病：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一书中，席凡君试图指出：所谓“大厂病”，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只是某一类公司的内部症状。它更像是一种现代组织之症。当流程、指标、职级、绩效、协同工具和内部语言共同构成组织运行的基础，人也在其中被不断衡量、解释、重组和替换。许多个体的疲惫、麻木、自我怀疑与无力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被生产出来。

AI时代以来，这种问题似乎变得更加严重。AI正在进入工作现场，重写劳动、协作、表达和判断的规则。它带来“岗位会不会被替代”的焦虑，实际上早已隐藏在“大厂病”中：当你的工作早已被拆解成流程、话术、模板、指标和可汇报的成果，AI加速替代的究竟是什么？是某些具体任务，还是一个个早已被组织塑形的自我？

“大厂”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

活动现场，席凡君表示，大型互联网公司所涉及的、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工具，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思考的方式。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有一个词会经常被提及，那就是“连接一切”，“连接一切后，就是整个企业平台化，我们的生活也在关系化，互联网公司也从一个简简单单的科技或者商业企业，变成一种社会联络载体。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厂’成为很多人耳中经常听到的东西。”在席凡君看来，“大厂”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大厂”本身代表着资源整合，收入积累，以及更好、更便捷的未来。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大厂病”，则是这个组织在技术演进下的一些变化。据席凡君观察，这种变化有一个时间点高度契合，就是OpenAI生成式AI的出现。

席凡君在“大厂”工作十余年，有过顺风顺水的高光时刻，也经历过位置边缘化、汇报关系被剥离、被架构遗忘的阶段。离开“大厂”以后，他开始在公众号“未知表演”上写自己的经历，结果发现评论区里全是“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声音。他意识到，流行语汇已经无法准确描绘“大厂”这样一种现代经验。于是他从“记录经验”转向“结构分析”——从个人情绪中抽离出来，把碎片拼成结构，把情绪背后的机制找出来，把一个个局部的困惑放进一个更大的组织逻辑里。正如他在书中所援引的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示——我们所认为的个人困境，其实常常是公共议题的缩影。席凡君跳出个体视角指出，“这不是谁的问题，而是结构本身的问题。而结构不会说话，它只能通过个体的崩溃、沉默、耗尽和离开来显现”。

《大厂病：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

作者：席凡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5月

窦泽南则从日常生活的观察谈起，比如打车。在行程开始的时候，打车软件经常会弹出一些调查框，比如你觉得车内空气清新吗？你觉得现在空调的温度合适吗？起初窦泽南并不会理会这些问卷调查。但司机往往会频繁提醒他去填，因为这可以提升司机的服务分，而服务分到了一定标准，可以去接更多价位的单子。

这个经验让窦泽南意识到，不管自己在不在“大厂”，“大厂”的标准、价值观、做事的方式都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这种“大厂式”的评价标准，很容易让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钻牛角尖，陷入事情里面。比如出门吃饭必须看评分，它其实限制了我们自主感的发展，“很多人际摩擦，这种信任的损耗，其实降低了我们对于连接感的需要。人是社会性动物，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有这样一种真诚的互动，我们才能够感觉到自己在生活。当这种感觉被剥夺的时候，我们觉得身边每一个人都需要提防……当我们带着这种提防心态的时候，这种支持的感觉、连接的感觉消失了。当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工作的时候，成就感、胜任感就被压制了。”

窦泽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很难健康地生长，因为生命力的感觉会变得很稀缺，“很多人说心理学是避难所，我的感觉它更像是什么？更像是要去应对风暴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艘自己的船。我们需要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外面确实风暴很大，而且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但是，通过一次次的扬帆起航，我们能够获得的是对我们自己生活的主动权和胜任感。”

“大厂”是“液态现代性”的极致形态

戴锦华坦言，起初她对《大厂病》这个题目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因为病就意味着病理学，意味着诊断，意味着治疗。”但在阅读了这本书后，她立刻被吸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在参与式观察之后完成的社会学著作。那么，当“大厂病”遇见AI时代呢？戴锦华认为，人工智能对各种组织、机构的影响，是一个不断把人AI化的过程。在一个有序、有效的组织当中，“非人”可能意味着“人工智能”。从这种意义而言，“大厂”可能是人工智能的先驱。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就业结构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更多冲击的是传统的“白领”——在传统社会意义上最稳定的“安全人”。而这意味着，它将重组全球的资本结构、产业结构、生产结构和劳动结构。

回到《大厂病》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是“液态人”。在这里，席凡君借用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现代性”框架。在传统社会的“固态结构”中，职业是稳定的、路径是线性的；而“大厂”正是“液态现代性”的极致组织形态——它把人拆成模块，变成随时可替换的“人力接口”。今天的人们会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组织、项目、职级、评价和叙事中被反复重新定义。“这种状态久了，人的边界就开始瓦解。身处‘大厂’的人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在做什么，有没有成长……”

如果说“液态人”描述的是普通员工的处境，那么“安全人”则揭示了“大厂”晋升的底层逻辑。席凡君发现，在“大厂”里，晋升从来不是奖励能力，而是确认“安全”：升上去的都是不制造麻烦、不挑战现状、不让上级不舒服的人。而中层则最痛苦，是所谓的“忠诚人质”——上面布置的任务层层变形，没人敢说“这做不到”，因为反馈本身就意味着“不理解”；下面的情绪要扛，上面的意志要执行，最后成了两头不靠的夹心层。书中还提出，“流程正确，无人生还”——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恶”，在“大厂”语境中变成了“流程正确，无人负责”。“一个组织越是成熟、越是规范、越是理性，它就越有可能在流程中失去伦理判断的能力。不是因为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制度替代了判断。人从来没有存在过。”

但在另一方面，席凡君认为，“大厂”是现代性的过客，这套中心化、流程化的结构早晚会被更灵活、更分布式的新组织替代。“对普通人来说，要做的不是逃离，而是在结构里找到呼吸的缝隙：不用把KPI当成自我价值的全部，不用把组织的叙事当成自己的人生，不用把‘配合’当成唯一的选择。”正如他在书里引用的米歇尔·德·塞尔托的话：权力靠策略维系，个体的抵抗藏在战术的缝隙里。“我们可以在系统里做事，但不必把自己活成系统的一部分；可以用AI提效，但要把判断、责任和面对具体人的温度，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记者/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