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法治人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对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涉及人才培养的通适性问题，又具有新时代法治建设对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要求。为更好地践行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高校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积极创新。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教学中，可以借助大数据与智能技术，运用“理—律—例融会教学”（以下简称“融会教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互动机理，起到以较少的投入产出较大教学效益的实践教学效果。

数智技术打通“融会教学”资源堵点。大学课程教学方法通常分为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如讲授法）、以直观感知为主（如参观法）、以实际训练为主（如实验法）、以引导探究为主（如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融会教学”属于以引导探究为主的教学方法，其基本内涵是在法科一些应用型课程的实践性教学中，通过大数据获取司法裁判资源，将司法裁判资源放到“理（法理）”“律（法律）”中进行检视，促动三者相融、交互教学。

评判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衡量标准会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共识标准有：其一，遵循课程教学的基本规律，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其二，教学投入与教学产出相匹配且科学合理；其三，因材施教，体现出本课程对学生认知能力与知识获取能力的培养要求。

在应用研究型法治人才培养中，应用型课程如何“教”？常规的做法是聘请实务导师进课堂，或走出校门找导师。实践型课程如何“学”？常规的做法是实践教学、实习教学。在实际执行中，各高校均在师资和场地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与设施，但产出效果并不明显，常常成为“痛点”和“堵点”。

作为一种依靠大数据与智能技术产生的教学方法，“融会教学”在教学方法上的有效性在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得到了有效统一，法规学习与案例学习保持了高度关联，实体性教学与程序性教学得到了串联，社会资源与教学所需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该教学方法解决了应用型课程在教学实践环节如何“教”、如何“学”的一些疑难性问题。

“融会教学”重构教与学的互动机理。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们常常关注这样一个话题，即一项教学方法能否被实际采用，总是在教学效益与教学成果的比较中形成教学方法应用上的自觉和自信。“融会教学”是在一定教学方法指导下的教学场景，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教学内涵，是教学互动机理的畅通与实现。这种教学互动机理是以平台筑基、团队担纲、案例建设引领为重心加以推进的。

首先，形成“人”“物”立体支撑、运行自如的教学体系重构新范式。在人力资源方面，教师（引导主体）与学生（受导主体）形成促教促学的统一体。在物理平台建设与保障方面，依托裁判数据库提供的教学资源提升“融会教学”的资源保障。在运行体系构建方面，遵循“融会教学”的基本特点，实现有效学习。其次，形成以“用”导“学”、对接实务的教学内容设计新思路。通过“理—律—例融会教学”，形成教学内容设计新思路，构建出两种教学进路：一是以“法理揭示”“法规检索”“司法适用检视”为进路，二是以“司法裁判认知”“法规检索”“法理探究”为进路。两种教学进路殊途同归，形成以用导学、对接实务的教学效果。再次，形成“融”字为要、“通”字为先、“转”字为果的教学改革新场景。通过“融会教学”促动校内外互融共育、师生互融共研的教学改革场景，打通“知识”与“能力”的藩篱，实现以知识“转化”为技能的教学改革目标。最后，形成一案检“理”“律”、一案索“多案”的案例教材编写新体系。所谓一案检“理”“律”，即以“案”为载体，呈现“案”“理”“律”“融会教学”特质；所谓一案索“多案”，即同类案例引入案例教学中，呈现司法实践裁判中“同案不同判”“同判不同理”的问题症结与破解方案。

创设“研学情境”培育法学实践能力。在培养法德兼修、厚基础、强实务法治人才目标导向下，能否促成有效培养，重点在于构建适用性的育人新途径。通过近10年对“融会教学”在宁波大学实际应用的观察，其具有较好的发展与推广潜力，解决了知识获取上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际脱节问题。

“融会教学”所倡导的学习方法是对法律知识体系的领悟与应用，应注重知识获取的系统性与多样性，从而起到提升应用型研究人才多元能力的实际效果，解决法科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融会教学”的突出作用在于在教学目标构建中，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输，更注重终身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在情境式的研习中提升知识迁移能力，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角色得以塑造和确立，进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构建应用研究型人才走向社会、适应社会的快捷通道。

（作者系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教学名师）

《中国教育报》2025年04月30日 第06版

作者：郑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