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实乃不易之事。它宛如一场纷繁复杂的交响乐，需要各方齐心协力。社区内居民众多，需求各异，要满足每一个人的期望，谈何容易。从日常的环境卫生维护到安全保障，从邻里纠纷的调解到公共设施的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挑战。而且，社区治理还面临着资源有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但正是这些困难，考验着社区工作者的智慧和耐心，他们默默付出，不断探索创新，只为打造一个和谐、有序、温馨的社区家园，其艰辛与不易，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理解和尊重。

A区位于广州市最南端，地处珠江出海口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位置，是连接珠江口岸城市群和港澳地区的重要枢纽性节点。B区位于广州市东部，东接惠州市博罗县，西连黄埔区，南与东莞市隔江相望，北接从化区、惠州市龙门县。

同为大城市边缘区，A区和B区的政策定位却不同。A区拥有“三区一中心”的高规格政策定位，是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和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政策支持力度大，具有先行先试的优势。而B区被定位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东部中心重要承载区，承接了广州市中心区域的产业和资源。

政策定位不同的直接表现就是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的差异，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末端，更是对地区资金和资源基础有更深刻的感受。

A区某街道的部分社区反映，前两年社区经费均存在结余，金额甚至达到7万元，直到今年上级政府要求经费全部使用完成，社区才开始充分利用社区资金，表明今年肯定能够将经费全部用完。

B区街道某社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上到社区书记，下到工作人员，无不抱怨经费不足，绩效迟发、办公经费被砍、私车公用等都是家常便饭，社区工作人员曾言，每个月仅是开车上下班、出外勤所需的油费就高达800多元。

基层没有财政自主权，每一笔钱都有明确规定的用途，不能随意将某个专项经费里的钱挪去用于其他治理事务的开销，因此很多因公产生的费用也只能自行承担。

除此之外，两地的社区班子成员的配备上也存在差异。A区几个不到5平方公里的社区，平均都配备了5个社区专干、1个组织员、2个消防专干、1个防疫专干以及2个社工，甚至还有来自第三方的网格员协助进行流动人口管理。

而B区经开区某个核心社区占地面积14平方公里，居委会只有7个社区专职人员和1个实习生负责社区治理工作，并且每个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网格员职责，需要定期下到社区进行走访，及时上报问题并处理。

但是从两地的社区治理情况来看，在经费和人力等资源基础差距较大的情况下，A区和B区两地的社区治理成效并没有显著的差别，都是以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基本工作任务为主，在社区治理上两地不存在断层式的差距，甚至整体来看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资源充足的情况下，A区的部分社区没有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还是只停留在不出错、完成任务即可的阶段？

首先是基层工作中“维稳”思维根深蒂固。A区正处于大力开发建设的关键节点，需要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创新治理经验，为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配备科学的治理体系。某个社区居委会门口张贴着有关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规定，对基层治理工作中可容错和不予容错的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区分，鼓励社区干部树立敢想敢干的作风。但是实际基层工作过程中还是以稳妥为主，只要不出乱子、达到上级考核要求、努力不拿倒数即可。

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层治理工作的考评机制不完善，一旦工作失误，社区干部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轻则丢面子，重则在全市的会议上当众检讨，产生绩效工资减少、失去晋升机会等实质性损失。

二是基层晋升空间有限，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社区干部没有动力在完成日常行政任务之外另谋创新。

三是现代社会原子化程度提高，基层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疏离，基层干部为了避免创新举措引起群众的不满，给基层治理工作开展带来更大的阻力，与其大胆创新，不如维持原状。

其次，基层社区缺乏治理创新的动力。以社区经费的使用为例，税费改革后，基层失去财政自主权，很多经费支出都需要经过上报审批才能使用，其中，部分专项资金的审批非常繁琐。

A区2024年开始推行社区慈善基金项目，每个社区要自筹一万元，筹到一万元后区级财政奖补一万元，共两万元作为社区慈善基金的启动资金，用于开展社区建设、民生实事等。

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意在鼓励社区盘活区域内资源，激活自身造血能力为社区建设筹集经费，减轻上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但是在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基层干部对社区慈善基金的使用却颇有微词。

社区慈善基金的审批使用不需要经过街道部门，而是由区级财政审批，但是审批流程极其复杂，即便是符合使用规范的资金流向也需要经过繁琐的审批流程，因此社区干部只能定期象征性地从社区慈善基金里支出一些费用，给困难群众买点慰问品、保险等，以此满足上级对社区慈善基金使用的要求。

同时，社区慈善基金的使用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使用了多少资金，后续社区就要自行开展募捐活动补全这部分资金缺口。对于辖区内资源有限，没有形成持续性造血功能的社区来说，慈善资金的募集如果不依靠合作企业很难持续性募集到足量的资金。

资金使用程序繁琐、募集困难等因素极大地打击了基层自主募集资源用于社区治理的动力。一旦筹集到了资金，不管是放进社区办公经费、党群服务经费还是“百千万工程”专项经费里都不合规，放进社区慈善基金里，又实实在在地给基层工作人员增加了负担，到了最后，社区慈善经费似乎又成了形式主义的一环。

背后原因在于上级政府没有为基层自筹资金的用处做出有效指引，为了不出错受罚，基层只能选择少用或不用这笔资金，更不可能拿来搞创新。这要么造成资源的空转和浪费，要么导致基层造血能力不足，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加大财政负担。

A区某位社区干部提到了成都的社区营造经验，某个社区与辖区内的医院合作，免费或低价为医院提供停车位，为医院职工提供托儿服务，医院则定期给社区免费发放极其抢手的专家号或为社区居民提供上门医疗服务。另一个社区则在辖区内开办图书馆，在其中引进咖啡馆等商业运营主体，社区为其无偿提供经营场地，第三方商业主体负责运营，咖啡馆的部分收入则纳入社区治理经费。

其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成都政府会根据社区的需要提供政策支持，为社区自筹资金的使用背书，社区将筹集到的资金用于社区治理时不用担心合规问题，基层能够自主创新出适应当地社会基础的治理机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社区自我造血的积极性。

在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社会变化加剧，尤其是在经济大开发地区，更需要基层积极探索治理路径，才能够发展出适配快速变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政府也许应该考虑如何在合规化的基础上赋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权，激发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陈子垚（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编辑：陈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