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诛九族,这一让人毛骨悚然的制度,曾是权力极致恐怖的体现。
在古代政治秩序下,亲属们一无所知,被围困于家中。
为何那些有机会得知噩耗的亲人,仍选择了静候命运?几乎无人能逃,也无人愿逃?
古代“诛九族”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古代诛九族的刑罚,令人心惊胆战。
不仅是对罪犯个人的惩罚,还要波及其父族、母族和妻族三方亲属,一般被称为“斩草除根”。
历史上第一次确切出现诛九族的案例,可以追溯到汉朝。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以“天人感应”理论为基础的治国之策,推崇以严刑峻法管理国家。
在这个背景下,诛九族的刑法被逐步确立,并成为对叛逆者的极刑。
唐朝以降,诛九族的刑法逐渐被各朝沿袭。
在元朝,这种株连政策达到一个顶峰,蒙古贵族为了巩固,对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重用这种“诛族”刑罚来打压异己,维护皇权。
到了明朝,朱元璋上位后,更将诛九族的刑罚变得极其严苛。
朱元璋生性多疑,特别是早年因为出身底层,亲身体验过残酷的权力斗争。
他对那些在朝中,存有二心的官员格外严厉,对其及其亲属毫不留情。
朱元璋一声令下,亲属、家眷连带九族一同受牵连的事例数不胜数。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稳固统治,推动多起株连大案。
胡惟庸案,被视作株连九族制度的典型。
胡惟庸原为朱元璋的丞相,但因被怀疑图谋不轨,在1380年被定罪处死。
此案牵连九族,影响巨大,据记载共有三万余人因此丧命。
这样的大型事件,对朝廷百官,产生了多大的震慑力,诛九族不仅是对,胡惟庸一人的惩罚,更是对全体官员的警告,任何人都不能心存异志,否则不仅自己难逃一死,连累家族的命运也会一并葬送。
朱元璋还处死了蓝玉。
蓝玉是明朝的一位著名将领,战功赫赫,因功高震主,最终被朱元璋指控为,叛逆而处死,其九族也一并被灭门。
胡惟庸、蓝玉的案例不仅是对功臣的整肃,也让明初文武百官更加敬畏皇权。
明朝的朝臣们,因这种残酷的株连制度,而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诛九族的刑法在朱元璋时期达到极致,成为明朝政权对臣民的有效控制手段。
靖难之役后,朱棣篡位登基,成为永乐皇帝,他上位后采取了,相同的高压政策。
朱棣同样深知“诛九族”对巩固权力的重要性。
方孝孺便是因“靖难之役”,惨遭株连的典型人物。方孝孺原为建文帝的重臣,在朱棣兵临南京时,拒绝为其草拟登基诏书。
朱棣怒不可遏,宣称“若不听命,便灭你十族!”而方孝孺的回答更是掷地有声,“诛十族又何妨!”一句话,使朱棣更加恼怒,下令灭其十族。
方孝孺一案让人惊心动魄,不仅牵连亲属,还株连朋友、门生等近千人丧命,成为诛九族甚至诛十族最极端的历史案例。
株连制度,在清朝仍未消失,甚至随着满清贵族,对汉族士人的压制,而更加严厉。
康熙与雍正年间,多位官员,因政治失误,或私下行为,被定罪株连。
诛九族制度,不仅是威慑,更是对皇权的有效维系。
诛九族成了帝王们,统治臣民的重要手段,臣民们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俯首称臣。
严密的身份监控与逃亡的难度
即使心生逃意,古代亲属们,也几乎没有,成功逃亡的机会。
信息的传递速度,与现代截然不同。
古代缺乏先进通讯手段,官府接到皇帝下达的灭族圣旨,往往需要几天,甚至更久,才能传达到指定地点。
皇帝在发出诛族命令时,通常早已派遣大量禁军,和锦衣卫去到目标家族所在之地。
朝廷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是因为要防止,亲属得到风声外逃。
消息传到家族的那一刻,家门口往往已被官兵层层包围。
官兵们带着灭族圣旨和大刀,将罪犯全家团团围住,不给任何人逃亡的机会。
事发突然,亲属根本无法组织逃亡。
即便有人设法冲出重围,接下来的逃亡生活也充满艰难险阻。
在明清两代,“通关文牒”制度相当严格。
无论去往哪里,必须持有官府发放的通关文牒,若无通关证件,任何人出城必遭盘查。
特别是灭族案发生后,各地巡查更加严格,一旦有陌生面孔试图逃离,都会立即被盘问。
通关文牒制度不仅加大了逃亡难度,也让逃亡后的生活变得极其艰难。
没有文牒意味着无法进入任何一座城市,逃亡者只能在荒野中求生,荒野中不仅缺少食物和水源,还有猛兽出没,逃亡的代价高昂。
而即使侥幸活下来,也得不到任何庇护。
当地村民得知逃犯身份后,通常会报警,换取朝廷的赏金。这样的情况使得逃亡者只能选择隐姓埋名、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历史上确有少数人侥幸逃脱,但通常结局并不乐观。
比如赵氏孤儿被忠诚的义士程婴救下,但这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程婴冒着被灭族的风险,将赵氏遗孤带入深山,生活隐秘。
为了保密,程婴只能与少数亲信来往,断绝与外界的联系,最终,赵氏孤儿长大成人,才为家族复仇。
这样的成功逃亡少之又少,且要付出巨大的勇气和牺牲。
明清官府的密探系统,同样让逃亡成为不可能之事。
假如家族中有人侥幸外逃,往往连带家庭中的孩童、长辈甚至奴仆都难逃惩罚。
皇帝更担心这些,侥幸逃脱的家族成员会,在日后图谋复仇,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
所以往往在发布通缉令后,对民间进行层层施压,悬赏追捕,以确保不留一人。
忠孝观念与“顺命”的选择
古代社会里,人们对“诛九族”这种刑罚有着特殊的态度。
儒家思想中,个人的行为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整个家族、祖先的荣耀。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背井离乡、抛下亲人逃亡被认为是严重的不忠、不孝。尤其在突发大案中,想要外逃的念头会让人被忠孝二字死死压住。
家族成员往往认为,逃亡不仅意味着对家族的背叛,还会使自己遗臭万年。
对他们来说,死不是羞耻,背叛家族才是。
这种忠孝观念极其深刻,以至于许多人明知是死也不选择逃跑。
成功逃脱的个例与复仇隐患
朝廷对九族诛杀的决心,不仅体现在对逃亡者的追捕,更体现在杀伐的彻底性上。
那些涉案者的亲属和亲信,甚至友人一旦被发现提供帮助,同样会被定罪处死,方孝孺案中,朱棣不仅诛其九族,还将其门生、朋友一并斩杀。
朱棣曾言“杀孝孺,绝天下读书人之心”。
不仅是为了惩罚叛逆,更是要让天下人看到,皇帝的绝对威严。
朱棣担心若留存方氏亲友一人,未来会有人潜心积蓄力量复仇,九族无一幸免才算彻底斩草除根。
为了更彻底地杜绝报复,皇帝不仅依赖朝廷机构,还会命地方官府,严查民间潜藏的“漏网之鱼”。
在南方的山林、江湖上,经常会有朝廷的探子四处打探,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潜逃者。
只要抓到一个,地方官员立即押送至京城听候发落。
许多逃亡者即便侥幸逃出包围圈,往往也会被举报而遭捕。
通过通缉和层层追捕,朝廷几乎将所有复仇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这种绝对控制的措施下,逃亡者的成功率微乎其微,而那些侥幸逃脱的幸存者一生都要在逃亡的恐惧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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