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不等于传媒,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形式,它从来就是奢侈品。在信息匮乏的时代,新闻的获取是困难的,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最新的资讯。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传媒行业得到了极大的繁荣,人们获取新闻的渠道越来越多。然而,真正有价值的新闻依然是稀缺的,它需要专业的记者、编辑和调查团队去挖掘、筛选和整理。只有那些经过精心制作和深度报道的新闻,才能够真正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成为奢侈品般的存在。
又到了一年高考出分报志愿的时候。每年到这个时候,避雷各种专业总会成为话题,而新闻系更是常年作为被“劝退”的焦点院系。
关于这些问题,我以往几年也谈过很多,今年就不再重复了。我今天想跳出志愿填报的角度,来从更宏观的层面,分析新闻传媒行业的变化。
新闻、出版、影视、娱乐……本质上其实都是内容产品。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还是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传媒的本质,都是内容的容器。
严格来说,新闻是“内容”的子集,就新闻和内容的关系,可以大致把所有内容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严肃专业新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财经、科技、商业、公共政策等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无论从内容、商业模式还是影响力来看,彭博就是“严肃专业新闻”的一个很直观的代表。其实,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和严肃专业新闻的关系并不直接,加之严肃专业新闻的理解门槛也很高,也缺少社交谈资效应,因此大部分人并不是严肃专业新闻的消费者。
第二类,是可以作为谈资的新闻。(后面简称为“谈资新闻”)
谈资新闻并非等同于“非严肃新闻”。社会新闻(包括法治和案件新闻)具备谈资属性,但它同样也是严肃新闻,只是没有第一类“严肃专业新闻”那么高的行业性和专业性阅读门槛。社会新闻中的调查报道,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又是对公众信息需求的直接满足,兼具流量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新闻业的皇冠”。在媒体的黄金年代,调查类社会新闻是大部分综合性媒体的门面,《南方周末》有影响力的头版头条,大都是这一类。
谈资新闻不仅限于社会新闻,还包括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国际新闻等,这些新闻理解门槛不高,也能够满足人的“八卦欲”,谈资属性强,从传统媒体时代到互联网时代,都是大众内容消费的刚需。(但严格来说,国际新闻、体育新闻等在采写上有专业门槛,只是阅读门槛较低,并不等于不是严肃新闻不需要专业主义)
第三类,是非新闻内容。影视作品、文艺作品、MTV、综艺节目、绝大部分纪录片等,都可以视为“非新闻内容”,时效性不强的非新闻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也是“非新闻内容”,而在定期出版的广电、报纸、杂志之外的出版物,大部分更是“非新闻内容”。新闻媒体上还会刊登一些生活服务类信息,譬如某某商场哪天开业酬宾,某某楼盘某日开盘,某某公园何日开放等,这类信息在分类上比较暧昧,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广告而非新闻,大体上也可视为非新闻内容。
其实,无论是在传统媒体的时代,还是在今天,这三类内容无论需求量和供给量,都呈现出严肃专业新闻<谈资新闻<非新闻内容的特征。而且这种比例关系是数量级上的差异。严肃专业新闻的体量,不到谈资新闻的零头;谈资新闻的体量,不到非新闻内容的零头。
这样的内容结构,本质上是人性使然。人是八卦的动物,是情绪的动物,是情节的动物,这意味着大家对非新闻内容的需求就是大于新闻内容,对谈资新闻的需求就是大于对不具谈资属性的专业新闻。
绝大多数人在本质上对严肃专业内容的需求很有限,以绝大多数普罗大众所处的位置,宏观大势、财经动态其实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是有距离的,所以严肃专业内容天然是窄众内容,彭博社之所以全世界只有很少的人用,是因为大多数人那点仨瓜俩枣的钱根本不需要关注彭博。
曾经,新闻系有过“黄金年代”。但其实那个“黄金年代”,并不是“新闻”的黄金年代,而是“机构媒体”的“黄金年代”。
在前互联网时代,所有的“发行”都是有物理成本的,报纸、杂志都需要印厂,广播、电视等需要一套复杂的系统,个人不可能自己掌握媒体。在中国国情之下,公开合法的新闻、广电和出版机构都是严格实行牌照管理的国有机构。
在那个时代,牌照等于渠道。一个媒体只要拥有牌照,各种内容都可以出现在这个媒体上。通常来说,除财经媒体外,大部分深度媒体的内容以谈资新闻为主,严肃专业新闻和非新闻内容为辅;都市类媒体的内容主要是谈资新闻和包括生活服务类信息在内的非新闻内容;而绝对影响力更大的广电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绝大多数以非新闻内容为主,除了个别专业的新闻频道,绝大多数电视台播放电视剧和娱乐节目的时间,都远远长于新闻节目。
媒体的本质属性是“渠道为王”。在机构媒体时代,大量媒体的发行量和收视率其实都依靠非新闻内容,也就是说靠的是非新闻内容赚钱,但这些媒体的工作人员却天然是新闻从业者。因为机构媒体拿的都是新闻牌照。譬如,湖南卫视除了湖南新闻联播几乎没有新闻节目,但如果它不是湖南省的官方媒体,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它虽然是“娱乐立台”,它理论上仍然是个新闻机构。
在这种机制下,新闻系毕业只要能够进媒体,不管干的是不是新闻,都可以直接获得来源于媒体整个平台的流量红利。
互联网对这种传媒机制的颠覆在于,新闻媒体牌照和渠道解耦了。现在的渠道方,从新闻媒体牌照的持有者,变成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牌照的持有者——微信、微博、抖音、快手、B站、小红书,成为了内容的“主要容器”,能够在互联网上使用自有渠道传播内容的机构媒体,几乎只剩下了拥有“芒果TV”的湖南卫视。
原本,新闻机构其实既可以赚新闻内容的钱,也可以因为它作为“非新闻内容”容器的属性,赚渠道的钱。而现在,新闻机构只能赚新闻的钱,没法赚渠道的钱了。在传统媒体时代,高度分散、各自独立的渠道,集中到了少数几家互联网平台,后者的营收自然也达到了传统媒体时代不可想象的水平。以前新闻从业者享受的流量红利,也转移到了互联网内容平台的从业者身上。
在互联网时代,除了渠道权力的转移,新闻机构还面临着以下几重冲击。
其一,互联网的出现使所有发行行为的物理成本降到了接近于零,人人皆可为媒体,自媒体、MCN等非媒体机构无论在内容产能还是内容质量上,整体都对传统机构媒体形成巨大优势。B站百大几乎都是典型的“非新闻内容”生产者,机构媒体的“非新闻内容”很难与之抗衡。甚至在新闻领域,一些专业人士在生产“严肃专业新闻”上相较媒体也无劣势,一些独立媒体人在生产“谈资新闻”上的能力也不逊于媒体。
其二,过去,以新闻为主的媒体大多数在“谈资新闻”生产上可圈可点,但现在大量的“谈资新闻”(如体育、娱乐、国际新闻)生产的去机构化已是大势所趋(大部分人消费的这些新闻都已经不是机构媒体生产的,且非机构生产的大量谈资新闻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但受市场欢迎)。
“谈资新闻”中的“社会调查”类报道,曾经是最受欢迎的严肃新闻门类。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机构媒体的此类报道也陷入到尴尬境地。
过去的社会新闻,媒体通常抓“第二落点”,因为事发的“第一落点”通常没有影像资料,记者主要通过现场实地调查还原事实。而现在大量的社会新闻,“第一落点”就是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影像,而“第二落点”(后续的深度报道)大幅萎缩了(其原因不展开分析)。社会新闻的“第二落点”原本是机构媒体的“王牌”,而现在机构媒体这张“王牌”的效应大打折扣。
其三,互联网颠覆了传统的发行机制。
一方面,过去的内容发行机制是去中心化的。看《财经》《南方周末》《读者》的人是各自订阅,各自购买。《读者》发行量的峰值是《南方周末》的七八倍,但买《南方周末》和买《读者》的人不是一拨人,井水不犯河水。
而在互联网的信息分发机制下,大流量内容和小流量内容都在同一个内容池子里,大流量内容相对小流量内容的碾压性更强。在新技术的加持下,非新闻内容变得更丰富、更细分了,但把非新闻内容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对新闻内容,尤其是挤压严肃新闻内容的马太效应空前放大了。
另一方面,过去的内容都是“捆绑发行”。你要看某个节目,你必须收得到整个电视频道;你要看某一篇文章,必须买整张报纸。在这种情况下,做“严肃专业新闻”的人其实是可以“搭便车”的,报纸用“谈资新闻”引流,“严肃专业新闻”是不是叫座不重要。
而现在,无论图文还是视频,都变成了“单条”传播机制。任何单一内容想要传播,不可能再去蹭别的(和本内容无关的)大流量单条内容。情绪化内容的传播力,远远大于客观专业严肃内容的传播力,这是人性使然,这导致在许多传统认为的严肃新闻领域,如政经,专业内容也大量被情绪化、饭圈化内容所取代,用更理论一点的表述,就是大量“严肃专业新闻”通过“去专业化”的操作变成了谈资,而这些“谈资新闻”又反过来挤压了严肃专业新闻的空间。
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压缩了“新闻专业主义”内容在大内容池中的生存空间,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我这篇文章更想强调的是,即使在前互联网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内容在大内容池中的占比也是极低的,绝大多数传媒也都是以非新闻为主的。
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应当看到,在漫长的近代史上,新闻只是精英阶层的消费品而已。在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还是文盲的时代,报纸完全是个奢侈品,社会上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和买得起报纸,那时候看报纸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比今天用彭博机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多少。
传媒的大众化过程,也是非新闻内容大规模填充传媒的过程。如果没有足够多的非新闻内容,传媒就不可能成为大众传媒。很多人没有看清楚媒体“黄金年代”的盈利的主要来源其实是“非新闻内容”,才误把“机构传媒的黄金年代”,当成了“新闻的黄金年代”。
即使在“传媒的黄金年代”,做新闻内容的人,大部分在收入上也逊于做非新闻内容的人,这是商业规律决定的。而现在,“非新闻内容”和“新闻内容”的收益差距被空前放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新闻,从来就是奢侈品。干传媒,可能名利双收,但真正干新闻的人,从来都要耐得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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