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很多人仿佛被困在工作的牢笼中。清晨匆匆赶去办公室，夜晚伴着疲惫归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的时间被会议、任务、报表填满，几乎没有片刻闲暇。何时才能获得自由？或许是在一个宁静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前，他们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郊外漫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或许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抛开所有烦恼，窝在沙发里读一本心仪的书；又或许是在退休的那一天，终于可以摆脱工作的束缚，随心所欲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那时，才是真正的自由降临。

对于现代人而言，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地工作似乎成为了生活常态。在充满变数的时代里，一份有着五险一金的工作成为多数人生活的锚点。生存的压力迫使我们认清现实，早早放弃对自己、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去适应所谓的现代社会运行法则。

但，是谁为我们制定了这套规则？这套规则真的合理吗？对996和极度内卷的工作环境感到精疲力尽的我们，是否有能力改变现实呢？

杨照说：“在着手参与改变社会之前，你得先思考这个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倾注了毕生精力，从哲学、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面向解释了资本从何而来以及资本如何运作的问题。而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对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以及现代人的生活困境有着敏锐的洞察。想要知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然绕不开这两位思想巨擘。

但对初学者而言，他们的作品或许过分深奥，好在“经典摆渡人”杨照用《〈资本论〉的读法》和《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两本书为我们建起了一座通向大师思想世界的桥梁。

在《的读法》中，杨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厘清了《资本论》的关键主题与论证过程。人如何沦为劳工？老板与劳动者的阶级差异是必然的吗？我们与国家间的债务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透过杨照对《资本论》的解读，重新认识自我与工作、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而在《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中，杨照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映照韦伯的思想火花，韦伯眼中的现代社会被冰冷的理性所宰制，他用“牢笼”来形容现代人的生存处境。他为什么这么悲观？从这种悲观中，韦伯产生了什么洞见？

杨照的这两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帮助我们思考，我们如何在现代社会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保有主体性和主动性，在现实的基础上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成为一个公务员意味着什么？

第一项特性是在现代的官僚制、行政班子中，可以以自由意志参与和退出。这对照的是传统的官僚，那是奴仆制，在君王之下有包括宦官等人在内的奴仆。进入这个系统里的人是没有自由的，不是自己选择要加入这个支配系统中的，不管这些人得到了多少权力，只要进入就不是自由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可以退出的自由。

但是，现代理性的官僚制度是自由意志。因此，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理性考量的结果——自己要想清楚要不要进来。如果先进入其中并待到某种程度，也可以在自己想清楚后运用理性的选择，退出这个系统。

第二项特性是参与到这个官僚体系里，人不会只有一个普遍的资格。必须要先证明自己具有这样的资格，无论是通过学历、考试或是不同的人推荐的运作得到资格。而公务员或官僚最后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有两项非常清楚的特性。第一，有明确的职务，比如处在某个机关中，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头衔。第二，这个位置、头衔和职责有明确的界限，而且该界限涉及支配，也就是人在某个位置上拥有决定权，可以支配一些事。

但是，不管你在这个官僚体系里处于多么高的位置，除非是官僚体系中的最高权威拥有者，否则在你之上也一定会有另一个人——这个人的重要特性是其职责、位置是负责支配你的。

这样的支配关系不是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职位之间的关系。位于你之上的人可能会变，你也可能移动到别的位置上。但是不管到哪个位置，都必须按那个位置给予的职责与权限行事。同样地，位于你之上的人换了，那么新来的人会依照同样的职位与权责支配你。因此，在考量是否参与这个官僚体系时，理性算计必须建立在几项条件之下。

第一，这是一个专职，官僚体系里基本上不太会有兼职，其中一个理由是在上一节介绍过的：必须公私分明。如果你公私不分，在外面做了涉及公家权力的事，就会造成权力与利益层面的混淆，这就变成了官僚体系中的大忌讳。

还有另一件事，官僚体系是由hierarchy（科层制，等级制度）组成的，有上有下，而且上下分级非常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是专职人员，那么他在这个上下分明的结构里的职位安排就会变得不稳定，会出现其他变数。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得到在这个结构里清楚的被服从或必须服从的关系。没有这样的关系，别人也就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人，进而会排斥他、看不起他或对他视而不见。因而，这种非专职人员也会在官僚体系里被逐渐地排除在外。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如果要进入这个体系，你的专业就是你的主要职业。另外，还有一个专业资格的限定。要进入官僚体系，就必须有心理准备，要愿意而且可以证明自己拥有某种专业资格，必须服从取得及展示这些专业资格的程序，而不是在对方要求自己提供相关资质材料时质疑和反问。

为了确保是专职，在官僚体系中，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从主要职业上得到固定的薪资，而且在这个系统里会领到多少薪资，也是等级制的。这两者紧密地关联，地位越高，薪资也就越高。

数字有绝对的理性，比如35000大于34000，34000大于28000，这绝没有商量的余地。而这种没有商量余地的数字、上下关系、多寡关系，同时也与官僚体制里层级的精神配合在一起，更进一步强化了官僚体系中非常严格的层级制度。

另外，因为有这种层级制，所以官僚体系管理班子里的人，都不是为一时之快加入官僚体系的。虽然前文说到人有自由意识，可以进来也可以出去，但当自己决定要进来时，其实就已经在考虑自己不会像蘸酱油一样蘸了一下就离开，否则不如不进。

这个系统的一个最大特色是安排了人的职业生涯，这意味着它可以非常清楚、明白地展现出一个在这个职务上的人，他下一步可能走到哪里。

就像一个中国古代非常复杂的、今天应该没人能玩的游戏——升官图。升官图画出了一张如蜗牛的回旋纹路般的大图，它有两个特性。

第一，在中国近世的历史里，尤其到了明清时代，官僚体系十分复杂。但不管这个官僚体系再怎么复杂，它之所以能化身为升官图这样的游戏，正是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以画出一条一层层不断盘旋向上的路数，而这条路数是固定地由低依次不断往上升。

因此，不管一个人进入的是官僚体系里的哪一个位置，都必然有继续往上延续官僚事业的路径。用这种方法，它不只帮人决定了现在，更重要的是它让人有一个明确的可预期和追求的未来。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在任何位置上所取得的支配的权力以及能运用的行政手段，都只是一时交到他手中，与他没有作为人的财产所有权关系。

离开了某个职务，就不能再动用所有相关的行政手段，甚至包括它带来的名声、地位。比如，有一些跟随官职而来的头衔（诸如某某委员会的主席、某某基金的董事等），虽然它们从表面上看来好像不是与官职直接挂钩的，但一旦它们和一个人的行政职位有关，那么当他离开了这个行政职位，就必须把它们统统交给下一个接掌该行政职务的人。

因此，这种行政支配手段和人之间的非所有权关系也是另一个重要特性，并且这一切都是由非常明确的纪律约束和控制的。这就形成了整个官僚制、行政班子的主要特性。

为什么这种现代理性的官僚体系会在韦伯心中变成理想型呢？因为他看到了，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互动中，当人的社会活动涉及越来越多的人，官僚系统有其不可取代的精确性、稳定性和可靠性，优于任何其他掌握、运用权力的方法。

更进一步地，韦伯提醒人们：首先，社会的规模与官僚体系的依赖程度是成正比的。要在同一个系统里管辖这么多人，如果没有像前文描述的严格的官僚系统进行管理，那么真的非常难处理实际情况。也就是它内在会隐含、产生或激化非常强烈的分裂性，这种不稳定性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引发出来，结果使得这个社会组织无法维系下去，从而分裂。

因此，只有靠官僚体系才能维系这么大的社会组织，使其正常地运行。

反过来说，有了这样的官僚系统，也就能使社会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它越扩大就越依赖官僚体系。这两者是互相作用的。

卖时间的劳动者：为什么我们无法决定自己每天工作多久？

经济行为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中，绝对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是时间。时间最为公平，没有办法打折扣，所以时间是最根本的限制条件。首先，马克思以时间作为前提，指人活着，不管是谁，不管在何种状态下，一天都只有24小时，这是最根本、无法改变的事实。

在此之上另一项非常清楚的事实，就是我们可以把每个人的生活分成两种不同部分。在一天24小时当中，我们必须要运用一定的比例去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行为。这也意味着你的人生一定有一部分是你为活下去而活着，而另一部分对马克思来说才是真正活着。

马克思认为，我们为了取得生存条件而工作，这部分源自动物本能。所以这部分不属于人所独有的真实意义，只有当你已经取得能够活下去的生存条件后，你用剩下的时间去追求动物性以外的其他欲望满足，这时你才能与动物区隔出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工业化之后，人变成了劳动者和工人，于是衍生出不一样的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我们再也无法决定要用多少时间去满足自己的生存所需，因为生产工具不在我们手上，所以只能出卖劳动力。我们只能借由出卖劳动力来换取工资。

农夫可以在田地栽种出自己所需的粮食，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多少粮食。工人却不一样，工人出卖劳动力之后，赚取到工资，可是工人的劳动力到底值多少工资，不是他自己所能决定的。所以工人不能说我工作8小时就一定能赚取我所需的工资。因为有时候，他的8小时工资远超过他的生活需要，但是他的劳动力会贬值或升值。

工人自己可以决定劳动力升值或贬值吗？不能。因为生产工具不在他手里，工人无法自行决定生产内容，所以他只能问老板：“你要付给我多少钱来让我工作？”老板告诉他：“你工作一个小时的工资是50块钱。”等到过一阵子，老板需要比较多的生产量，便提高工资为一个小时60块。但工人也可能在工作内容不变及所有劳动条件都未改变的情况下，却被老板告知：“抱歉，从明天开始，一个小时的工资只剩下30块钱。”

工人没有任何权利决定自己付出的时间可以换来多少自己的生存所需。也就意味着，进入这个体制里，你需要付出多少时间、能够生产多少、如何能够满足自己生存所需，都没有决定权。你拥有的仍然是24个小时，但你作为一个人，你的时间划分变得不一样了。你被划分为你可以出卖的劳动时间，以及你不能出卖的劳动时间。

劳动者可以卖和不可以卖的时间划分是怎么决定的呢？是劳动再生产所需。意指要让劳动者有时间睡觉、休息和吃饭，这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时间。因为如果连这种时间都卖了，作为劳动者，新的一天的价值就比前一天减少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都被分成这两部分：一部分是你需要多少时间离开工作，保障你明天可以回来继续工作；另一部分则是你可以当成劳动力去出卖的时间，这段时间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不是自己劳动力的买主，劳动力的买主是握有生产工具的人。以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握有生产工具即创造工作机会的人，实际上就是购买你劳动力的人。

以往，你要活下去，可以自己选择用多少时间——你一直都清楚作为农夫或工匠需要用多少时间劳动，才能维持生活、养活自己。现在你变成出卖时间的劳动者，你就不知道这条界线在哪里了，因为这条界线和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浮动的。

劳动者的劳动力时间售价是被决定的。什么因素决定了劳动力时间的售价呢？首先，不能打破且必然存在的是劳动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作为资本家，他不会害死自己的工人，他要维持工人在第二天还能够回到生产岗位上的状态，这是资本家必须遵守的。

除此之外，因为资本家掌控生产机器，又握有生产条件，所以对劳动时数的买卖价格具备高度的决定力。这又是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今年所领的工资，这是一个“愿打愿挨”的关系，由复杂的供需妥协谈判所决定。

老板愿意付给你的工资，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拒绝，这就是市场。市场意味着每一项交易成立的时候必然存在着一种平衡。作为提供劳动成本的这一方，老板依照自己的需求，在价格上跟你达成协议；你站在供给的这一方，或在有生存需求的情况下，答应以这个价格出卖你的劳动力。两者形成了平衡，这就是市场。所有的交易在经济学理论上都是市场上的平衡，因而合理，不但是老板的理性选择，也是劳工的理性选择，两者找到了汇合点，只要双方同意工资金额，就必然是平衡的状态。

然而马克思就是要反问：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不能只是去观察、分析个体的交易。从19世纪资本存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就并不是单纯的个别交易，而是在集体交易的情况下引发与交易有关的许多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单纯只是供给和需求，也涉及其他因素。

其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称之为上层结构，其中一部分就是在帮你决定什么是对的、好的或应该的。这套上层结构反映出下层结构，下层结构是生产的安排。资本家握有大权，所以自然地就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打造出一套上层结构。在资本家握有大权的情况下，由之而生的社会上层结构就会告诉你相信交易是平等的。

这套上层结构必然会歧视或压榨劳动者。因此，在马克思后来的分析中，出现了他所谓的劳动者的最大敌人。劳动者的最大敌人甚至不是资本家，而是迎合资本家利益所建构起来的上层结构。上层结构影响了劳动者，让劳动者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虚假意识，一种错误的利益认同。

劳动者不知道作为一个劳动者的真正利益在哪里，反而认同资本家，或是认同资本家所创造出来的上层结构所给予的这一套价值，因此创造了虚假意识。一旦劳动者产生虚假意识，也就意味着认可这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交易，不可能意识到还有其他可能性。

而我们今天读《资本论》，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是真的要彻底推翻这一套市场逻辑，而是我们需要一种不同性质的提醒，告诉我们：是否只能是这样？

当你作为劳动者却全盘接受市场经济学的说法时，相信只要有老板提供任何工资，只要有人愿意去接受这份工资，那就是合理的，一旦你进入这种市场经济学的思考模式，你就会忘记或者忽略这套市场经济学是以何种方法破坏或伤害一个人作为劳动者的真实利益。

到今天为止，马克思主义至少在这一方面有高度的价值，在市场经济学所产生的上层结构的模式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告诉劳动者如何更进一步认识到何谓人类行为当中的公平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理想的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