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一生指挥了无数经典战役，晚年回顾其军事生涯时，特别称赞了长征途中“四渡赤水”战役，将其誉为“得意之笔”，足见这场战役的非凡巧妙。而在十大元帅中，指挥或参与过多场著名战役，但只有一位元帅所指挥的一场战役，其精妙程度丝毫不逊于“四渡赤水”，那便是贺龙元帅在1936年初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

为何贺龙指挥的乌蒙山回旋战（1936年2月底至3月底）能够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1935年1月至3月）相提并论？下面详细分析其原因：

极端恶劣的形势与悬殊的兵力劣势

乌蒙山回旋战的背景极为严峻：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约1.7万人，完成策应中央红军任务后，试图在贵州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建立根据地，但遭遇国民党中央军（由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等纵队）、滇军（孙渡纵队）、川军（郭汝栋纵队）等十多个师、逾十万兵力重重包围。这片乌蒙山区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人口稀少，补给极其困难，红军弹药粮食几乎用尽，伤员众多，部队疲惫不堪，处于极度危急的境地。

而四渡赤水战役背景是中央红军约3万人，在遵义会议后，面临蒋介石调集的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试图在川黔滇边境将红军一举歼灭，形势同样十分严峻。

两场战役均处于绝对劣势的包围之中，但乌蒙山的环境更加恶劣，高寒缺粮、补给断绝，对红军身体和精神极限的考验更为严酷，同时包围圈也更紧，红军的机动空间更为狭窄。

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

乌蒙山回旋战的“回旋”精髓在于，面对敌强我弱、地形险恶，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没有选择硬拼或死守，而是采取了大胆灵活、多变的运动战策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千里乌蒙山区高机动性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大范围迂回穿插，频繁改变行军方向和攻击目标，令敌军疲于奔命。

红军通过佯动、快速转移、声东击西等战术迷惑并调动敌人，使敌军难以判断红军真实主力位置。例如，红军曾佯装向镇雄方向突围，诱敌主力跟进，随后突然折返南下；又假装东渡鸭池河，向湘鄂川黔方向返回，迫使敌军调整部署，红军则趁机向西北方向快速前进。

贺龙等领导人在高速运动中灵敏捕捉战机，对孤立或位置暴露的敌军展开局部打击，如则河反击战、得章坝伏击战虽规模不大，却有效重创敌军，破坏敌方部署，为最终突围创造有利条件。

这一作战方法与四渡赤水“走与打”相结合、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突破口的核心战术思想高度一致，均体现了红军运动战的巅峰水平。

最终达成战略目标——成功跳出包围圈

经过近一个月艰苦卓绝的作战，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等人的卓越指挥下，成功拖垮了庞大的敌军，利用敌军内部协同不畅和判断失误，于1936年3月28日巧妙突破乌蒙山腹地包围圈，挺进贵州盘县，彻底摆脱被歼灭的危险。

更难得的是，在如此险恶环境中连续作战，红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通过运动得以休整补充（沿途发展新兵），基本保持了原有战斗力。

四渡赤水战役同样成功摆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赢得了战略转移中极具决定意义的胜利。

两场战役均实现战略突围，保存了革命的主力。乌蒙山回旋战在更恶劣环境、补给极度困难、包围更紧密的条件下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且损失较小甚至有所补充，堪称奇迹。

极端考验中的精神力量

乌蒙山回旋战是对红军将士生理和心理极限的极大考验。红军在高寒、饥饿、伤病、极度疲劳与随时可能遭遇敌军的压力下，依靠坚定的信念和强大意志，完成了高强度连续行军作战，展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这也是这场战役“精妙”所在。

为什么乌蒙山回旋战不亚于“四渡赤水”？

从战术角度看，两者在运动战的灵活机动、调动敌人、捕捉战机和实现战略目标等方面都达到了极致，难分高下。乌蒙山回旋战在更狭窄、更恶劣的地理条件下，展示了同等甚至更为极致的机动性和灵活性。

从结果看，两者都成功实现了在绝对劣势下的战略突围。乌蒙山回旋战尤以保存有生力量（基本未减员甚至扩充兵员）成就突出。

从难度看，乌蒙山回旋战面临的自然环境挑战（高寒山区、补给断绝）和紧密包围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四渡赤水。

萧克将军曾评价：“乌蒙山回旋战是贺龙同志指挥艺术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是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典范。”许多军事研究者也认为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出色的运动战之一，精妙程度完全可与四渡赤水媲美。

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贺龙卓越军事才能和红军无与伦比的战斗力，是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范例。其战术运用之巧妙、战略达成之完美，使其理所当然地与四渡赤水并列为红军作战史上最辉煌的军事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