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90 年代，日本医疗并未崩坏。尽管当时日本经济面临一些挑战，但医疗体系仍在持续运转和发展。日本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高素质的医疗人员，在许多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医院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医疗服务的质量也有一定保障。当然，任何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局部的问题，但不能以偏概全地说日本医疗崩坏。日本政府一直重视医疗事业，不断投入资源进行改进和提升，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总体而言，90 年代的日本医疗是在稳步前进的。

去年年末的时候，一篇关于日本90年代医疗崩坏的文章关注度颇高，后来甚至一度被制作成视频在各大社交媒体传播。作为曾经的日本医疗行业从业者，后来又在研究医学新闻，看到文章的第一感觉是熟悉又陌生。不是说医疗崩坏这个话题在日本不存在，而是那篇文章对于日本医疗体制的表述存在着许多常识性错误和文字上的误导，并且对于不熟悉整个日本的医疗制度的人来说，日本的医疗制度本身就存在着很多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设计，完全按照中国的制度逻辑去理解日本的医疗体制的话，并无多少益处。

这篇文章将对所谓的“九十年代日本医疗崩溃”进行事实核查。在此基础上我还发现所谓的高龄化导致医疗费暴涨的叙事其实从数据上就可以反驳，只可惜到目前为止，整体舆论都还是对这一论调深信不疑。

一、90年代日本的公共卫生现状

 文章开篇，作者提到“仅5年时间，全国65岁以上病患数就从不足200万暴涨至360万。”

作者在文中只提及了1992年是医疗崩坏开始的一年，上述病患数量暴涨的描述中并没有提及具体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也没有提供这个数据的具体出处，但是根据上图中日本统计局于2022年公布的人口数量变化表中可以算出，1990年到1995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增加了335万人，1995年到200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增加为376万人，接近作者所描述的360万。如果这里的360万是指65岁以上人口的话，也就是说几乎所有65岁以上人口都有患病。

或许有这个可能，但“暴涨”这个表述非常具有误导性。疾病本身也分慢性病和急性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的概率也会增加。而高龄者罹患的疾病大多是慢性病，除非传染性极强的疾病，不然病患数量一般都会在一个可预测的范围内，不可能会出现所谓的“暴涨”的情况。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会一到65岁就自动成为病患，往往在65岁之前就已经有患病迹象，或者在65岁之后慢慢开始就医，慢性病数量的增长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不是像传染病一样爆发式的增长。虽然随着年龄增长患病几率也会增高，但是几乎所有90年代步入65岁的人都患病的情况还是很罕见的。在没有提供具体数据来源的前提下，上面的描述就变得很可疑。

但如果该数据并非指65岁以上人口，那么在没有爆发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病患数量暴涨至360万，5年期间65岁以上病患增加近160万的数据又是从何而来呢？

后来，我找到了厚生劳动省定期发布的患者调查报告，每年该报告中都会列出不同年份各个年龄阶层的患者数，在2020年发布的报告中还详细列出65岁以上人群入院和门诊（日语：外来）的人数（单位是千人）的具体数据。

同图表中红线框出的数据可以看到，1990年到1999年（平成2年到平成11年）65岁以上入院人数从1990年的69.44万人增加到了1999年的82.82万人，十年间增加了13.38万65岁以上住院人口。而门诊部分，1990年为202.54万人，1999年为271.70万人，而十年间65岁以上门诊人数的峰值其实是在1996年的275.93万人，这十年间门诊65岁以上人数最多增加了73.39万人。两个数值加起来最多不过才86.77万人，而且这还是十年间的65岁患者数量的增加，根本就不是文章所说的5年增加160万65岁以上患者。

插个题外话，在宏观医疗成本测算的话题中，很多人都喜欢用65岁这一测算高龄化的年龄去预估未来医疗保健成本。但我一直都觉得，相比起高龄化年龄这个标准，2000年之后开始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的平均健康寿命年龄可能更加能够准确地测算出医疗保健成本。

平均健康寿命年龄是指一个人在没有重大疾病、无身体障碍、能独立生活的状态下所能生存的年数。而根据日本内阁府2020年公布的数据，日本在2001年（90年代时健康寿命这一标准尚未普及）时，无论男女，其健康寿命都超过了65岁。2019年，日本男性的健康寿命为72.68岁，平均寿命为81.41岁；而女性的健康寿命为75.38岁，平均寿命为87.45岁。健康寿命与平均寿命之间的差距约为10岁，也就是说，针对高龄者的医疗保健支出其实主要集中在这十年间，而如果沿用65岁的标准去计算日本的医疗保健成本的话，所预测的医疗成本负担很有可能会造成误差过大。

二、日本医疗的质量：一个国际视角

整篇文章把日本医疗体制描绘成几乎快要崩溃的样子，但别忘了，文章中引用的各种观点，其实都是日本人对自身医疗体制的批评，先不论其观点数据正确与否，至少日本人对日本自己的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有很强的批判意识的。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的医疗体制水平如何呢？

目前我一共找到了4份关于全球医疗体制的评价报告，它们分别是WHO于2000年发表的《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health systerms: improving performance》，WHO排名基准的5大指标分别是：健康水平（Health Level）：人口寿命等衡量指标；公平性（Fairness of Financial Contribution）：支付负担是否公平；健康系统响应性（Responsiveness）：服务满意度与尊严等；服务分布公平性（Distribution Fairness）；整体绩效指数（Composite Health System Performance）。虽然这份报告因为对公平性的评价比重过高而存在一些争议，不过日本在WHO这份报告中排名第10，且评价的数据恰好是来自于90年代，我认为这份报告倒是很好地反映了当时日本医疗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情况，并且这也是对日本的医疗制度在实现社会再分配效能方面的认可。

第二份报告是2018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全球HAQ指标（健康可及性及质量指标 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排名，在195个国家与地区中，总分100，日本获得了94.1分，排名第12，亚洲第1。并且最重要的是，日本不同地区之间的HQA指数差距极小（最低89，最高94），证明日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很平均的，这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不过该份报告是根据32项如传染病、慢性病、妊妇产医疗等可避免死亡的医疗干预指标作为考核依据，并非对医疗体系的直接评价，但也能够间接看出，日本的整体公共卫生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不错的。

此外，还有彭博的健康指数（GHI）通过对健康风险（吸烟，高血压，肥胖）；平均预期寿命；营养情况等指标对全球169个国家和城市进行排名，而日本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2025年日本以95.1GHI的评价位列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最后，Numbeo网站也有自己的医疗指标（health care index），该网站是由用户驱动的平台，根据医务人员的技能和能力；完成检查和报告的速度；现代诊断和治疗设备的可用性和质量；填写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工作人员的友好和礼貌；医疗机构的等待时间和响应能力；医疗机构位置便利对全球一共4430个城市进行评价。最早的数据可以追溯到2012年，而我整体看了一下，除了极个别年份之外，日本在这十多年中，大多数时候的排名都在前5之中，可以说是相当不俗的成绩了。

从以上这几份报告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无论是90年代还是现在，日本的整体医疗质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都是相当亮眼的，它或许存在一些问题，但说要崩溃了多少有点夸大其词。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些报告都对日本的医疗体制评价颇高，为什么近期的社交媒体上关于日本医疗的吐槽越来越多呢？

其实这一波对日本医疗体制的吐槽最开始应该是起源自大S在日本因肺炎不治去世的事件。之后便有很多在日本的华人出来现身说法，撇开追流量的因素不谈，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宏观评价和个体感受之间的偏差。就好像一家美食软件上评价极高的店，总有人会觉得不合胃口，不好吃。而且仔细看上述几个报告的评价指标，都是非常笼统的度量衡，也并不能保证所有疾病在每个人身上都能够治好。

其次，对医疗体系的评价，一般对象都是当地长居的人员，而非存在语言壁垒的外国人。治疗方案或许在每个国家都大同小异，但是别忘了是否熟悉医疗体系，语言沟通交流能力等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治疗。

之前我在小红书上曾经看到过有人抱怨日本单间病房一天定价十万日元实在是太贵了，但我仔细看了他的描述，他是自己要求住单间病房的，这种情况日本医院是有自主定价权的，这一部分住院费用医保也不报销。虽然这个定价的确是高于平均水准，但是在住单间这件事情上，医院和患者之间其实已经是自由买卖的范畴了，是否能够接受这部分议价由患者本人决定，医院的行为并不违法，厚劳省也不会干涉。

而我在看到大S事件的时候，想到的其实是，如果我是她，作为一个游客，我的归程已经定好，并且是与家人同行，在去到异国他乡的时候，我是否会愿意就医。要知道在没有医保，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许多人都会回避就医的，尤其是国外的医疗自费的话价格并不低，并且是否需要住院，何时能够出院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当然有人会说她是大明星怎么会在乎这点钱，怎么会做这么不明智的决定。但我觉得这种观点多少有点带着滤镜去看一个人了，仿佛她是大明星，或者是身上有些许光环的人就不会做任何错误决定。

最后，即便以上各个环节都没有出错，所碰到的医务人员的经验水平也是会影响治疗结果的，任何医疗体制，无论它多么完美，都是由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构成的，这些医务人员能够行医仅仅是因为他们迈过了进入这个行业的最低门槛而已，最终每个人的专业水平也受经验、能力、资历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防止医疗错误而出现的第二意见制度恰恰就是起源自医疗水平的评价也不低的美国。

有意思的是，很多在小红书上抱怨日本医疗体制的人往往会说他们的病回国去北京上海某大型三甲医院很快就治好了，而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实践第二意见制度，虽然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无意识中践行了防止医疗错误的第二意见制度。

当然每个对日本医疗体制的吐槽都是每个个体的亲身感受与经历，评价也是针对个体的，与上述各种报告从宏观角度去衡量一个制度完全不可同一而论。

三、医疗费与日本财政，3年增加5万亿支出是真的吗？

公众号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指出，“1995年，日本医疗财政支出突破27万亿大关，要知道1992年全国支出才刚刚达到22万亿，这意味着3年多了近5万亿支出。”

但我查阅了日本厚劳省公布的2022年国民医疗费概况，1995年日本的医疗财政支出为269577亿日元（并未突破27万亿），1992年的医疗财政支出为234784亿日元（早已突破22万亿），也就是说，1992年到1995年这三年间，日本的医疗财政增长为34793亿日元（并不是作者所说的5万亿）。

或许有人会说，这点数据偏差是源自统计误差。但我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首先一个国家级别的数据统计出现万亿级别的数据偏差，这合理吗？其次，作者所提及的是90年代的数据，并非近期数据，而文章本身发表于2024年，即便存在统计偏差，在30年后数据仍旧没有得到纠正，仍旧引用带有偏差的数据，这件事本就很奇怪。

日本每年都会公布国民医疗费概况，我也对比过2022年之后到2024年之间的数据，90年代的医疗费用在此之后并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1992年到1995年之间，日本的医疗支出增长一直都是3.4万亿日元。这三年间日本每年大概增加了1万亿日元的医疗费用支出，再考虑到日本有一亿多的人口，人均每年增长一万日元的医疗支出（虽然最近日币贬值，且时代不同，但换算成人民币约为500块），再加上日本整体医疗质量在国际上的排名，90年代日本的医疗费用增长是否还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我想每位看客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此外，作者提到的“从1996年至2003年，医疗费年均增长被控制在2%以内”，但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其实1996年的医疗费增长率为5.6%，1998年，1999年以及2001年的医疗费增长率都超过了2%。1997年的时候日本医疗费增长率放缓的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政府提高了民众的自我负担比例，被雇佣者的自我负担比例从原先的一成变成了两成，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则是具有诊疗报酬定价权的政府调低了诊疗报酬的定价。

既然提到了国民医疗费用，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研究医疗财政支出不得不提及的指标，那就是医疗费支出占GDP的比率。研究日本医疗财政的人对上面这张图表应该不陌生，这是日本历年来国民医疗费支出的推移，以及医疗费占GDP比率的推移。乍一看，这个图标的确很唬人，感觉再不控制医疗费用支出，日本的医疗体系很快就要崩溃了。但别忘了，日本的经济停滞也是开始于90年代。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用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世界各国的医疗财政的时候，日本除了作为分子的医疗总费用在增加之外，作为分母的GDP，自90年代之后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增长趋势，自然而然能够轻易地拉高医疗费占GDP比率这一指标。

上面这张图是我根据厚劳省2021年公布的国民医疗费概况中的数据绘制的国民医疗费相对前年增减率与GDP相对前年增减率的对比，可以看到，90年代之后，日本大多数时候GDP的增减率都没有跑赢过医疗费用的增减率。

而这张图是截取自OECD每年都会发表的《health care at a glance》，在2023年发表的报告书中，图7.2为2006年到2022年OECD国家每年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除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20年的疫情之外，人均医疗费用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可以说是并列而行的。虽然这张图并没有90年代的数据，并且表中采用的指标是人均医疗费用支出，而不是医疗费用总支出，但从人均支出的增加也可以推测出这几年每个国家的医疗总支出都是在增加的，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测，90年代的时候，各个国家之间医疗费用支出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也是息息相关的。若是如此，90年代之后，日本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率的升高，除了受医疗费用增加的影响之外，GDP停滞不前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那么，如果按照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率这个数据来评估医疗费用成本的话，日本医疗支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上面的图表为我在一篇发表于1999年的讨论日本医疗制度改革的论文（后续还会讨论这篇论文）中找到的六个主要OECD发达国家在1970年到1997年之间的医疗费用占GDP比率的对比，可以看到日本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率这一指标上一直是这六个发达国家中的较低水准。

这张图为社会实情数据图鉴这个网站统计整理出来的日本医疗费用支出占GDP比率在OECD国家中的排名变化（这期间OECD国家数量从30个国家增长到了38个国家）。可以看到直到2009年（数据年份而非发表年份）为止，日本的医疗费支出占GDP的比率在30多个国家中的排名都是偏后的。随后排名逐渐靠近中游。红线框出来的数据虽然分别排名为第三，第四，这是因为2015年OECD调整了医疗费的定义，OECD国家对医疗费的定义比日本对国民医疗费的定义更广，比如说OECD国家将介护费用也包含在医疗费之中，而日本的统计中医疗和介护往往是分开的，由于定义的调整导致了2015年日本排名的突然上升。

至于2021年的数据，日本也是看似排名一下子从第11位升到了第4位，我去查了原始数据的出处《health care at a glance 2023》，可以从上面的图7.1的尾注中看到，此报告中各个国家使用的数据其实并不统一，日本是2022年的数据，但其他国家有的是2020年，有的是2021年。并且排在日本之后的五个国家的增长率都和日本的增长率非常接近，所以我认为2021年的排名还有待完善。也就是说，从2007年到2020年，日本的医疗费用支出占GDP的比率这一指标从一开始的排名偏后，到排名逐渐往中上游走，但这背后除了医疗费用的增加外，还有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日本GDP增速放缓这一重要原因。

既然医疗支出占GDP比率这一指标对日本来说偏差较大，那么是否存在其他指标可以衡量日本的医疗费用支出在世界处在什么水平呢？根据OECD发表的《health care at a glance》2023年的报告图7.4，在人均医疗支出方面，日本的排名其实刚刚超过38个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排名第19。说实话，这个支出水平绝不算高，甚至在一众发达国家之中都是偏低的水平。

四、高龄化对医疗费用增加的影响

提到医疗费用增加的原因，几乎所有人下意识地就会想到高龄化。但高龄化对医疗费用增加的影响到底是多少，有没有数据能够衡量呢？

正好借着这次事实核查的契机，我找到几份很有意思的研究。高龄化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有，但却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根据社会实情数据图鉴这个网站（小声BB：这个网站的视觉设计十分复古，不过作者本人是东大出身，现在貌似也在做研究相关工作，各种分析都标注了原始数据出处以便核查，我觉得还是相对可信的）整理出来的数据，1980年代后半到2010年代这30多年间，日本的医疗费增长率维持在5.5%～1.8%之间，其中高龄化（蓝色部分）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其实一直都维持在1.2%～1.7%。说实话，高龄化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只有不超过2%的比率，还是远低于我的预估的，尤其是90年代，高龄化的影响不过占比1.5%，1.7%而已，反而有另一个很鲜少被提及的因素——“其他因素”（黄色部分）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要远超过高龄化。这里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了医疗技术的进步。也就是说这三十年间的医疗费增加中，高龄化和医疗技术进步的影响几乎是对半的，但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舆论都将炮火集中在高龄化上面，写到这里会忍不住想，这难道不是在变相地煽动年轻人与高龄者的对立吗。

除了社会实情数据图鉴这个网站之外，厚劳省保险局在2015年和2023年的报告中，都曾分析过医疗费增加的原因。虽然缺少2016年到2018年之间的数据，但是前后对比可以看到，高龄化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从2003年的1.6%到2023年的不到1%，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另外一个有意思的指标是人口增加对医疗费用增加的影响，要知道日本自2005年开始，死亡人数就超过了出生人数，也就是说在这之后，日本人口就开始减少了。而从这几张图表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人口增加对医疗费用增加的影响自2005年之后反而是负数，也就是说由于人口正在减少，这个因素造成的医疗负担也在降低。

既然高龄化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在减少，加上人口减少也在减轻医疗费负担，但为何至今日本每年医疗费增加的比率依旧维持在3%左右。答案或许就藏在“其他”这个因素里面。尤其是进入2019年之后，不知是否受疫情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力甚至隐隐有升高的趋势。日本智库大和总研在2016年曾出过一份报告分析导致医疗费增加的所谓“其他因素”具体是指什么，结论是这部分因素的最主要原因是药品价格。这就很有意思了，要知道日本的全民医疗体制下，所有全民医保范围内的服务都是由政府统一定价的，医院等服务机构是无法私自定价的。而至于药品价格如何影响医疗费用成本的上涨，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这里就暂时不过多展开。但我觉得，或许比起日本医疗费用增加是否会导致日本医疗体系的崩溃，医疗费用为什么增加反而是对我们更有启发。

五、新自由主义下的税制改革与社会保障

日本的国民医疗费支出的确连年增长，高龄化也的确是医疗费增加的原因之一，但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日本的医疗费问题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至少90年代的日本医疗肯定是没有崩溃的，高龄化问题对医疗费增加的影响也没有那么深刻。

虽然从国际水平上来看，日本的整体医疗制度从90年代至今都还不至于到崩溃的程度，但在高龄化导致医疗费“高涨”的舆论声量之下，日本国内还是做出了一些改革。最近在读鹿儿岛大学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伊藤周平教授的《消费税增税と社会保障改革》一书，里面提到的很多观点很有意思，都是在目前日本主流舆论上很少见的论点，读完之后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风潮是如何影响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

长期以来，日本的方方面面都在效仿美国，但是在社会保障方面，日本的整体制度设计其实是更偏近于北欧国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日本结束经济高速发展的90年代，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风潮开始席卷全球的年代，但在这种强调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趋势下，减少社会保障支出，促进所谓的“个人努力”成了各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方向。最明显的就是，尽管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高龄化对医疗费增长的影响甚至不如舆论的影响来得要大，但“高龄化=医疗费暴涨”的理念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已经极其深入人心，日本政府这几年其实都在致力于减少各项社会保障福利支出。2012年，日本政府更是直接在法律上明确将消费税与社会保障支出绑定，之后消费税就是一路走高（1989年为3%，1997年为5%，2014年8%，2019年为10%），翻了一倍。

可能有人认为，医疗费成本高了政府要涨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倒也说得过去，但问题就在于，日本政府在加消费税的同时，却在减少法人税，这数十年间，日本的法人税从40%降低到了23.2%，几近腰斩。法人税减少的同时，企业内部留存，尤其是大企业的内部的社内留存金却是在年年走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给企业减税所增加的利益并未如政府所预期的在市场中充分流动起来。并且日本政府的所得税和住民税收入也是在减少的。图2-5为伊藤周平引用另一本书《消费税将毁灭这个国家【消費税が国を滅ぼす】》一书的数据显示，日本这三十年间消费税的增加为397兆日元，而法人税累计减少了298兆日元，所得税和住民税的总计累计减少了275兆日元，可以说这几年增加的消费税都在填补法人税减少的亏空。

图2-6是伊藤周平根据日本财务省的一般会计税收推移数据绘制的图表，1990年，2018年和2020年这三年的日本财政一般会计税收都在60兆日元左右（图中2020年为预计收入，作者预测2020年应该不到60兆日元，但实际日本2020年的一般会计税收为60.8兆日元，不过所得税，法人税与消费税各项收入与伊藤所预估的相差不多）。从这几个税收相近的年份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日本消费税的增加的确弥补了法人税和所得税收入减少的空缺。

这张图是我在日本财务省找到的日本一般会计税收的历年推移，可以看到90年代之后，日本的税收固定在60兆日元到40兆日元左右，消费税一路走高，而法人税和所得税却在降低，直到2020年之后，日本整体税收增加，法人税也有所增加。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伊藤的观点。

或许有人会认为，日本经济不好，给企业减税不是很正常吗。但我觉得这个观点对也不对。一个是日本政府强行将消费税和社会保障支出绑定，会导致消费税不增加就无法提高社会福利的现状。而消费税这种对所有人平等征收的税种，在社会保障层面对普通人反而是最不公平的。原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设计就是政府利用强制手段对有钱人收税，设计一套对所有人而言更加公平的制度，以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强行让社会保障和消费税绑定，就意味着原本就会将大部分钱用于消费而不是储蓄投资的普通人必须为社会保障负担更高比例。这种追求平等的再分配方式对普通人而言恰恰是最不公平的。

另外，伊藤还指出，日本政府强行让社会保障和消费税绑定的做法在制度上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虽然在法律层面将二者强行绑定，但是在财务会计层面上，增加的消费税收入到底用于何处，在账面记录上也就是十分混乱的，因为增加的消费税是被视为一般财源纳入统计，具体是否真的用在社会保障上面谁也说不清。

要说日本政府真的没钱吗，我倒不这么认为，日本政府只是不想把钱花在每个具体的老百姓身上而已。原本日本的防卫费都是控制在GDP的1%以下的，但今年日本的防卫费预算直接上升到了1.8%，前任首相岸田在任期间更是直接订下目标，要在2027年将防卫费预算增加到GDP的2%。至于广为流传的日本负债很高，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日本同时也是世界上政府资产最多的国家。虽然我不是很懂经济学，但是要说日本没钱，负担不起现在的社会福祉，医疗体系要崩溃，我觉得倒也不至于。

不过通过上面的研究，我倒是更加理解为何日本如上野千鹤子、冈野八代等主要研究照护的一批女性主义学者一直都在主张政府应该重视个人安全保障而非国家安全保障。

六、两个不存在的医疗事故

文章的第二部分提到1997年日本津村制药因为造假导致22人死亡最终宣告破产。这一段主要是想讲日本的医药控费导致医药质量下降问题。但我查证过津村制药的历史，1997年并没有任何重大事故发生，反倒是1996年发生过用于治疗慢性肝炎的小柴胡汤颗粒的副作用导致88人出现间质性肺炎，最终10人死亡的事故。虽然有极少报道认为最终死亡人数为22人，但大部分论文中该副作用导致的死亡人数的都是为10人。并且副作用严格来说并不能称为造假。在我查阅的相关资料中，与其说该事件是过度的医药控费导致的药品质量降低，不如说这件事对日本医药界最主要的影响其实是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汉方药无副作用的“神话”，进而给日本医药界带来不小的震动。

其次，这段话其实是最开始让我觉得这篇文章不对劲的地方，因为直到我2023年离开日本的诊所为止，我们都还有不少患者在使用津村的汉方药，也就是说津村制药并没有破产。只能说90年代后半期的津村制药的确是濒临破产的状态，一个是因为这次的小柴胡汤颗粒事件，另一个是由于当时的社长因投资和贷款不透明而被捕。90年代之后的津村制药在经历一系列的重组和整改之后，至今依旧是日本最大的那几个制药公司之一。这是第一件禁不起事实核查的医疗事故。 

另一个禁不起事实核查的就是文章的第四部分提到的表参道俱乐部爆炸案。我反复用日文在谷歌搜索上用不同的关键词搜索过，完全没找到任何相类似的事件。该事件能找到的信息源几乎都在在中文网站上面，并且各类中文信息也并不一致，有些写这件事在90年代，有些比较具体的则是2011年，死亡人数也并不一致，有的文章的死亡人数为4人，有的则为21人。而我用日文在谷歌上搜索出来的结果，最近一次表参道爆炸事件发生在2007年，是涩谷的一个温泉机构发生的爆炸事件，当时有3人死亡，5人受伤，并无提及受难者的身份，也不是什么民众报复医生的事件。

搞笑的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重复搜索的次数过多，后来谷歌搜索出来的第一个AI概要直接就告诉我，没找到任何在表参道发生的与医生相关的爆炸事件。如果该事件真如公众号文章所写的发生在2000年之后不久，当时应该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纸媒还盛行的时代，以日本媒体的报道能力，这个事件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更何况医生这一群体在日本一直是备受尊敬的高薪行业，这种事件不可能不引起社会轰动，更何况死了数名医生，日文互联网一点都搜索不到更是让人觉得疑点重重，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事件其实并不存在。

七、医生与公立医院，那些中文语境下极易被误解的日本医疗概念

文章中反复提及的90年代医生辞职潮存在吗？准确来说日本出现医师比较大规模的离职潮是2006年左右，而根据长谷川敏彦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医師と労働ーーその歴史と展望（医师与劳动——历史与展望）》中的论述，这一次的医师离职潮其实是因为2004年开始的新研修制度，导致大约1.6万名医生必须去完成研修，无法作为实际劳动力参与诊疗（在日本，医院实习生绝对不能算是帮得上忙的劳动力，他们更多的时间都是花在见习上面），进而导致临床一线的人手不足。并非公众号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医保控费导致医患矛盾。

日本医生在通过国家医师考试之后，其研修时间（相当于国内的规培）并没有那么长。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日本的医生培训制度一共经历过三次改革。1946年，日本实地修炼制度确立，要求医生在通过医师国家考试后必须参与一年以上的实地训练。1968年，实地修炼制度废止，临床研修制度创立，在获得国家医师资格之后，这些医生要努力完成两年以上的临床研修（此时只是努力义务，而非必需）。而2004年的新医师临床研修制度则是规定医生必须完成2年以上的研修。而要完成研修有必须去到大学医院或者有临床研修资格的医院，进而导致普通医院的医生人手不足。

此外，还有一点公众号文章没有明确提及，但是在小松秀树的《医疗崩坏》一书中明确提到的是，所谓的医生辞职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再当医生了，而是指不当勤务医，即上班打卡，领固定工资，在大医院工作的医生，但他们仍旧有其他选择，比如自己经营诊所，成为开业医，或者去大企业当产业医，而后两者的收入甚至更高。要知道在日本，除了律师之外，像医生这样年收入破千万的职业并不多（吐槽一句，就这样的收入小松秀树依旧认为太低了），所以一般而言直接放弃当医生的人应该不多。最后还想提及的一点是，日本所谓的医生数量不够对标的其实是OECD这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另外一个公众号文章中反复提及，但却很容易被中国的常识误导的是公立医院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部分医院都是公立医院。但在日本，接近六成的医院其实是私立医院。

在日本这种全民医疗的体制下，保险范围内的医疗服务都是由政府统一定价，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医疗机构接受服务，保险覆盖的服务价格都是一样的，患者自己负担的比例也是一样的，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医疗机构决定加入全民医保制度，该机构就不能提供其他医保范围外的自主定价的医疗服务，且日本的全民医保覆盖的范围极广，许多其他国家没有覆盖的牙科在日本也是属于医保内容，可以说只要是正常生病，非最先进的治疗手段的话，基本上日本的医保都是可以报销的。而公立医院在日本一直广为诟病的是由于他们不需要考虑存活问题，成本意识极低，其经营成本很容易就变高。而私立医院由于需要自负盈亏，在统一定价的情况下，私立医疗机构反而成本效率更高。

最先开始让我觉得这篇文章不对劲，想要对它进行事实核查的是起源自文章第二部分的这一段话。国内的医务人员收入与患者支出挂钩，但是以我在日本医院多年工作的经验，日本医生大部分都是领取固定工资，一般的工资构成为固定月薪➕夜班等补贴（日语：手当）➕一年两次的奖金（日语：賞与）。医生的收入与患者治疗之间并无任何直接关联。当然有两种情况例外，一种是医保之外的美容整形行业医务人员的收入，他们的月收入与国内类似，一般是是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奖金（日语：インセンティブ）构成的；另一种就是独立执业开诊所的医生，因为医生本人就是诊所的老板，诊所的收益也是归医生所有。

在日本的医保制度之下，厚生劳动省负责对医疗服务进行价格制定和和调整，只要是在医保框架之下，所有治疗无论是在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价格都是一样的，并且一旦一家医疗机构决定加入医保制度，就不能再进行自由定价的诊疗行为。医疗机构从医保那边获得的收入除了用于支付医务人员工资之外，还要用于医院的日常运营。而医务人员都是领取固定工资的，就连一年两次的奖金也是较为固定的，一般两次奖金加起来会是3~5个月的工资。并且医院在进行医保报销的时候，还会有第三方的审核机构对报销行为进行监督，一旦发生无中生有或者不合规定，不恰当的报销行为，医生很有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医院也可能会被取消营业资格。下面的医道审议会的议程记录中，有不少医生就是因为违规的医保报销而被处以行政处罚。

当然每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缺点，绩效激励的制度虽然可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升诊所的收益，但别忘了它也有可能导致服务提供方为了获得更多激励而提供不必要的治疗或检查，机构方也有可能会优先报酬较高的项目，而忽视了真实所需。我个人反倒会觉得在公平合理的定价之下，固定薪资的制度可能更能够维护医务人员治病救人的本心，同时也能够避免浪费行为，进而节省费用。

八、日本医疗诉讼真的和医疗体制改革相关吗

先说结论，在经过各种日文资料的反复核对之后，我认为文章中提到的几乎所有与日本医疗诉讼相关的数据都是错误的，虽然90年代之后，日本的确出现了医疗诉讼数量增加，但从各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分析来看，医疗事故发生的原因与医疗体制的改革并无直接关系。

根据日本妇产科医会的信息，律师儿玉安司曾将日本的医疗纠纷总结为4个阶段，分别是1960年代的刑事事件多发时代；1998年之前的风暴前时代；1999年到2006年的医疗不信任时代；2006年到2010年的医疗崩坏危机时代，该学会还将2010年之后概括为医疗再建时代。90年代的确是日本医疗纠纷频发的年代，这一点从后面的各种数据就能够看出来。

• 2000年全国620起医疗事故中，超过60%都与过度控制费用有关。

• 1997年日本医患纠纷数量开始暴涨，至2000年全国医患纠纷超过3000起，而5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300起，5年整整翻了10倍。

• 据统计，在1998年至2003年的医疗严惩化期间，被判刑的医生达到120名，而这几乎等于前40年所有被判刑的医生总和，由此可见这轮刑事处罚波及之大。

• 2003年被日本医生称为最黑暗的一年，这一年日本法院总计受理1080起医疗诉讼案件。

以上几点是文章中提到的与日本医疗纠纷相关的信息，下面将逐一对以上信息进行核查。

关于2000年的医疗事故发生数量，我在日本的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找到一篇由日本社会劳动课的恩田裕之发表于2003年的《医疗事故的现状与课题——以医疗事故的应对方法为中心》（「医療事故の現状と課題ーー医療事故への対応策の整備を中心に」）的论文。该论文开篇就写到从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时间内医疗诉讼从442件增加到了896件，翻了一倍（这里的数据和后面裁判所公布的2020年报告书中有一些小出入，应该是年份问题导致的统计误差，在裁判所的官网上也有发表过数次关于数量统计的更正说明）。而背后的原因是对医疗事故的社会性批判增强，被害者的权利意识提高，以及现在比之前更容易获取医疗信息。并未提及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

我认为虽然当时日本的确同步在进行着各种医疗体制的改革，但当时日本的整个医疗体制的排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靠前的，也就是说尽管日本的医疗体制内部存在着各种亟待改善的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个体系的运转还是相对高效的。

此外，这篇文章的图2还列举了1997年到2002年医疗事故的报告与立案件数的推移。可以看到，2000年的医疗事故报告数量约为120件左右，而正式由警察移交到检察厅进行立案的数量为59件。绝不是公众号文章中所说的620件，后半句所谓的60%与过度控费有关更是不知道出自何处。

关于日本的医疗相关诉讼案件数量可以在日本裁判所的官网上找到。日本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公布一份叫《关于裁判加速化的检验报告书》（「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検証に関する報告書」），该报告列举了1992年到2020年期间发生的医疗诉讼数量推移与平均审理时间。根据2020年的报告书的统计数据，从图表可以看到，九十年代之后日本的医疗诉讼数量逐步走高，在2004年（平成16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并稳定在每年800件左右。平成1997年（平成9年）到2000年（平成12年）期间，日本的医疗诉讼总计发生了2680件，并没有超过3000起。其次，虽然不知道文中的五年前到底是指哪一年，但哪怕是1997年的五年前，即1992年（平成4年）的医疗诉讼数量也都有370件，并不是作者所说的不到300件，之后的医诉讼案件数量更是逐步走高，但也没有作者所说的翻10倍这么夸张。

再者，关于所谓的医生最黑暗的一年——2003年（平成15年），日本裁判所受理的医疗诉讼案件数量为985件，并非作者所说的1080件。反而是峰值的2004年受理了1089件医疗诉讼，这一点和作者所说的相似，但如果这里的事实依据真的是日本裁判所的数据，这里的年份表述就是非常不准确的。

最后关于1998年到2003年，被判刑的医生达到120人，这一点我并没有找到数据支撑，但根据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医疗行为与刑事责任（中间报告）》（「医療行為徒刑事責任について（中間報告）」）中的数据1999年到2003年的医疗刑事裁判中，涉及人数总共为77人，且这里的刑事裁判结果是包括罚款以及监禁的数量，虽然没有1998年的数据，但鉴于上面各种数据都经不起事实核查，且作者并没有提供原始数据来源，我更倾向于认为这里的被判刑医生数量也不是事实。

最终在1998年修改条例，要求加大对医生的刑事处罚力度，而这就是造成医患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过失医疗惩制条例。

至于所谓的对医生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的过失医疗惩治条例，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日文（也有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原文中并没有提供该条例的日本名称），唯一有点相关联的是日本医道审议会医道分科会在2002年12月提出的《针对医生以及牙科医生的行政处分设想》（「医師及び歯科医師に対する行政処分の考え方」），同时在厚生劳动省的网站上也可以查询到医道审议会2001年到2019年的议事录，上面列举了所有受到行政处分的医生，牙医以及被行政处罚的理由。我大致看了一眼，因为业务能力问题而被处分的大概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其余的比较常见的理由有违反麻药管制条例，违法申报诊疗报酬等，甚至有不小的比例是因为猥亵，违反交通条例，税务问题等与医疗无关的问题而被处分。

同时，为了应对1999年之后频发的医疗事故诉讼这一社会问题，日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体系设计上也进行了改革。例如自2004年10月开始，由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医疗机能评价机构进行医疗事故情报收集。并且日本《医疗法》规定，都道府县以及设置了保健所的市要努力设置医疗安全支援中心，以提供医疗安全相关情报，实施研修，进行启发教育，该中心还能够接受患者的投诉与咨询，举办“医疗安全推进协议会”，进行医疗安全相关的信息收集等。2004年12月还推出了裁判之外的纷争解决手续「裁判外紛争解決手続きの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也称为《ADR促进法》。为了避免出现2004年福岛县剖腹产女性死亡事件中手术医生被逮捕而后又被无罪释放的情况，日本也在体制上积极推进由第三方独立机构承担的医疗事故调查。2015年10月开始实施医疗事故调查制度，防止医疗事故的再发生。厚劳省的官网上也整理发布了医疗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与政府对策，感兴趣可以自行查询。并且，在日本的法律上一直存在着针对特定健康伤害以及医疗行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其中包括了1976年公布的关于预防接种与结合的法律，1979年10月公布的与医药品副作用相关的救济法，以及2009年针对重度脑性麻痹儿的产科医疗补偿制度。

从上面的一系列举措可以看出，在每个医疗事故发生后，日本从厚生劳动省，到裁判所，以及各个民间机构都在积极推进各种制度措施，防止同样事情的发生，而最重要的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这些举措的推出都是在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医疗安全，并非将问题简单的归结到一线从业人员身上，而是致力于预防。所以我认为，所谓对医生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的过失医疗惩治条例的说法也是有失偏颇的。

翻阅数篇日本官方报告书之后，我更加坚信90年代的日本医疗的确存在医疗诉讼增加的社会问题，但这一社会问题出现的原因与医疗制度改革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而是由于社会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和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使得由具有知识权威的医务人员掌握绝对决策权的传统家长制医疗模式不再可行，进而使得整个医疗体制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日语：インフォームド·コンセント）上。日本医务人员有义务对患者进行说明，获得同意的条文也是在1997年正式被写入日本的医疗法中。起源自美国，为防止医疗事故，维护患者权益的第二意见制度也是在1997年正式得到日本厚劳省的推荐，并在2000年之后得到普及，被纳入日本的全民医保诊疗报酬制度之中。

从这上面的一系列医疗安全相关制度可以看出，与其说医疗纠纷的增加是医疗体制改革导致的，不如说是患者权利意识觉醒之后，医患权力关系走向更加平等的必经过程。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在这一系列应对医疗纠纷的举措推出之后，日本的医疗纠纷数量是逐渐趋于平稳的。

九、关于小松秀树《医疗崩坏》这本参考文献

所谓“医疗崩坏”一词其实是起源小松秀树的《医療崩壊ーー立ち去り型サボタージュ》一书，也就是作者在文末中所引用，并且在评论区提及的参考文献。这本2006年出版的书籍其实是以2002年慈惠医大青户病院事件这一医疗事故为基础，探讨在现代医疗下，当出现医疗纠纷时，医院，医务人员，警察，法院，媒体等各方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并非公众号文章所指的1992年到2002年期间。而且整本书看下来，其实公众号的文章中所引用的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多。

慈惠医大青户病院事件是指，一名60岁的男性前列腺癌患者在实施当时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高度先进医疗的腹腔镜下前列腺摘除术时，医院方没有按照流程获得伦理委员会的承认便实施手术，且手术实施的医生并无该手术的实施经验（仅有见学经验），术中出现静脉损伤，最终患者在术后一月后死亡的事故。由这起事故出发，身为泌尿外科的医生小松秀树站在医生的立场，对数起医疗纠纷中，各方的表现可能会对未来的医疗体系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医疗纠纷的风险提示书籍，而非公众号文章中所提及的日本医疗已经崩坏。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从医生的立场出发，作者在序言第一段中也就明确写出自己是有意拒绝编辑的建议，选择“医疗崩坏”这一生硬词汇的，意图是希望用这一夸张词汇，对社会对不恰当的医疗纠纷处理可能引起的问题敲响警钟。而书中第28~29页中，作者认为医生是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中被养育起来的精英，他们在弱肉强食，竞争激烈的情境中处于相对弱势，在被执拗地指责下医生很轻易就会屈服的论述，以及认为医生千万日元的年收入很低等类似观点（要知道医生这个职业已经是日本年收入最高的职业了，就算是东京这类经济发达的地区的平均年收入也不过是500万日元左右）倒是很好地体现了作者本人的立场。这本书当时的销量虽然不是很高，但也的确引起了行政管理部门的注意。不过遗憾的是自此之后，但凡是讨论医疗课题的书籍，大多都会采用“医疗崩坏”的名字，以至于“医疗崩坏”一词已经和“日本经济衰退”一样成了日本媒体上的常见词汇。

其实整本书的内容被公众号文章所引用的部分并不多，反而是作者提及的不少观点挺值得借鉴的，比如医疗行为必定存在风险（就如插尿管有可能会损伤尿道），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被称为医疗事故吗？医院应该负责任吗？病人是否事先就该知晓风险？目前人们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度追求安全安心的现象。比如，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检察官，警察，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时，他们的医学认知水平其实与普通人无异，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会倾向于站在看似更弱势的患者一方为其发声；比如，发生类似医疗纠纷时，介入的警察是处理强奸，杀人等重大刑事案件的刑侦组，用对待重大刑事犯罪的态度来审讯医务人员是否合理？再比如是否应该成立第三方的医疗事故调查机构来应对类似的医疗纠纷等等，感兴趣的建议找这本书来看一看。

十、90年代日本医疗改革的真相：庆应大学教授和密歇根大学教授的观点

这篇文章从刚开始着手查阅资料，到最后写成前前后后大概历时三个月（虽然主要是因为个人的事情拖延了很久），后来恰好找到一篇探讨90年代日本医疗改革的论文，文章的观点也基本佐证了我的上述判断。

这篇名为《Health care reform in Japan: The virtues of muddling through（日本医疗改革：循序渐进的智慧）》由庆应大学教授池上直己和密歇根大学教授John Creighton Campbell于1999年发表于《health affairs》上。前言部分就直言不讳地表示，进入高经济压力的时代，日本政府不得不作出更多激进改革，但作者们也认为日本政府的这一系列改革大多是有问题或者不现实的。90年代日本医疗体制主要面临三个主要挑战，分别是患者意识觉醒，快速高龄化以及费用的上升。

患者意识方面就如前面我们所列举的90年代之后出现的如第二意见制度、知情同意制度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催生出来，保证医患关系更加平等的制度，而患者意识的觉醒恰恰极可能导致医患矛盾数量的增加，也正好对应了日本两千年初增加的医疗纠纷数量。

至于快速高龄化，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日本这样一个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高龄化比率，其医疗费用并非全球最高，甚至从OECD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日本在2014年之前其医疗费用占GDP的比率这一指标其实都是在中等偏上的水平，并非最高。而且日本在拥有超高的高龄化比率之外，其高龄者的健康水平也很高，这一点就极大的节省了医疗成本。

最后，关于医疗费的增长速度也是平稳可控的，极少出现突然暴涨的情况。两位作者认为这种低成本可控制的模式除了社会因素（日本相较美国，堕胎吸毒等社会问题更少，进而节省医疗成本）之外，日本医保报销的点数制度，且对点数的渐进微调都是很好的控制医疗成本的手段。当然这一模式也会带来一定弊端，感兴趣的可以自行阅读文献。

作者们认为日本的医保体制在成本控制，医疗可及性以及公平性上的表现都十分出色。日本的医疗体制真正紧急的问题是被保险者之间负担的不平等和照护质量。日本大公司，小公司以及学生老人以及个体户等人员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组合，尽管他们所享受的都是由厚劳省统一定价的全民医保体制之内，在医保框架内无论去哪所医疗机构，费用以及服务并无太大差别（这一点从柳叶刀杂志的日本HQA指数的内部差距都可以看出），但该缴纳多少保险费，在不同组合之间却是存在差异的，少生病的劳动者群体往往是缴费更高的一群人，而老年人所隶属的组合却往往需要更多的财政税收补贴。不过这里的负担不平等指的是日本内部的不平等，与其他国家比起来，日本的个人医保缴纳费用并不高。至于照护质量问题则是由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的住院时间过长导致的社会入院问题（这一点后续会有播客），而两千年初成立的介护保险制度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诞生的制度。

十一、90年代的医疗费用过大预测

本来这篇稿子已经写完在排版了，后来无意中看到东京大学教授桥本英树2019年的一个面向市民的公众讲座，非常有意思，决定放在文章最后（真的不是我拖延，实在是这个话题越挖越有）。

这个讲座主要是在讲为何日本政府在预测国民医疗费和介护费用的时候总是过大推测，并且预测数据和实际医疗费之间的差距差了不止一点点。上面的表格是我根据教授讲座上发表的内容整理出来的日本政府分别在1994年，2005年和2018年预测的不同年份的医疗费用数值，最后一行是实际医疗费用。

可以看到越是往前的预测，与实际医疗费之间的偏差就越大。第一次国民医疗费预测数据出炉的1994年正好是在“医疗崩溃”这个词汇诞生的90年代，当时给出的数据认为如果日本不开始控制医疗费用的话，2025年日本的医疗费用为141兆日元，将超过日本全年的总花费。的确是个很耸人听闻的数字，但实际却是，（目前日本政府尚未公布2024年的国民医疗费用总数）2023年的国民医疗费为47.3兆日元，比较接近2018年预测的数值，甚至不到90年代所预测医疗费用的三分之一。不难想到，这个夸张的数据在90年代经济开始不再增涨的日本，会为医疗崩溃这股舆论风潮提供怎样的助力。

非常推荐对日本医疗感兴趣的人去看这个讲座，这个讲座非常通俗易懂，讲座上桥本教授也讲了许多医疗费用预测出现偏差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在这篇文章开篇提到的高龄年龄与健康年龄的不同，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人们的健康年龄也是在不断提升的，讲座上教授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20多年前可能65岁真的是一个非常年迈需要照顾的岁数，但是现在的日本，如果你在电车上给看上去年纪不小的高龄者让座，很可能会被拒绝，因为对方觉得自己还没虚弱到这个地步。我在日本的时候也的确有很多次让座被拒绝的经验。而日本的健康年龄也已经超过了70岁，而预测医疗费用时，很多研究者其实是习惯于用更为国际统一的65岁标准去衡量的，这是其中一个造成医疗费用过大预测的原因。

另外一个过大预测的现实原因在于日本神奇的医保控费制度。前面提到在日本医保体制之下，所有医疗服务费用都是由政府统一定价的，同时日本政府每隔几年就会根据之前的医疗费用或者经济情况，对这一价格进行调整。而医疗报酬调整的一大前提是日本政府会先确定这一年的医疗费用增长的比率，定好目标之后再对各个小项目进行调整。而医疗费用增长比率又是和日本的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有意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的前提下，是很难出现预测的那种无节制的增长。

桥本教授还提到了许多很有意思的真相，比如死亡前医疗费用的峰值其实是在60多岁，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其死亡前医疗费用反而不高。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已经快到九十岁了，这也是医疗费用不会无节制增长的原因之一。

不知不觉间这篇文章写完都快两万字了，这也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在再写下去就真的发表不出来了。高龄化的确是一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课题，而日本社会无疑是这一课题解法的探索先锋，对中国来说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绝不是一些公众号生搬硬套的胡编乱造。

比如在我看来，日本数十年前与中国一样都是住院需要家属陪护的模式，但现在却是完全无需家属的照护模式（其实这种模式才是世界医院的主流模式），这期间是如何转变的其实很值得我们借鉴；再比如日本医生过重的劳动时间负担到最终立法改革医生的劳动时间，这背后的一系列细节都值得我们深思；以及我一直觉得很神奇的日本医保控费制度，在没有过大影响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又能够让日本的医疗费用控制在一个高效低成本的模式之下，政府作为规则制定者，如何在质量与价格之间维持平衡都是很值得写一写的。但这些都等以后有时间有心情了再说吧。

一句话总结，所谓九十年代日本医疗崩溃是个伪命题。同时这段时间的事实核查做下来，我最深的感触是，真相是什么有时候或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叙事是什么，以及人们愿意相信什么叙事。

参考文献：

小松秀树《医療崩壊ーー立ち去り型サボタージュ》

日本统计局https://www.stat.go.jp/data/topics/topi1321.html

日本厚劳省2020年患者调查

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anja/20/dl/suikeikanjya.pdf

日本内阁府2020年公布数据

https://www8.cao.go.jp/kourei/whitepaper/w-2022/html/zenbun/s1_2_2.html

WHO 2000年《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0--health systerms: improving perform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924156198X

柳叶刀 2018年 全球HAQ指标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18)30994-2/fulltext

彭博的健康指数（GHI）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y-rankings/healthiest-countries?utm_source

Numbeo

https://www.numbeo.com/health-care/country_result.jsp?country=Japan

厚劳省公布的2022年国民医疗费概况

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iryohi/22/dl/data.pdf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患者自我负担比例的历年演变

https://www.mhlw.go.jp/wp/hakusyo/kousei/07/dl/0101.pdf

OECD health care at a glance 2023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health-at-a-glance-2023_7a7afb35-en.html

池上直己与John Creighton Campbell《Health Care Reform In Japan: The Virtues of Muddling Through》

https://www.healthaffairs.org/doi/10.1377/hlthaff.18.3.56社会实情数据图鉴：日本医疗费用占GDP比率在OECD国家中的排名

https://honkawa2.sakura.ne.jp/189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社会实情数据图鉴：国民医疗费增减（年平均）的推移及原因分析

https://honkawa2.sakura.ne.jp/1902.html

厚劳省保险局对2003年-2015年医疗费增加原因的分析

https://www.mhlw.go.jp/file/05-Shingikai-12404000-Hokenkyoku-Iryouka/0000137953.pdf

厚劳省保险局令和5年医疗费动向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2401000/001305571.pdf

日本智库大和总研

https://www.dir.co.jp/report/research/policy-analysis/social-securities/20161024_011343.pdf

伊藤周平　《消费税增税と社会保障改革》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企业内部留存推移https://www.mhlw.go.jp/stf/wp/hakusyo/roudou/23/backdata/02-01-15.html

日本财务省公布的一般会计税收历年推移

https://www.mof.go.jp/tax_policy/summary/condition/010.pdf

长谷川敏彦　2014年《医師と労働ーーその歴史と展望（医师与劳动--历史与展望）》

https://www.jil.go.jp/institute/zassi/backnumber/2014/04/pdf/010-013.pdf

厚労省　研修医改革

https://www.mhlw.go.jp/topics/bukyoku/isei/rinsyo/hensen/

日本妇产科医会

https://www.jaog.or.jp/note/2-%e5%8c%bb%e7%99%82%e7%b4%9b%e4%ba%89%e3%81%a8%e6%99%82%e4%bb%a3%e8%83%8c%e6%99%af/

恩田裕之　2003年

「医療事故の現状と課題ーー医療事故への対応策の整備を中心に」

https://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1000753_po_0433.pdf?contentNo=1#:~:text=6%20%E5%85%A8%E5%9B%BD%E3%81%AE%E8%AD%A6%E5%AF%9F%E3%81%B8%E5%B1%8A%E3%81%91%E5%87%BA%E3%81%AE%E3%81%82%E3%81%A3%E3%81%9F%E5%8C%BB%20%E7%99%82%E4%BA%8B%E6%95%85%E3%81%AF%E3%80%811997%20%E5%B9%B4%E3%81%AB%E3%81%AF%2021%20%E4%BB%B6%E3%81%A0%E3%81%A3%E3%81%9F%20%E3%81%8C%E3%80%812002，%E4%BB%B6%E3%80%812001%20%E5%B9%B4%2029%20%E4%BB%B6%E3%80%812002%20%E5%B9%B4%2016%20%E4%BB%B6%E3%81%A8%E3%81%AA%E3%81%A3%E3%81%A6%E3%81%84%E3%82%8B7%E3%80%82

日本裁判所

「裁判の迅速化に係る検証に関する報告書」

https://www.courts.go.jp/vc-files/courts/2021/09_houkoku_3_minji.pdf

「医療行為徒刑事責任について（中間報告）」

https://www.mhlw.go.jp/content/10800000/000580976.pdf

「医師及び歯科医 師に対する行政処分の考え方」

https://www.mhlw.go.jp/stf/shingi/shingi-idou_127786_old.html

厚労省　医疗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与政府对策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kenkou_iryou/iryou/i-anzen/keii/index.html

橋本英樹「高齢社会における疾病・医療介護費の近未来予測」ー公開講座「予測できる未来と、予測できない未来」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Eh1v9U8v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触动杂货铺，作者：茕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