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的山东，有个姓金的男孩，命运对他似乎格外残酷。其父乃无赖之徒，因生活穷困潦倒，竟将年幼的他卖至五莲山的寺庙。

这金和尚幼时愚钝且顽劣，对佛法毫无钻研之心，诵经打坐等佛门正经事，他一概抛诸脑后。

当其他小和尚在寺院中潜心修行时，他却跑去放猪，还时常赶着猪到集市售卖，那模样，活脱脱像个受雇干活的佣工。

待金和尚长到十五六岁，师父圆寂，留下些许积蓄。他竟卷包而走，摇身一变成为 “金老板”。

此后，他在集市卖羊，为谋私利，羊瘦便往羊肚里灌水，却按肉价售卖；又在荒坡圈地，雇人垦田……

只要是能赚钱的买卖，他都想尽各种奸猾手段插上一脚。凭借这些不正当行径，没过几年，金和尚口袋里便叮当作响，成了当地最为阔绰之人。

他购置土地千百亩，建起宅院数十处，收纳的门徒大多是僧人，可他自己却从不拜佛。

在这些宅院里，偶尔可见一些普通俗人，皆是贫困无业、带着妻儿来租房子、佃田耕种的穷苦百姓。

而他的宅院奢华得令人咋舌：宽敞气派的敞厅，屋梁、楹柱、斗拱皆饰以金漆，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内寝的床，是用螺钿镶嵌、精雕细琢的檀木制成，床上铺着厚厚的锦缎褥子，房间里兰麝香气浓郁，熏得人晕晕乎乎；

后院还养着十几名清秀小厮，皆用皂纱缠头，专为唱曲侑酒。金和尚出行更是大排场，只要一出门，前后便有数十个骑着高头大马的随从跟随，随从身上的弓箭相互碰撞，发出清脆声响。

他的奴仆皆恭恭敬敬称他为 “爷”，而当地百姓，不论身份高低，有的称他为 “祖”，有的称他为 “伯”“叔”，却没人把他当作普通和尚看待，更不会用 “师”“上人” 或他的禅号来称呼。

金和尚深知人脉的重要性，平日里广结权贵，其交际手段十分了得，哪怕远在千里之外的消息，他都能第一时间知晓。

凭借这些人脉，他常常干预地方事务，官员们对他忌惮三分，生怕惹上麻烦。然而，金和尚虽用佛法给自己镀金，却一辈子都未认真诵读过一部经，持过一次咒，屋子里也从未摆放过铙鼓等法事器具。

就连在他这儿租房子住的女人们，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涂脂抹粉，所用脂粉也皆由金和尚提供。

不过，这种奢靡生活背后隐藏着矛盾。时有不法佃户将他的弟子杀害，并把尸体埋在床下。

可金和尚得知后，并不深究，只是将这些佃户赶走了事，仿佛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后来，金和尚买了个异姓孩子，当作亲生儿子抚养。为让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专门聘请儒师，教其学习八股文，准备科举考试。

说来也巧，这孩子十分聪慧，学习刻苦，小小年纪便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在金和尚的运作下，孩子顺利进入县学，之后又通过捐纳成为太学生。

没过多久，孩子参加乡试，竟高中举人。这下，金和尚名声大噪，人们开始称他为 “太公”，以前叫他 “爷” 的人，现在都改称 “太爷”，见到他更是毕恭毕敬，行儿孙之礼。

好景不长，金和尚 “太公” 终究未能逃脱生老病死的命运。他的养子为他举办了一场 “帝王级” 葬礼：纸扎的 “冥宅” 绵延数里，金银器皿堆满灵堂；送葬队伍占满街道，地方官纷纷到场吊唁……

全城的人都来瞻仰这场葬礼，男女老少挤在道路上，人头攒动，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人群中，有人带着妻子，有人抱着孩子，喧闹声震耳欲聋，再加上鼓乐喧天，各种杂耍表演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更有甚者，有个孕妇在人群中突然临盆，痛得厉害。

她的女伴们赶紧用裙子围成临时帷幄，新生儿呱呱坠地，连男女都没看清，就被抱走继续看热闹…… 这场葬礼，简直成了一场奇观。

金和尚死后，留下的巨额资产被瓜分，一半给了他的 “儿子”，一半给了他的弟子们。他们之间依然以兄弟相称，在利益上也相互照应着。

这个故事来自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名为《金和尚》。末尾，蒲松龄借 “异史氏” 之口冷笑：“五蕴皆空？他偏要堆金积玉；六尘不染？他偏要脂粉成行。鼓钲锽聒，笙管嗷嘈，是谓‘和唱’；狗苟钻缘，蝇营淫赌，是谓‘和幛’。金和尚究竟算哪门子和尚？怕只是地狱门前的一块招牌。”

蒲松龄写《金和尚》，并非单纯嘲讽一个假和尚，而是戳中了世相：当金钱可以买来哀荣，清修反而成了笑话；当 “成功” 只看账面，道德就沦为背景板。

三百年后的今天，类似故事似乎仍在重演 —— 时代变了，算盘换成股权，马队换成豪车，不变的，是清规戒律在金山银海前的尴尬。

宗教本应净化人心，但当香火钱变成 “资本”，袈裟成了 “护身符”，某些人拜的到底是佛，还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