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就像闯关,而第一关就是房子车子票子。”一位33岁的上海女白领,面对记者采访,无奈地说道。
其实,女白领的感慨并非个性问题,而折射出当下许多中国都市大龄单身女性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中国大龄单身女性数量显著增加,这一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
然而究其根本,其背后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有专家曾分析指出,有三大现实因素相互交织,或共同造就了这一奇葩现象。
婚姻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关。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71.8%的女性将“有房”作为择偶必要条件,没有房子几乎没有谈判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摆在男性面前最直观的问题。
而城市的高房价,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一套房意味着不仅耗干了家里的积蓄,还要还几十年的月供,想想都让人望而却步。
还有,超八成女性给出收入底线为 5000 元,低于5000元的月薪几乎不考虑,这在小城市可能还好些,要是放在北上广深等城市,这样的标准远远不够。
要知道,这工资不仅关乎着生育、育儿、养老等,还得要预防意外情况的发生,意外状况的出现等。
与此同时,认知差距也是一大阻碍,33.3%的女性认为“中国男性配不上中国女性”。
原因包括“缺乏内涵修养”“情绪不成熟”等,很多女性找不到愿意共担家务、育儿、情绪支持等责任的人。
数据显示,中国 45 岁以下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生约 3400 万至 3500 万,集中在 80 后后期至 00 初期。
男多女少的情况,使得婚恋市场竞争激烈,看似女性选择多,实则匹配难。
另外,农村常常还笼罩着“高价彩礼”,普遍超 10 万元,个别地区超 30 万元。
中央一号文件虽三次点名整治,但结果也不是很明显,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高彩礼对婚恋市场的影响。
当结婚变成经济考量,婚姻温度就会被架空,女性要求“有房有车”“经济独立”是现实,也是男性难以逾越的鸿沟。
在高房价、高成本、高风险下,结婚“高投入”,大龄未婚女性增多,其实并非婚姻观有问题,而是婚姻环境造成的。
教育部 2023 数据:硕士研究生中女性占比 54.7%,博士女性占比 42.7%。
当女性把学历、收入、认知都提升到新高度,可供匹配的“同层或上层”男性自然减少,这也是出现大龄剩女的根本因素之一。
在传统观念中,都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这一平衡一旦被打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可能得到市场认可。
在一档媒体问卷里,46% 的男性直言“不敢娶女博士”,理由是“太强势”“不好掌控”。
还有,高学历还会导致认知差异,即便两人结婚后,没有共同的话题和价值观也不会走长远。
一位 985 直博女生在访谈里曾直言不讳地说道:“我不想聊‘谁家婆婆难搞’,我想聊‘AI对劳动市场的替代率’,可十次相亲,九次都卡在‘你读这么多书到底有什么用?’”
学历越高,精神契合越难;而精神契合,恰恰是现代女性最不愿妥协的部分。
职场歧视与生育压力的双重夹击,也是导致女性婚恋决策更加谨慎的另一重要因素。
超过八成女性认为职场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硕士学历女性中,有四成直言“非常严重”。学历越高,歧视感越明显。
尽管国家一直喊着鼓励生育,但职场对育龄女性十分不友好。
许多企业公开或隐蔽地歧视未婚未育女性,担心她们入职后立即结婚生育影响工作。
正是那种歧视导致女性在职场和婚姻之间面临着艰难抉择,很多情况下,一结婚就失去了工作,这样的背景下,试问那个女性愿意赌一把?
“面试时几乎都会被问婚育计划,老实说准备要孩子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29岁的赵女士透露,她正是因为这种压力而推迟了结婚计划。
与此同时,家庭和社会的催婚催生压力不断增大,使女性陷入到了“一边被推入婚姻,一边被职场排斥”的困境。
“剩”是结果,“女”是主体。
当我们把高房价、梯度婚配、母职惩罚这三把刀全部拔出,会发现它们共同指向一个病灶:
婚姻已从情感共同体,异化为风险共同体;而风险的分担机制,对男性是“买得起房”,对女性却是“牺牲得掉事业”。
当风险分配如此不对等,“剩”就成了一种理性避险。
那么针对这一现象该如何改善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1、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让婚姻回归情感属性。
2、让生育成本由国家、企业、家庭共担,而非让女性独自“背锅”。
否则,即便今天把“剩女”改口叫“单身菁英”,明天依旧会有新的标签,去继续这场不对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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