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电车上的相遇，记忆的门被推开

2022 年的初夏，我照例从家坐电车去大学上课。正午的车厢不拥挤，电车刚驶出一站，一位中年女士上车，环顾一圈后在我旁边坐下。她拿出一张纸，用显然并不熟练的英文向我问路。我留神看了看她的穿着、神态和手里的纸，隐约猜到她可能是中国人，便试探着用中文说“我可以讲汉语”，她像是一下子卸了力，肩膀垮下来，紧张的表情也松了，轻声说谢谢，然后把纸递给我——那是一家精神科医院的地址。

那家医院离我家不远，我带女儿去附近公园玩时曾在导航里见过。路线不难，我把换乘的细节和步行的方向讲清楚。等她确认完，迟疑了一下，竟主动跟我聊起了原因。她说儿子在我任教的 W 大学读书，本硕连读，一直成绩很好，是家里和学校都看好的年轻人。可因为失恋，情绪迅速溃败，出现了严重的自残倾向，最终被警察送到精神科强制治疗。

她不会日语，也不懂手续，这是第一次去医院探视。她轻声问我能否加个微信，“以后可能还要打听学校的事情”。那样的请求我实在无法拒绝。

后来我又几次路过那家医院附近，每次都忍不住想起这位母亲和她“精神失常”的儿子：一个在异国他乡的家庭，被突如其来的疾风卷入，母子俩像被吹落的枯叶，不知会停在哪里。再后来，她告诉我孩子出院、办完退学、准备回国。

我们在 W 大学附近约了午饭，她把更多细节填了进来：南方水乡、普通教师家庭、从小顺从又寡言的孩子、一路优秀到研究生、因为情感打击迅速失衡……她还转述儿子对她说过的一句扎心的话：“你们只知道让我好好学习，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

我以为这段记忆已经遗忘，直到我读到谭蕙芸的《家锁》——那扇掩上的门，被再次推开了。

一本把“家”当作新闻现场的书

谭蕙芸的身份是香港记者，大学教师。读《家锁》的体验很奇特，像在读一篇纪实报道，又像陪作者走完一次漫长的家庭自救。书里是她自己的家：受人尊重的公务员父亲、会讲英文且工作能力出色的母亲、少年得志却最终与精神疾病相伴的哥哥，还有叙述者——为追求自己的生活而离开、当家庭面临危机时又挺身而出的妹妹。

90 年代中期，一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熟悉的语言、制度、社会关系都被重新洗牌；衰老、疾病、文化迁徙的多重震荡，把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小康之家推向断裂的边缘。

这不是猎奇的家族秘闻，书里没有耸人听闻的描写，也没有发生触目惊心的事件。蕙芸的文字克制、清醒，像外科手术，不拖泥带水；但这把手术刀却落在她自己的身上，又能感到她身为女儿的疼。

她在书里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一是不滥用说话权力。她明白自己既是记者又是女儿，天然拥有比家人更强的表达能力，于是请朋友对初稿做“自我审查”，删去可能伤人的措辞；二是让沉默者发声。她把哥哥大量的拼贴画、线条画、随笔作为主要“证词”，再请艺术家朋友协助解读，帮哥哥建立起一种“非口语”的表达机制。那不是“替他说”，而是“让他说得被听见”。

读完全书，我才明白，电车上那位母亲的故事，其实并不孤独。

从《家锁》看见东亚家庭“面子秩序”

这本书，最先击中我的是“面子”，这个话题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书里有一个细节：谭蕙芸读中学时想加入女童军，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与学业无关”；可当她作为女童军一员，以记者身份参与报道、和港督合影出现在报纸上时，父亲又托关系把那张报纸翻拍、装裱、珍藏。这不是虚伪，而是深植在一代人的价值秩序——面子优先于人。在父亲的价值谱系里，“面子”比“经验”“快乐”“兴趣”更重要；能在公开场合增光的，才配成为“家庭资源”的使用方向。

“面子秩序”在很多东亚家庭里并不陌生：我们习惯在亲友面前报喜不报忧，沉默地吞咽焦虑、失眠、争吵，像把一团团垃圾塞进沙发底，房间表面越打扫越干净，但气味越来越重。移民之后，面子往往更紧——原有的社会资本被抽走，父母必须用更硬的外壳保护仅存的尊严，于是越发回避“丢脸”的词语：生病、失败、求助、改变。

畸形的家庭分工：一言堂的父亲、无条件顺从的母亲、被训练成巨婴的孩子

蕙芸的父亲代表了传统父权制的典型特征：他是家庭的绝对权威，所有重大决定都由他做出，其他家庭成员只能服从。这种权威不仅来自于传统文化的赋予，更来自于经济地位的支撑。作为家庭的经济支柱，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一切。

但是，绝对权威往往伴随着绝对责任。当家庭出现问题时，父亲却常常表现出逃避态度。蕙芸父亲常挂在嘴上的那句“他不肯吃药，我有什么办法”，正是这种权威与责任不匹配的体现。他享受着权威带来的控制感，却不愿承担权威应有的责任。

蕙芸的母亲则代表了另一种悲剧：完全的自我消失。她将自己彻底依附于丈夫，成为他的一部分，失去了自我感和判断力。蕙芸无不心痛又无奈地说：“母亲无法为自己而活，如果父亲先走，母亲很可能会不久于人世。”

这种依附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长期被塑造的结果。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中，女性被期待成为贤妻良母，将家庭和丈夫的需要置于自己的需要之上。久而久之，她们就真的失去了为自己思考、为自己决定的能力。

在这种家庭结构中，孩子往往被过度保护，失去了独立成长的机会。哥哥就是典型的例子：学习成绩优异，但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社交能力不足，面对挫折时完全没有应对能力。

父母以为给予孩子最好的就是让他们专心学习，其他一切都代劳。但这种“爱”实际上是对孩子能力发展的剥夺。当孩子走出家庭、面对真实世界时，他们发现自己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这种巨大的落差往往成为心理问题的根源。这正是我在那位 W 大同学身上看到的：学习成绩像一道亮丽却单一的光，照不见生活里的坑洼。

移民家庭的社会融入困境

移民经历为《家锁》增加了另一个维度的复杂性。从香港到加拿大，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文化环境的彻底改变。

语言障碍与社交隔离。语言是文化融入的第一道门槛。蕙芸的父母虽然在香港时英语不错，但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仍然面临着语言障碍。这种障碍不仅限于日常交流，就医治疗上，更体现在对新文化的理解和接受上。他们外出吃饭只去广东菜馆，看病也只找会说粤语的医生，从来没有去非裔的邻居家做过客……他们生活在加拿大，却没有与这个社会融入。

语言障碍导致的社交隔离，让移民家庭更加依赖内部关系。原本就紧密的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窒息，因为外部世界变得遥不可及。这种孤立状态往往会放大家庭内部的矛盾和问题。

照料劳动被无限放大。缺乏熟悉的亲友网络与公共支持系统，母亲的照料工作迅速膨胀，压扁自我。长年累月，“无条件服从”从策略变成本能。

专业系统的文化差异。当哥哥出现精神健康问题时，中西方在精神疾病认知和治疗方式上的差异成为了另一个挑战。西方社会对精神疾病相对开放，有完善的专业治疗体系；但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精神疾病往往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家庭的耻辱。

这种文化差异让父母很难接受专业治疗的建议，他们更愿意相信问题会“自然好转”，或者通过家庭内部的方式来解决。但现实是，专业的问题需要专业的解决方案，文化偏见往往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

谭家在经历了父亲中风入院，母亲失智严重，哥哥已经停药 2 年，原有的畸形却稳固的系统终于坍塌之后，选择了“回流香港”，这虽然看似是一种无奈之举，同时也是一次务实的系统重建：把人放回到可获得支持的制度与网络中，再从那里重新搭起日常。

四把钥匙：如何在正确的时间，用最低的摩擦撬动系统

在东京的读者见面会上，有听众分享，由于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来参加这次讲座，是想知道如何找到打开《家锁》的钥匙。

主持人洁平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了解一个家庭隐藏了三十年的秘密，并且让家庭成员配合完成一场自救，这需要很多能力。

比如作为媒体人常年积累的人脉资源，让你可以有效地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比如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常年的职业训练，练就了判断力和行动力；比如整个过程就像一个项目经理，又像是一个小型创业企业的CEO，需要管理、策划、统筹、执行的能力；以及面对整个过程中巨大的心理压力，应对情绪的能力……这样来看，解决这样复杂的家庭问题，一定需要具备如此多的能力才能应对吗？或者说，一定要像你一样优秀，才能成功救助家庭脱险吗？

蕙芸听到这个问题之后，沉思片刻缓缓回答：

现在大家来看我写成的书，以为我当时是已经谋划好了一步步应该怎么走。但是实际上，我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自己走的这一步，将会迈向柳暗花明，还是万劫不复。

面对原生家庭的困境、面对海外生活社会融入的困境、面对家人精神疾病介护照料的困境……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自己那把钥匙。读完整本书后，把谭蕙芸在书里实践出的路径，总结成四把钥匙——它们并不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职业素养，却能在许多真实家庭里发挥作用。

钥匙一：臣服——顺势而为的智慧

正面硬碰往往无效，尤其是面对年富力强、手握家庭话语权的父亲。蕙芸没有选择正面革命，而是等待“秩序松动”的时刻：父亲中风住院，身体资本和精力资本下降，观点刚性被迫软化——这是窗口期。她抓住时机，迅速推进回流、购置住房、重建日常。

她从不和“面子”正面对抗，而是重塑体面的对象：让父亲在老年大学里教书法，发挥他的优势让他获得被尊重的感觉；让父亲的好友游说他，把请菲佣照顾生活的观念，从“羞耻的人生输家”变成“成功的人生赢家”。“臣服”不是屈从，而是把能量引向更有用的方向：事情未到火候就蓄势等发，火候到了就顺势而为。

钥匙二：发心——善意引导的力量

面对“把自我并入丈夫”的母亲，蕙芸用了“奖赏—惩罚”的组合拳，把自己对母亲的陪伴当做奖赏：去社区中心，就得到女儿的陪伴；不去，陪伴就暂停。乍看冷峻，实则是以善意为内核的策略，是让母亲恢复最小自我，拥有与父亲短暂分离的时空。只要发心（intention）是善的，方法就可以灵活机动。

钥匙三：面对—接受—处理—放下

面对它。蕙芸不否认问题、也不绕开。她面对家庭出现的空前危机，父亲的中风，母亲的失智，哥哥必须要入院接受彻底的治疗，也承认自己的焦虑和抑郁症。

接受它。当她被亲人指责、拒斥，甚至承受近身伤害，她都把这些当作“病程的一部分”，先把门推开。她也长期接受精神科与心理咨询——溺水者先抓到浮板，才有力气救人。接受现实的边界：能为家人做的有限，但“有限”并非“无效”。

处理它。用记者的基本功去核对与链接：找回哥哥的旧同学、老师，拼回“未病时的他”；把医院、医生、社工、福利系统拉到同一张桌子上，搭出可持续、能抗压的支持网络。同时给哥哥建立表达通道——让作品说话。作品后来获奖并展出，家里在“面子”之外多了一层更要紧的“尊严”。

放下它。把“必须痊愈”的执念放下，目标改为“与病共处而不失去人”。能做的尽力做，做不到的设立边界；把控制欲放下，把系统稳住。

到这里，十二字诀不是口号，而是她反复操练出的肌肉。

钥匙四：赋能，把个人困境接入公共资源

在书里，她提到了一个“巴士妈妈”的例子，非常令人动容。巴士妈妈有一位智障儿子，为了呼吁政府能够为智障人士提供长期的医疗救助，她奔走相告，因而小有名气。同时，不久之后她自己患上了癌症，但是治疗癌症的标靶药却并非公共医疗系统里提供的，需要自费，且费用昂贵。社会上的善良人士，纷纷慷慨解囊为她捐款。但是她拒绝了大家的善意。

这一次她选择再次走上街头，呼吁政府改变政策，从而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最终在她的努力下，政策得以推进及落实，她也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特效药，然而却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而过早的离开了人世。她是为了社会最大的公益，而选择牺牲自己。对于蕙芸而言，这样的采访者，是为她赋能的源泉，她从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这真实的生命故事点亮了她在低谷的人生。

回到洁平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面临同样的家庭困境，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像蕙芸一样优秀，才有能力去解决？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们可以不必像她一样优秀，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她的努力，给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径。路径无法复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她的思考，她的尝试，她的反思，她的记录，能够带给身陷绝境的人以希望之光，这就是打开《家锁》的钥匙。

把“面子”变成“里子”

读书最大的价值，是把光照回来。电车上的那位母亲、书里的谭家、我在东京的许多移民朋友，其实都被同一把“家锁”困着：用“体面”遮住真相；用“牺牲”替代成长；用“成绩”代替能力；用“沉默”掩盖痛苦。

真正的体面是里子做足，面子自然会来。《家锁》这部作品，有个戏剧化的结局。在本书出版前1个月，哥哥的作品在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展览会上被展出，对父母而言固然“扬眉吐气”。

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一个长期被标签化、被沉默的生命，被认真看见了。他的作品不再是“家里的垃圾”，而是作为“人”的证词被摆上了墙。这比任何头衔都更体面。我们这一代东亚家庭，很多都活在“别人看见什么”的惴惴不安里。愿我们能把“让别人看见什么”慢慢转成“我真正希望成为什么”。 臣服于时机，发心于善意，面对而不逃避，赋能而不孤独。

As it is，如其所是；本来面目，也并不难看。

作者：李雪，一本正经的日本高校教师；假不正经的一诺东京地陪。在奴隶社会发表过多篇一诺爆料文章，屡次“险遭封杀”，幸存至今。曾发表《我给一诺当地陪》，《我在东京给某名人的孩子当了三天妈》《爽剧里的大女主，也不敢这么演》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奴隶社会，作者：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