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又见阅兵，许多个镜头让我恍然想起2019年。翻出来6年前国庆阅兵后写下的这篇《巨涌之后，我们做对什么》，不禁感慨良多。那年以降的6年中，宏观形势的变幻可以说完全无法预料，许多人（包括我）的个人命运和心境都经历了巨大的摇摆和改变。不过，如今是一个好的窗口，我们经历过乐观的山巅，也经历过悲观的谷底，而今风雨稍歇、迈步从头，或许能够以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不可避免的大国竞争这个命题。遂有以下零碎的思索，呼应6年以前。

1. 制度竞争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挫折，也有顺势，但没有“必败”或“必胜”。学者们基于历史的结果进行阐释，并形成理论或意识形态，这些故事固然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但对于已经身处局中的人，关键问题始终是把握机会、创造历史。

2. 国家和社会都是背负着历史遗产、沿着路径依赖的方向前进的，在政治上，这是强约束。对于中国来说，争论得最多的即是我们继承的“强国家”，美国是另一个极端：尽管总统的权力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得到了持续的加强，但它仍然是一个“弱国家”。

时至今日，对于两国来说，己身和对方制度的优劣可以说非常明白，但讨论如何抛弃自己的历史遗产几乎是不现实的，甚至优化本身制度的空间也不大——这是一个长期工程，但两种制度已经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胜负很有可能在自身制度作出明显改变前分出，像川普那样重塑美国、强化政党和国家权力的尝试是一种激进的冒险。

而核心策略，应在于扬长避短：在顺风时尽可能赢得多、在逆风时尽可能输得少。判断形势、敢于出击、及时止损、调整方向的能力相当关键。过去几年，中美在这方面都展现出不低的灵活性，这是历史上“两强博弈”里不常有的，也意味着：我们仍在目睹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局棋。

3. 阅兵检验了军工复合体的运作结果。对技术、工业的重视已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关键一环，也表明中国的历史其实不像很多人讲的“周而复始”：“技术民族主义”和“市场经济”绝对是一种近百年来来到这片土地的新东西，它们和经过现代政党强化的国家力量混合，产生了巨大的结果。

我们固然会讨论“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创新和资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的问题（比如“供改”和“反内卷”），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在教育、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键决策和投入，对催生中国未来的创新非常关键（郑永年老师的《技术赋权》一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评价和取舍一项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制度遗产是很困难的，从现实的角度讲，在此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对其中扭曲进行回正，付出一定代价的同时，保证了技术和产能的整体优势，或许仍是一种在融合了政治考虑之后，损益比优良的方案。

4. 不过仍然需要注意，技术虽然相当重要，也带给人很高的情绪价值，但实际上不必追求“全面领先”，技术也往往不是顶级国家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在近代化前、一个技术代差巨大的时代。

但时至今日，更有借鉴性的是英德、美苏类似的案例。技术的绝对实力并不重要，在某些领域被拉开一定差距都是正常的（比如无线电、造船等技术之于英德，太空与电子技术之于美苏），真正决定胜负的是一些历久弥新的第一性问题：国家是否累积了足够的财富、人口和规模，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其境内的资源、是否拥有更好的治理和决策能力、是否有更稳定而富有活力的社会。

5. 历史的仪式感和宏大叙事很重要，它讲的是传承的故事，在人们的记忆和自我定位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最近几年，我相信许多人在精神上都感受到巨大变迁：宏大叙事开始降温、个体感受开始升起，包括今天的气氛，和6年前已然有所区别。

不必惊奇，人类历史中比比是这样的代际周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个人感受的崛起可能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几百年都没有回归过的精神状态，这是相对丰裕且稳定的生活的结果，是对过去发展成就的肯定。

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人的归属和价值面临着空虚的挑战，我们还能够重建“主人翁精神”吗？我想并非不可能，哪怕在集体主义的退潮中，仍有可能重建基于个人生活感受的“主人翁精神”，在匮乏和高度不平等的过去，这可能是一种贵族精神，但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应该拥有一个让它的每一个公民成为贵族的目标。

其前提是，政治应该超越浮在生活之上的状态，更好地呼应人们的精神需求。这需要扩大的参与、对微观个体的尊重，对微观体验的关注、允许利益的开放和碰撞。我们之前在《财政与交易如何“创造大都会”》一文中讲中美的城市治理的对比，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6. 大国竞争中，需要共度时艰的时刻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不止一次的。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唤起二战中的历史记忆，或许是当今相互竞争的胜利者们所能共享的精神遗产。环顾列国，中国的民族性格或许是最为深沉的，“位卑未敢忘国”、“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的拳拳热情，要远远高贵于“即使是伦敦东区最贫穷的爱国者，一想到英国的财富和工业，便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

但我想，如果伦敦有什么可以学习，那或许是全社会在至暗时刻来临后“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高度韧性。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国家硬实力，更来自法制、权利、公正、福利的感受等方方面面，使其公民感到家国责任和幸福生活并不是强行捆绑，而是天然共存共赢。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仍然有很多需要关照的空间。我也相信，在近两年的波动中，宏观上逆周期和防风险政策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所以，对我来说今年比较欣喜的改变：一是财政支出力度是明白的、二是支出结构倾向民生是明白的、三是非税收入的下降、一级市场的回暖和重新鼓励企业家精神是明白的。尽管前路漫长，但曙光仍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野有枯荣，作者：青野Tsingy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