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用了很多年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好像越来越不好用了。

曾几何时，这项工作的默认设定是：“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关注的当然是“经济”目标（economic target），比如控通胀、促就业、平衡预算。用的工具当然也是“经济”系列，比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目标函数当然是——最大化“经济”福利。

这也是宏观分析师要关注的：要追CPI、非农这些关键数据，要读央行纪要，要关注财政和债务；如果你在分析报告里插入一段关于地缘局势、战争军事、或者政治派别的分析，很有可能被归为“宏大叙事”类，这些内容太缥缈，没法建模，比较“软”，不够“硬核”。

但就这几年，这些曾经的“题外话”已经成为报告中的核心部分：你不仅要知道GDP数据，还要知道最新的科技、军备动态、关键武器型号参数、不同政治派别的核心叙事、甚至社交媒体上的舆情风向。

换句话说：不仅要懂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可能还得了解一下修昔底德和基辛格；不仅要分析美联储的点阵图，还得看得懂台海的军力部署图；不仅能追踪非农数据，还得会追踪社交媒体上的情报。

这种感觉在看阅兵的时候达到顶峰，“经济”这件事已经和政治、军事融为一体，再也不能说自己是独立的，再也不能“只用数据说话”了。近几年“经为政用”的使用频率和力度，已经达到新高度：只看经济制裁一项，2022年全球实施的经济制裁数量比20年前增长了933%——还没考虑“关税”、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等等各款设限。

于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若隐若现：“经济政策”也许不再为了“经济目标”而定，而是进了“政治目标”的工具箱。不管你喜不喜欢支不支持，只要还在市场谋事，就不能当它不存在了。

那么问题来了：当目标从最大化“经济”福利，变成最大限度取得“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我在《“比较优势已死”的年代如何和盟友正确共生？》这篇文章中讨论过），用纯经济视角还能看得清楚吗？

举个例子。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史诗级金融制裁，冻结外储、踢出SWIFT。以前的分析师们可能会打开模型，算一算对俄罗斯的国际收支会造成多大冲击，对卢布汇率有什么影响，通胀会飙升到什么程度。

但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都看到了，实际影响远超经济层面。因为全世界都收到了一个信号：美元这个我们曾经以为“中立”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可以被随时武器化的地缘政治工具。结果呢？2023年，各国央行购买黄金的数量创下了55年来的新高；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两年内升到近5%。

如果还用传统框架理解，那不能不说很接近用温度计去测地震的行为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全球智库早已开始为这个“新常态”造新词了：大西洋理事会智库发明了一个让我佩服不已的词——“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并将其定义为：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和安全目标。比如，关税、环保政策、制裁、反垄断、甚至央行独立性——都可以、并且已经成为各国地缘政治话语权的工具箱了。

所以从今以后，分析师也许不能只是埋头掘地三尺，花式建模，然后告诉大家“这个经济数据是多少？”

还要问问：这个数据是为了什么？

换句话说，也许从此以后，“宏观（Macro）”应该改名为“大宏观（The Grand Macro）”了，

二

国际政治中，如果有一条地心引力一样的规律，那可能就是：“合作竞争相对论”（Coopetition）。

国家之间永远有“互动”，互动永远不绝对。一旦“互动”开始从合作转向梭哈，再从梭哈转向竞争，那新博弈中的均衡状态，总会来到“所有人都开始放弃合作，相互竞争”。

就像当年全球央行争相降息：一旦某个主要参与者，开始使用一种新武器来竞争，比如负利率，那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必须采用这种新武器，否则就会输掉比赛。就像一战中德军在比利时第一次放出芥子气。

军备竞赛沿此逻辑早就开始了：2024年全球军费开支达创纪录的2.7万亿美元，创冷战后最快增速（SIPRI）。中美日欧俄印，都在加强自主防务。一个超级国防周期才刚开始。

当国家意志占据主导，微观中的一切都要围绕这“大宏观”（The Grand Macro）目标来调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强国，社会福利、市场规则，甚至教育方向，都得服务于这个大目标。

对于那些国家意志和力量足够强大的国家，这种调整是一种协调一致的“整齐感”，就像阅兵时的方阵，步调一致，毫厘不差。哪怕作为微观个体的你，觉得一切离曾经的“美好时光”越来越远。

但对那些国家意志不够强、却被迫卷入大国博弈的小国们，根本驾驭不了——它们在外部压力和叙事中被动靠拢强者模式，但微观层面的震动必将反噬。

我们再看一眼东南亚。普拉博沃称印尼“局势正在趋于稳定”。

他说的“稳定”是什么呢？

一场行为艺术——在印尼独立日悬挂海贼王旗引发的大学生的抗议浪潮。学生们抗议政府削减教育预算、官员言论失当，抗议最终演变为暴动，并遭军队镇压，10人死亡。

与此同时，一种更安静的印尼版的“润”——社交媒体上#KaburAjaDulu（先逃再说）运动已经火遍印尼年轻人，TikTok上相关帖子近20万条。

这是印尼的年轻人“想逃”的现实：整体失业率4.76%，15~24岁青年失业率高达16.16%，占总失业人口（726万）的49.6%，超过84万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BPS）。曾吸纳大量年轻人的科技行业进入寒冬，初创企业融资额暴跌66%。

普拉博沃政府偏在此时勒紧裤腰带，大幅削减预算，包括办公支出、仪式、差旅、教育福利，再给经济和内需泼了盆冷水（你可能觉得眼熟，但是不要过度联想）。

等等，印尼不是那个“人口最年轻、经济最有增长潜力”的东南亚明星吗？不是中资企业出海的热门目的地吗？

没错，从某些宏观数据看确实亮眼。2020年印尼禁止镍矿出口后，外国直接投资（FDI）猛增21%，总额达到900.2万亿印尼盾。但这些投资主要流向了资本密集型的采掘业，能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得可怜。出海的挤出效应还是老问题，我们在《硬刚背后的东南亚，会做何选择？》这篇文章中讨论过。只有在属地国，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小国们的影响有多大。

对于中美两个大金刚，可能只是一个脚趾、一个关节的疼痛，但对这些用民众选票依然有点用、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民主的国家，撼动是真实存在的。

这就是“鲸”和海洋中“其他生物”的关系。问题来了，海洋里如果只有“鲸”而没有“其他生物”，鲸会如何？海洋又会怎么演化？

三

也许我们必须好好想想这个新问题了——当经济已经成了”治国之术“工具箱，经济学是否还能解释这个新世界？

或者换一种问法：什么样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和应对这个新世界？

我还在想，还没有好答案。但它至少应该是——思路更打开的、更跨学科的、更动态的、更人本的、更重批判的“复杂适应系统”，而不再是一台可以精确调控的机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肖小跑，作者：肖小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