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公众的认知图景中，哲学工作者的形象常常摇摆于两极之间。一端是如哈贝马斯、菲利普·佩蒂特这般深度介入公共讨论、实质影响政策制定的学者；另一端，则是被贴上“空虚玄远”标签，被认为与现实议题脱节的学院形象。由此，我们触及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何有些哲学家能对现实议题提出符合实际、同时还富有启发的建议，而有些哲学家难以做到这一点，或者说，究竟怎样的条件和前提之下，哲学家的工作可以有效地通达现实？

事实上，一批哲学家与哲学教育者已开始系统性地回应这一问题。许多哲学系设置了“哲学与公共政策”“文化与经济”等专业，试图将哲学思考嵌入具体的社会语境。另一方面，诸如乔纳森·沃尔夫这样的学者也写作了《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等著作，探索将伦理反思转化为政策建议的路径。

上述种种都指向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们可以摸索出一套可理解、可传播的方法论，以此助哲学反思转化为在公共讨论与决策中富有建设性的一环。本文所做的，正是对这种方法论做一概览。简言之，本文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哈贝马斯是如何炼成的？”或者说，“希望对现实问题提供切实建议的哲学家，该具备何种品质，秉持何种方法。”本文相信，这一探讨对哲学界内外的读者都颇具价值：哲学研习者能从中理解如何释放哲学“介入现实”的潜能；而关心公共议题的广大读者，亦可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借助哲学资源，提升自身对现实议题的思考质量。

撰文｜谢廷玉 龙芷菁

理论内外：

“哲学介入”的优势与盲区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哲学的价值并不必然体现在直接服务于现实。事实上，许多哲学研究着眼于与现实保持着距离的基础概念与命题，这种理论探索自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更为具体：当一个哲学家确实怀有影响现实的抱负，也耕耘着某个与现实有所关联的领域时，他应该如何行动？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从一个既展现哲学工作者之优势、又暴露其局限的案例谈起。

阿马蒂亚·森对“发展”概念的重新思考，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观察样本。这位兼具伦理学家与经济学家身份的学者，以其哲学视角重塑了有关“发展”的一系列讨论。在森之前，关于“发展”的主流理解大多聚焦于客观变化，尤其是特定的增长数据——如GDP与人均GDP的提升，或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然而，森指出，这些衡量何为“发展”的标准都忽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维度：人的繁荣与幸福。他提醒我们，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一个国家GDP高速增长，却仍有大量人群被发展进程遗忘，无法享有有尊严的生活。简言之，我们无法脱离人的幸福来看待“发展”。

《以自由看待发展》

作者：阿马蒂亚·森

译者：任赜 于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森的这一洞见直接源自哲学传统的滋养。他坦言，自己从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的思想中获得启发——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共同体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实质自由。更进一步的，森对“幸福”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辨析。当时，大量从事福利经济学的学者都将幸福等同于“偏好的满足”，但森指出，这种理解存在缺陷。例如，有些穷人获得的健康服务更差，身体也更差，却反而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更满意”。这说明，仅以“偏好满足”作为幸福标准是有问题的——人会形成“适应性偏好”，即在现实压力下降低期待、被动接受现状，但这显然不等于真正的幸福和繁荣。对此，森再次回到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提出衡量生活质量的更好标准应是“能力”，比如一个人是否有能力过上真正称得上健康的生活。

直到这里，这个案例所展现的，还是“哲学介入现实”的独特优势。一方面，哲学训练赋予学者对基本概念的敏锐嗅觉和批判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数人受限于既定的思维框架和概念体系。哪怕是学者，也很容易将本学科的某些理论和命题默认为前提，而缺少对它们的反思。哲学则把任何理论都当作反思对象，善于挑战根本性的命题和概念，追问：“为什么我们这样理解？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另一方面，哲学工作者的哲学史积淀，也让他们有能力在反思中重构基础概念和命题。就如长期活跃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英国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所说：

“历代哲学家都曾为类似的问题（如某些重要概念）而苦恼……这确实为思考公共政策中的伦理困境提供了额外的资源，并有助于在辩论中引入多种视角。”

由此，他们得以从哲学传统中发掘出“不同的可能性”，从而重塑概念，为思考现实问题提供参照（就像森对“发展”和“幸福”的概念所做的）。

然而，森的另一些思考却暴露出“哲学介入现实”的局限性。森始终拒绝具体界定哪些能力值得追求。他认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需要的核心能力也存在差异，这个问题应该交由民主审议来决定。然而，部分从事发展实践的一线工作者提出了质疑：在发展实践中，发展工作者往往会面对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使得“民主决策”的结果易于偏向强势群体。相反，一份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核心能力”清单或许对弱势群体更有帮助。

这一争论揭示出哲学家介入现实时的主要短板：现实感的不足。无论是对概念的敏锐洞察，还是对哲学史资源的深刻把握，都无法自动赋予哲学家全面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他们容易忽略现实问题中的某些关键向度；影响建议落地的种种因素和力量；以及一些已在实践中得到践行和检验的方法——因此，他们的建议有时会显得天真且不实用，并与现实有所龃龉。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提升现实感：

对“哲学介入”的方法论探索

因此，当我们探讨“希望对现实问题提供切实建议的哲学家应具备何种品质与方法”时，本质上是在思考如何既发挥哲学之优势、又弥补其短板。在这方面，英国政治哲学家乔纳森·沃尔夫做了一番颇为系统的探索。他指出，有志于为现实问题提出建议的哲学研究者，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乔纳森·沃尔夫的《伦理学与公共政策》（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书封。

第一步是“充分了解问题”，这需要细致入微的洞察力和扎实的调研能力。有些哲学家可能对哲学理论和历史非常熟悉，但面对现实问题时，却容易凭着初步或简化的印象去“套用”理论。

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就犯过这种错误。她主张，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能唤起人们对彼此“共同人性”的感知，增强人们的道德感受力和同情心。因此，这构成了以“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的关键环节。但有学者指出，她的想法过于笼统。事实上，大量文学作品（包括经典作品）中都充斥着偏见和刻板印象，甚至直接充当过意识形态的载体。努斯鲍姆自幼就受到很好的人文教育，故而能在阅读中“去伪存真”。但对其他群体而言，情况则远非如此。因此，努斯鲍姆搞错了问题的重点：改善人文教育、培育公民美德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引入文学，而在于教育资源的优化和平等化。

第二步是理解围绕现实问题形成的各种论点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沃尔夫认为，这是哲学研究者最“拿手”的环节：他们擅长把复杂纷乱的论点梳理得简明、清晰、系统，同时也能挖掘出论点背后隐藏的前提。他指出，这种能力常常能起到“拨云见日”的效果：“一旦辩论被剖析清楚，论证中的漏洞、错误的假设、虚假的两难等等，都可能暴露出来。”

在前文中阿马蒂亚·森的例子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透过纷繁复杂的理论，他能看到一系列发展观背后预设的都是一种欠缺“人文关怀”的价值。同时，他也能洞悉福利经济学因重视“偏好”而出现的漏洞。

第三步涉及“历史”与“比较”。即便理清了不同论点及其预设，也不代表就能据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要提出好建议，必须先梳理与问题相关的历史：了解它如何发展到今天，哪些因素和力量在其中起作用。只有这样，哲学研究者才能判断不同建议在落实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助力或阻力——这往往决定了建议的可行性。同时，适当的“比较”也很有必要，看看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群体如何处理，这能大大拓展我们的思路。

沃尔夫认为，只有在完成以上三个步骤之后，哲学研究者才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不难看出，沃尔夫既肯定哲学研究者在影响现实方面有独特的路径和能力，同时也强调，他们必须充分吸收哲学之外的知识，甚至承认哲学训练的“局限性”。唯有如此，他们对现实的观察和建议才能真正做到精准有效。

除了方法论更新，哲学工作者还需要调整在学术圈内形成的某些“文化特质”。据沃尔夫所言，其中一种是“追求分歧”的倾向：哲学家往往对观点间的差异异常敏感，且不愿妥协。沃尔夫提到了一则轶事：

“（有一本）书名为《新实在论：合作性的哲学研究》，由六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合著，他们试图创立一个新的实在论哲学流派。正如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这本书是在一种罕见的合作精神下写成的……在附录中还列出了所谓的‘纲领和第一纲要’……然而，作者们似乎无法让自己签署由他人起草的文字，因此这本书以六个略有不同的方案和纲领收尾，每个作者都提出了一个。”

在哲学研究中，这种倾向或许能激活思维，带来新见。然而，提供现实建议常常需要在不同立场间寻求平衡。

其二是“标新立异”的偏好：广为人知的是，许多哲学讨论热衷于极端情境或奇特的思想实验（如几乎成为伦理学代名词的“电车难题”）。这些缺乏现实感的思维训练往往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实践方案。

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来自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米歇尔·阿格列塔，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上述步骤。阿格列塔研究政治经济学——既是经济学家，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公司治理中流行的“股东价值论”提出了挑战。这个理论的起点看起来不无道理：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所以公司治理应当服务于股东利益。股东利益又集中体现在股价上，因而好的公司治理要努力推高股价。

Michel Aglietta, Antoine Reberioux: Corporate Governance Adrift : A Critique of Shareholder Valu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5.

但阿格列塔指出，这种理解并不是唯一的可能。他借鉴了政治哲学中对“国家”的理解——国家不是只属于掌权者，而应获得所有受其政策影响的公民的认同。同样，公司也可以被看作一个由多方群体构成的共同体，公司治理不该只盯着股价（这恰恰会带来问题，如采取过于激进的财务操作——公司会大幅举债，同时进行大规模分红和股权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以拉高股价。其代价则是为市场带来虚假的信号；风险被转嫁给社会；这些公司有时还会为了规避监管而干预政治治理），而应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阿格列塔考虑到了“可行性”的问题，他指出，这种“考虑更广泛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已经在部分欧洲国家得到了采用，如部分德国企业即在公司监事会中设有员工代表制——员工人数超过2000人的公司，其监事会一半由员工代表组成。

不难发现，阿格列塔既做到了援引哲学资源重构关键概念，也充分了解了现实问题（如他从各个方面全面考察了“股东价值论”的影响），更经由比较性的思路确认了自身论点的可行性。简言之，当哲学工作能够融合思辨分析和现实洞察时，它便可以为现实问题提供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Noel Pettit，1945年- ），爱尔兰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超越“无用之用”：

日常场景中的哲学介入

至此，我们对核心问题的探讨已基本清晰。在“成为哈贝马斯”与“沦为空虚玄远”之间，哲学工作者所需要的，正是一份扎实的“现实感”。而乔纳森·沃尔夫所提出的方法论，则为补足这一关键维度提供了方案。

不过，我们不妨基于“核心问题”稍作延伸：不仅是“哲学家”可以借助他们从哲学训练中取得的优势，对重大的公共议题做出回应；即便是一般的哲学系毕业生，在应对日常工作时也可以从哲学训练中受益——他们甚至能在就业市场上展现出独特优势。由此可见，哲学所具有的不只是大众普遍认可的“无用之用”，更是相当实际的能力支撑。

在一篇题为《哲学毕业生的职业机会》（Berufsmöglichkeiten für Philosophie-AbsolventInnen）的文章中，作者弗朗切斯卡·梅尔茨（Francesca Merz）援引了雇主的评价：“哲学系毕业生能面对任何文本，快速阅读、清晰思考，并精准处理复杂问题。”一位在法国兴业银行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哲学系毕业生也表示：“我的工作是处理贷款申请……表面上这和哲学毫不相干，但我学习期间培养的沟通、论证和思维策略，每天都在帮到我。”在另一篇题为《哲学并非死路一条》（Philosophie Brotlose Kunst? Von wegen!）的文章中，作者玛丽昂·科赫（Marion Koch）还援引了就业机构发言人的评论：“哲学从业者通常能分析和评估复杂的观点与情境，语言能力强，善于有效传达信息——这些能力在就业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法国的“凤凰计划”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该计划于2007年由希腊文学教授、同时也是普华永道合伙人的伯纳德·德福格（Bernard Deforge）发起，目的是鼓励人文领域的学生进入商业领域。他的初衷是，很多毕业于人文学科的学生能为商业运作带来独特视角和宝贵的创造力。但这一点长期未被认可。他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创造力和原创性。”随着计划推进，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普华永道南特办公室总监保罗-布鲁斯·巴雷特（Paul-Bruce Barret）就非常欣赏通过“凤凰计划”加入的人文学科学生，他评价说：“他们不同的方法和全新视角对我们非常有用，有时甚至能改变我们对问题的看法。”

相关文献：

[1] Aurélie Djavadi: Depuis une décennie, l'opération Phénix fait son nid

https://www.letudiant.fr/educpros/enquetes/depuis-une-decennie-operation-phenix-fait-son-nid.html

[2] Opération Phénix : un sas vers le monde de l'entreprise

https://iae.univ-nantes.fr/nos-formations/operation-phenix-un-sas-vers-le-monde-de-lentreprise

[3] Marion Koch: Philosophie: Brotlose Kunst? Von wegen!

[5] Francesca Merz: Berufsmöglichkeiten für Philosophie-AbsolventInnen.

Jonathan Wolff: Method 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Annabelle Lever, Andrei Poama, London: Routledge, 2018.

[6] Jonathan Wolff: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London: Routledg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