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抗战题材影视剧里，盘尼西林是出现最多的药品名称。它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不过，一些剧作中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取大批盘尼西林的情节，其实“穿帮”了。

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日本则是二战后才开始生产。而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

当然，研制出青霉素，距离青霉素的实际医用还有很长距离。国民政府曾把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寄望于美国的“援助计划”，终似水中捞月，落得一场空。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国第一家生产抗生素药品的工厂——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自此，我国实现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打破了国外垄断。昔日贵比黄金的青霉素，成为守护亿万中国人的寻常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在批量生产抗生素（上海市档案馆藏）。

二战中的“秘密武器”

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白求恩手指上的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

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儿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

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

1928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中看到一个培养细菌的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这引起弗莱明的好奇。

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出来。经过实验，他惊奇地发现，这种“绿毛”分泌的一种物质，能够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把这种神奇的物质命名为盘尼西林（Penicillin），即我们后来熟知的青霉素。它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

次年，弗莱明把关于青霉素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人类找到了对抗细菌的有效武器，即将结束传染病及伤口感染无法治疗的时代。

然而，这篇论文超越了时代认知，在当时并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的研究不完整。医学出身的他一直无法培养出能够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问题，多次受挫后干脆放弃了。

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后，沉寂了整整十年。

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查资料时，在故纸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青霉素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和实验室的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经过实验，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

通过动物和人体临床试验，弗洛里的研究小组证实，青霉素的确是一种高效且无毒的抗菌物质，在临床上对细菌感染有良好的疗效。1941年，研究小组在医学顶级期刊《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

和十年前不同，这一次，医学界轰动。

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为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医学界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抗菌药物。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匹“黑马”。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生产？

弗洛里拜访了英国几家制药公司，努力让他们对青霉素产生兴趣。可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无力生产。因此，在英国大批量生产青霉素这条路行不通，只能在国外寻找“金主”。

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朋友的引荐下，弗洛里与美国军事部门建立了联系。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价值和在战争中的巨大潜力，于是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礼来等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几大实验室，一起研究青霉素的大批量生产。

制药公司也看到了青霉素的潜力，但弗洛里研究小组的制取方法效率太低，落实到生产线，就意味着高昂的生产成本。因此，要大批量生产青霉素，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优化，过程并不顺利。

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

1942年，美国成立了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同时把青霉素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及生产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

政府、军方和企业同时发力，1943年，美国实现了大批量生产青霉素，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美国青霉素年产量跃至1.66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

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甚至扭转了二战战局。

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

一双发霉的旧皮鞋

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上刊出几个月后，中央防疫处技正魏曦就在一次例行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

中央防疫处处长汤飞凡对论文中提及的青霉素，有极大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深欲一为试探”。

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

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乐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天坛总处改为“北平制造所”。迁到南京仅一年多，新址还没有来得及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防疫处又辗转迁到了长沙、昆明。

汤飞凡是1938年就任的中央防疫处处长，正在中央防疫处辗转迁徙途中，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

汤飞凡是中国最早采用西方医学教育体系的湘雅医学院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后，有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他却说：“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此后，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了三年细菌学，又到美国哈佛医学院细菌系深造了三年。

从哈佛毕业时，由于汤飞凡成绩突出，导师留他在哈佛任教，并开出了优厚的待遇。但他一心回国报效祖国，谢绝了导师的盛情，于1929年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任教。

1939年，汤飞凡带领着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中央防疫处几乎处于散摊子的状态：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到昆明时，基本只剩一台旧锅炉了。

国民政府只拨了300元经费重建。一向清高的汤飞凡不得不四处奔走，东借西凑，又从银行贷款，在滇池畔买了一片荒滩。大家一边搞建设，一边千方百计地生产急需的疫苗，好不容易把摊子重新支了起来。

这时候试制青霉素，简直是天方夜谭。

中央防疫处在昆明的生产间。

“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以昆明的条件试制青霉素根本没有可能。汤飞凡没有退缩，也没有理会这些好心的劝告，领导两位得力干将——朱既明和黄有为干了起来。”时任中央防疫处技佐的刘隽湘在《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中这样回忆。

朱既明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原本在搬到昆明的母校当助教，被汤飞凡挖了过来；黄有为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回国支援抗战，被汤飞凡招到麾下。两人在汤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

青霉菌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只有诸如点青霉和黄青霉等才能提取出来，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

汤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

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

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室技佐卢锦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既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防疫处的技术人员。

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

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汤飞凡去印度访问，带回来10株青霉素菌株。不久，留美归国的微生物学家樊庆笙，又从美国带回3支青霉素菌种和一些相关器械、试剂，并参加了防疫处的青霉素研究。

到1944年，防疫处共收集了40余株菌株。经过对比研究，结果，那些洋菌株都败在从卢锦汉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那个菌株上。自此，旧皮鞋上分离的菌株作为中央防疫处青霉素的生产株。

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菌株的生长需要什么样的土壤、气候、肥料？该如何播种、管理、收获？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保密。而弗洛里等人的论文中，关于提取和纯化青霉素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

一切都得摸石头过河。

“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

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他用了几年时间，遍访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各类学术机构。

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李约瑟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

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毕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胨供应，自己制造，胃酶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

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

1944年8月，世界著名学者李约瑟（左）在考察昆明时与汤飞凡交谈。

一天夜里，汤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嗞嗞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来不及去开几道房门，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已快烧干。他赶快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才没有爆炸。

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飞凡的话说，“百无一有”。

一开始，朱既明和黄有为用培育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室内室外到处发霉，实际上非常“娇气”，要伺候它不容易——

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为它建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来培育；第三，它对营养有特殊要求，仅用一般的培养基还不够，必须给它加营养。

这三关，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对战火中的中国、对中央防疫处而言，要设备没设备，要试剂没试剂，其难度可想而知。

青霉素在液体中很不稳定，容易挥发，必须即刻制成干粉。但它同时又不耐热，不能用烘烤的办法干燥。国外的实验室用冻干机，防疫处没有。黄有为就自己画图，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问题。

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一套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干燥机，他不分昼夜地忙在机房，几天都不离开实验室，吃饭都由妻子送来。

中央防疫处试制青霉素期间，人在美国的童村也帮了大忙。

童村毕业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1934年获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1940年被选送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公共卫生学博士。读博期间，美国正在秘密研究青霉素量产，童村由此涉足青霉素研究，并发了几篇论文。

在美国时，童村通过各种途径获准去研究青霉素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礼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

汤飞凡与童村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汤飞凡在《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到：“彼时，童村大夫在美国专事青霉素之研究，恒常互相通信，获益之处，亦复不少。”

历时3年，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五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检验，均获好评。由此，中国成为世界上领先制造出青霉素的第七个国家。

汤飞凡的科研团队，士气大振。随后，第二批青霉素被送到昆明惠滇医院和昆华医院开展临床试验，效果十分惊人——青霉素对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大叶性肺炎、淋病、梅毒、回归热等，可以说药到病除，而且没有明显副作用。

尽管当时研制的青霉素纯度不高，但在战火硝烟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遗憾的是，产量太少。当地一些有钱人，提出用一根金条买一盒青霉素，汤飞凡不卖，而是以每支一元的极低价格，供应给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

窑洞里的“土法上马”

其实，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洋大夫”。

这位“洋大夫”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

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施泰因在上海落脚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在根据地，理查德·施泰因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傅莱，并解释说：“你从法西斯铁蹄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八路军，获得了自由，叫这个名字很好。”

理查德·施泰因非常喜欢“傅莱”这个名字，终其一生都在使用。

1942年，傅莱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一次，傅莱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莱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

1944年，傅莱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

美国援华委员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美国民间支持中国的团体与在华美籍人士联合发起的募捐组织，旨在为中国抗战提供医药、难民救济等援助。傅莱申请援助后，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

其中，有一个蒸汽消毒锅，6支青霉素菌种，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等，另外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这些设备和资料，成了傅莱研究青霉素的“启动资金”，但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

1945年初，傅莱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了一个生化研究室，开始研制青霉素。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在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莱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傅莱在延安

最难的一关在控温上。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在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

傅莱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个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

傅莱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

就这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1945年5月，傅莱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莱特别嘉奖。

受战时条件限制，傅莱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莱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用到伤员身上。

一天夜里，傅莱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张业胜当时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二分院院长，他记得，傅莱指着一盒玻璃瓶说：“这是我们新制出的青霉素，应当马上使用，不能久存，希望你们把效果直接告诉我。”

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莱研制的青霉素混悬液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

傅莱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

流产的“援助计划”

抗日战争胜利后，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

汤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

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甲）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

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

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两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我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试车间，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真是一步登天了。

汤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更多品种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

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誉澂，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童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

还没有正式开干，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经济命脉，造成经济危机。加之两年来不断的天灾，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微薄，而物价不断暴涨，上午能买一双鞋的钱，到了下午连一双袜子也买不到了。政府拖欠经费，甚至发工资要付高利向银行贷款。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

汤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

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惟一的办法就是找替代品。

童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

1947年秋，马誉澂（左）和童村（右）正在做青霉素提炼工艺的试验。

为扩大生产，汤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

在电影《陈毅市长》里，有这样一个桥段：制药专家齐仰之曾找宋子文当面谈兴办中国医药工业之事，宋子文竟然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这个情节在中国青霉素乃至医药产业的发展史上被反复提及。宋子文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没有史料佐证。但与之相对应的事实是，国民政府没有真正支持中央防疫处，发展壮大中国自己的医药产业，而是寄望于美国的“援助”。

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工业基础较好的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童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

据童村回忆，当时既缺经费，又缺工作条件。筹备处共有8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这间小屋子就是后来国营上海第一制药厂的一间厕所，研究条件十分恶劣。

筹建过程也充满曲折。

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甚至提出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

可见，美国人所谓的“援助”，不是无偿的，背后都是生意。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

童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至极。他事后撰文怨道：“国民党极力压制和排斥本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拖延建厂事宜，任凭一些机器设备遭受风雨侵蚀……与此同时，反动派却以重酬从美国聘请来一个名叫李斯的工程师，企图在上海开办美国的抗生素分厂。但实际上是纸上谈兵，什么工厂也没有搞起来……”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童村，也有了新的期盼。

“西方约翰牛，岂能困住东方龙？”

电影《陈毅市长》中还有这样一幕：新中国成立之初，国营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一位妇女匆匆忙忙跑到药品柜台前，焦急地问：“盘尼西林有没有？”

“国产的没有，你去对面的西药行问一问。”售货员无奈地回答。

“去过了。老板说有进口药，可一上午就涨了三次价，实在买不起呀！我孩子得了肺炎，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妇女近乎绝望地恳求着……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陈毅市长看到。事后，深受触动的陈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敲开了制药专家齐仰之家的大门，请其出山，共同参与筹建新中国第一家青霉素工厂。

电影中“化学家齐仰之”的原型，其实就是童村。

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

为解决百姓用药难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即上海第三制药厂前身。

陈毅从紧张的财政中拨款3万元作为经费，并派军代表史毓民，邀请童村和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建成青霉素实验所筹备处。童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

应纪才是1952年入职青霉素实验所的。据他描述，当年进出青霉素实验所，必须从现在的华山路穿过一条小马路，到达实验所筹备处后，才能进入试生产车间。为确保安全，严防敌特破坏，车间内外都有解放军战士列岗守护。

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两千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四只1500加仑（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三尺才放下。

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1.0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2.0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

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问题。但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

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为申经过一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

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染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

20世纪50年代，童村（右二）和技术人员在发酵罐旁进行实验。

“童村和我们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中国制药专家蔡聿彪作为亲历者，深知背后的压力：“全国那么多重病号殷切盼望着，在困难情况下，国家对青霉素项目要什么给什么，而我们眼看着一罐罐的试验失败，几万元钱的原料、几十万元的成本付诸东流，大家和童厂长一样，心里急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日，上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多年后，原上海第三制药厂党委副书记严京遂对这一天仍记忆犹新，“成功以后，《解放日报》发表了头条消息：《西方约翰牛，岂能困住东方龙？》消息出来以后，真振奋人心啊。在我们整个国家的医药史上是个创举。”

同年，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改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此后，上海第三制药厂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支抗生素投产，并先后为全国培训了5000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抗生素的摇篮”。

从贵比黄金到“白菜价”

1953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生产的青霉素总产量不到600公斤，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

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与医药相关的有三个项目，其中两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

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据当时参与筹备建厂的刘太元回忆：“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

最终，在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太原、石家庄、邯郸、西安、成都等厂址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

华北制药厂旧址

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

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的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升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难题。

1958年6月3日，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中走下生产线，当年产量即达到91吨。

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谋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身见证了这一过程。“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多久，曾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苏联专家对我们的发酵单位之高感到惊讶，‘老师’转过头来认真地抄我们的生产批报了。”

从贵比黄金到“白菜价”，从依赖进口到自主生产，中国青霉素的历史，是一场跨越八十多年的接力跑。几代科学家坚持不懈、薪火相传，曾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也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

参考资料：刘隽湘著《医学科学家汤飞凡》；江永红著《中国疫苗百年纪实》；蔡年生编著《中国抗生素发展纪事：60年的实践与见证》等。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记者：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