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文化史学家余秋雨，在其成名作《文化苦旅》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句话的背后，指的是那个在莫高窟看护的王道士。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被贴上罪人的标签呢？他究竟做错了什么？又为何在他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功垂百世四个大字，给人一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其中的故事，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王道士，原名王圆箓，来自湖北麻城。作为一名贫苦出身的年轻人，他四处流浪，早年在光绪年间加入肃州巡防营，后来因缘际会开始信奉道教，弃军从道，过上了游历的生活。然而命运的巧合之下，他来到了敦煌，走进了那个曾经辉煌、如今却满目苍凉的莫高窟。当时的莫高窟，许多洞窟已经坍塌，底层的洞穴也早被黄沙覆盖，昔日的繁华只剩下破败不堪。面对这一切，王道士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决定留在这里，试图恢复莫高窟的昔日光辉。

然而，作为一个贫穷的道士，他并没有资金支持，只能每天出门化缘，尽可能地募集资金来修复洞窟。除了筹集资金，他还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亲自清理沙石，将被黄沙掩埋的洞窟一一恢复。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使他成为了莫高窟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直到1900年，王道士在一次清理中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被隐藏的藏经洞。他好奇地敲开了洞窟的一侧墙壁，惊讶地发现了成千上万卷经文和珍贵的绘画作品。对于这些文物的价值，王道士并不完全了解，但他知道，这些东西绝对不容忽视。

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文物，王道士并没有贸然处置。他首先想到的是将这些珍贵的遗产交给政府来保管。然而，王道士的这一愿望，最终并没有如他所愿。最初，他带着一些古老的经文走进敦煌县衙，去求助当时的县令。然而，县令严泽看到这些泛黄的古籍后，毫不犹豫地撕毁了其中一卷，甚至将其扔在了地上。面对这番冷漠，王道士只能失望而回。他决定将这些经文暂时保管起来，直到有合适的人出现。

然而，命运并没有那么快给他带来希望。两年后，县令换人了，新任县令汪宗瀚是进士出身，对金石学也有所研究。当他看到王道士带来的经文时，立即意识到这些文物的重要性，并决定上报给甘肃学台，甚至计划将它们运送到兰州保管。但出于官员们对风险的顾虑，最终，政府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汪宗瀚指示王道士将文物暂时封存，不再处理。

王道士不甘心，就这样将这批文物埋藏在心中。几年后，他将文物再次带到敦煌，试图寻找更多的帮助，但遭遇的却是同样的冷遇。甚至连他将文物寄托给更高层的官员时，都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他的文物终于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被外国探险家买走了。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来到了莫高窟。在与王道士的接触中，斯坦因表现出了对这些文物的极大兴趣和研究价值。最终，王道士决定将5箱文物和24卷经文出售给斯坦因，而后，法国学者伯希和也来到敦煌，购买了一些经文。王道士的举动让他背上了罪人的名号，尤其是在后世的眼中，他被视为卖国求财的罪人。 然而，王道士的初衷，并非是为了个人利益。他将从外国人处获得的极少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到莫高窟的修复工作中，自己并未因此受益分毫。真正导致敦煌文物的浩劫，并不是王道士，而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在斯坦因、伯希和带走文物之前，地方政府已经为他们开具了凭证并派官员护送。清政府直到很晚才意识到莫高窟的文物价值，甚至在王道士将这些文物交给国家后，还发生了文物在运输途中大量丢失的情况。最终，这些经卷和文物到了北京，然而，它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珍藏与保护。反倒是在运输过程中，当地官员为了图利，从中偷取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如果没有王道士的看护，这批敦煌文物恐怕早已丧失殆尽。许多历史学家和学者至今感慨，如果当年他没有用心去守护这些文物，或许我们今天连这些珍贵的遗产都无法得见。就像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所写：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或许，王道士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问，这些文物究竟是归谁保管？他为这些遗产的守护，付出了所有，但最终换来的却是质疑与诽谤。 国内的一些史学专家甚至认为，余秋雨先生欠王道士一个道歉，因为在王道士的看管下，这些敦煌文物能够保留至今。而那些随意丢失的文物，才是最终的浩劫。 斯坦因曾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如此描述王道士：他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往日的辉煌。这段话，让我们重新审视王道士的价值——他或许是一个英雄，或许是一个背负历史骂名的罪人，但他无疑是敦煌文化的守护者，是那个时代最不为人知的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