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敦煌学研究丛书》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大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主编，202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第一辑，包括《妙相熙融：佛教美术与石窟艺术的历史背屏》《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银币东来：五至七世纪吐鲁番绿洲经济与丝绸之路》《长安内外：唐代京城书写文化的东西流行》《从长安到高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信息传播与唐代地方社会》五种。据荣新江教授撰文介绍，这套丛书反映了当代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敦煌学研究为主，兼收吐鲁番、于阗、龟兹以及石窟寺，甚至丝绸之路等方面的研究著作；力求占据敦煌学研究高地，开拓新的视野与方法；强调学科交叉性，希望融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注重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海外敦煌学研究的对话，推动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2026年春节期间，《上海书评》推出“春风终度玉门关：敦煌学五人谈”专题，分别采访了本套丛书的五位作者，请他们就自己的研究做了介绍和阐释。

本篇采访《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游自勇教授。本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占卜与信仰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展现了中古时期人们的占卜实践、信仰世界与知识传承；其中有探讨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冥讼源流，以及现实与冥界的关系；以及中古时期文本与知识的传播和流变等问题。

《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游自勇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版，356页，128.00元

游自勇

您在书中考证了《白泽精怪图》与《白泽图》的关系，这类驱邪辟鬼的实用工具书，是如何使用的？从这类图书的流行可以发现古代民间信仰的哪些特点？

游自勇：我想，首先要明确一点，这类驱邪辟鬼实用工具书并不是在大街上随便可以买到，人人可以阅读的，它还是掌握在极少数专业人士的手上。有些是官方颁布的，比如南朝梁简文帝的《新增白泽图》，这个简文帝显然是托名，但既然敢托名帝王，也就表明之前的《白泽图》是在官方渠道流传的。还有《瑞应图》，唐代中央、州郡官府中都会有一部，以便出现祥瑞时可以拿来核验，这是有明确的制度规定的。比如敦煌藏经洞发现的S.4400《曹延禄醮奠文》里就提到，面对诸多怪异的现象，需要“遣问阴阳师卜、检看百怪书图”。也就是说，这类书籍是用来备查的，以便明确是哪种精怪在作祟，从而找到相应的厌禳之术。至于民间的传承，主要在一些占卜世家，他们垄断了这类专业知识的传播，百姓有需求，只能去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可以按图索骥，来解答百姓的疑问、帮助他们消除灾祸，同时在实践中，对这类书籍的内容作出增删。

《白泽精怪图》第四纸题记（国际敦煌项目网站）

这类图书的流行，可以折射出古代民间信仰的几个特点。首先是芜杂性。这本质上还是泛神论的体现，认为“人外”（extra-human）世界充满了神怪，所谓“物老成精”，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物件都可以成为精怪。《白泽精怪图》列了近两百种精怪，《白泽图》有几百种，《百怪图》存世的至少就有三十二类，每类下还有很多小子目，可见古人脑海中所知精怪多到了什么程度。其次是地方性。信仰是应对于百姓需求的，不同地域的人，因其生活的环境以及生存的策略不同，信仰的对象和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多数民间信仰的对象都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即便是一些跨区域的信仰，在地方的实际流传中也会出现不少的差异。神怪专书也需要根据不同地方的精怪作出调整。最后是利己性。如前所述，信仰是对应需求的，趋吉避凶的观念几千年来长盛不衰，一方面反映了民众渴望把握命运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古代百姓的日常世界还是以“人”为中心，了解家庭内外的各种神怪及驱除之法，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在人世的幸福而努力着，蒲慕州教授把这点概括为“追寻一己之福”，是非常贴切的。

《天地瑞祥志》卷一九中的“白泽”（《天地瑞祥志》卷一九，前田尊经阁钞本）

从先秦的《日书》开始，这类精怪图书在先秦至六朝时期一直很流行，为什么到隋唐之后衰落了？

游自勇：我在书中对衰落的原因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认为神怪专书大量减少，这和当时占卜书吸收了大量神怪内容有关，且由于占书、历书的流行，神怪专书逐渐式微。我没有展开讨论。现在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三点最值得关注。第一，是大的时代背景变了。先秦到隋唐，社会生产力虽然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但人类对于“人外”（extra-human）世界的开发极为有限，相对应的，对“人外”世界的认知也受原始的万物有灵论、神秘主义观念的影响极大，社会思潮的主流还是神学，孙英刚教授把这一时期称为“神文时代”。晚唐以后，疑古思潮兴起，到了宋代，士大夫阶层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谶纬、数术之学受到批判，理学或道学占据主流，社会逐渐走向人文时代。这种知识与思想大背景的变动，使得大量神秘性的知识被摒弃，神怪专书就是一类。第二，是知识结构出现变化。先秦到隋唐，占卜类的书籍大量出现，很多占法都是独立成书的，比如后世一直沿用的宅经、梦书、相书等。同时，占卜书也出现了综合的趋势，就是一部占书内抄写了各种各样的占法，可以省去翻检的麻烦，其中杂占类比较突出。神怪专书就属于杂占类，它的很多内容就散到综合性的占卜书里面去了。另外，隋唐时期，历日从简单的历谱演变成复杂的具注历日，也就是后来俗称的老黄历，这里面也吸收了不少神怪专书的知识。由于历日在民间的流行度更广，使用也更方便，自然而然代替了神怪专书。宋代以后，市民文化兴盛，契合百姓日常生活的日用类书大量出现，很多占卜知识被纳入日用类书的范畴，神怪专书的内容也被肢解分散于日用类书的不同类目下，独立成书的神怪专书就越来越少了。第三，知识呈现的形式极大改变。先秦到隋唐，对神怪形象的认知除了形诸文字，还有很多是以视觉化形式呈现。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画像砖、宗教性壁画、绘图本中有大量神怪的内容，不少相对抽象的神怪也可以用图像呈现。宋以后，这种视觉化的形式一下子就萎缩了，神怪被佛道两教的神祇降伏，官方禁绝淫祀的态度坚决。刻本时代下，绘图本、绣像本更多地倾向于市民喜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题材，神怪专书自然也就日益式微了。我想，这三点变化也契合唐宋之际中国社会整体性转变的趋势。

从《白泽精怪图》的内容看，其中的大部分为您所说的物怪，虽然其中有“鬼”字，但大多并非我们一般理解的人鬼，而从唐代传世文献如志怪小说看，关于人鬼的记载很多，当时人对人鬼与物怪的区分清晰吗？还是混为一谈？

游自勇：“鬼”的概念演变其实非常复杂，蒲慕州教授做过很好的梳理。按照他的看法，简单说来，早期的“鬼”，包容性非常大，可以是人鬼、非人的生物精灵，乃至一些“无生物”精灵，如木石风火等。两汉以后，人鬼观念成为主流，所以我们在六朝到唐代的志怪小说中读到的鬼，大多数都是人鬼，少数是非人的神灵，也就是我所说的“物怪”。我个人以为当时人对人鬼和物怪的区分还是清晰的，这主要是基于“人”与“非人”的区分。将物怪视为“鬼”，应该被看作是前代观念的一些残留。

您对冥讼问题的讨论，让我们意识到，冥讼观念是推动幽冥世界管理机构的形成乃至发展重要的动力之一，您是怎么看的？

游自勇：幽冥世界管理机构的形成以及发展，背后的动力还是在于阳间世界官僚体制的发展。现在的研究基本都认可这样一种看法：幽冥世界的管理体制是仿照阳世建立起来的。早期我们对于幽冥世界的认识是黄泉、九原、下土，但这些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其实是模糊的。秦汉时期发展出了泰山、蒿里的观念，尤其是泰山，成为了地下世界的代名词，我们从同时期广泛流行的买地券等资料可以看到，地下世界的建构基本是仿照东汉的官僚机构来设置的。六朝以后这个现象就更为明显了。到了晚唐五代，我们熟知的十殿阎罗的系统就都被造出来了，敦煌文献中保存了非常完整的《十王经》，有非常精美的图像，和阳世的衙门并无二致。冥讼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本土的“一时审判”与佛教传入之后的“最后审判”之间的差异，给阎罗这个外来的神灵沾染上了中国本土的气息，生动呈现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面相。

北凉缘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170页）

您多年来从事中古时期正史《五行志》的研究，为什么转而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所反映西域的信仰状况？

游自勇：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正史中的《五行志》，这类专门的志书记载了各种灾害和怪异的事物，古代的史学家搭建了一个文本框架，把这些灾异有序地放进去，来表达一套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这其实就是一种有关“信仰”的研究，但属于上层建筑层面。博士毕业后，我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才算真正进入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我是半路出家，慢慢地，我对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一个清晰的判断。敦煌学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留给后学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但还有一个领域是学者较少涉猎的，那就是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占卜文献。“占卜”似乎是最能体现“反科学”的古代现象之一，我的研究理路是除了讨论占卜技术外，更重要的是探究占卜背后所要反映的古人的思维方式。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古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神灵鬼怪的世界里，出于本能，消灾解难是民众普遍的心理需求，而占卜正好迎合了民众的心理。所以，占卜文献是民众信仰世界的真实反映。中国中古时期传世的占卜文献数量很少，且多数都与天文、气象、五星相关，占测对象主要涉及王朝兴亡、帝王将相祸福等，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占卜文献正好相反，多数是围绕民众的福祉及日常生活展开的，更能反映社会的一般思想和信仰实态。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卷上“狐怪符十通”（《道藏》第11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656页）

您讨论的“史大奈碑”习字，展现了经典知识如何在普罗大众间被传承和消化的情况，从这份文献中，我们能否进一步认识敦煌民众知识水平以及“功能性识字”的情况？

游自勇：就现有研究来看，敦煌学童习字，最通行的教材还是《千字文》，其次是《上大夫》《牛羊千口》《上士由山水》等，再次是王羲之的《尚想黄绮帖》《兰亭序》一类。“史大奈碑”，我推测是归义军时期寺学教育中使用的习字与其他知识相结合的高阶教材。按照一般的受教育路径，习字是最基础的，之后还要学习儒家经典以及诗词策文、实用性公文、民间契约文书等的写作，因此，一名学有所成的学郎，他的知识结构相对合理，实操的能力也不会太差。虽然和长安、洛阳的知识水平相较会偏低，但应该能保持在全国的平均线上。当然，从现有材料要估算敦煌民众的识字率，难度太大。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曾经估计是百分之十。武绍卫副教授考察敦煌僧团的识字率，他认为僧人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尼众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您的博士论文《天道人妖：中古〈五行志〉的怪异世界》什么时候能出版？

游自勇：我的博士论文放下太久，这两年才又慢慢拾起来，写了几篇新的文章，有一些新的思考。我目前在做一部《五行志》基本文献的释证稿，今年可以完成。之后就会把精力集中到博士论文的修改上，我估计最晚2028年可以出版。

这本书的书名“幽赞化行”有什么含义吗？

游自勇：《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这本书是我二十多年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成果的一次结集。这本书的主标题是“幽赞化行”，“幽赞”语出《易·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说的是占验之术；生民的占卜、信仰与知识传承，最终都是为了现世的“一己之福”，是儒家“化行天下”的产物。书的副标题很长，主题是“占验与信仰”，但“占验”背后反映的其实也是信仰，所以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古人的信仰世界。对于当代人来说，古人的宗教信仰一直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话题，但自五四运动以来，研究此类信仰的最终目的多数是为了揭穿“迷信”，以建立“科学”的权威。从今天的立场看，这种研究有其时代烙印，其弊端也是明显的，最关键的在于忽视了“信仰”是古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跳脱科学与迷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古人的信仰世界，逐渐成为年青一代学人研究的热点。

本书上篇通过对敦煌写本《白泽精怪图》《百怪图》《瑞应图》以及吐鲁番出土的民间堪舆、择吉文书的整理，探讨其所反映的思想信仰和民俗文化。中国人对于死后世界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时至今日，民众的热情依然不减。因为死亡不仅仅是一个“到达彼岸”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不少文献如《十王经》、斋文、愿文等都会涉及这个问题。本书中篇主要利用吐鲁番出土的赵货母子冥讼文书来讨论中古早期的冥界观念，从张无价墓中出土的文书、龙神力兄长墓地的争讼案件中考察民间社会如何处理现实与冥界的关系。我更注重信仰的实践。下编是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碑刻、史传、宗教等文献，探讨中古时期文本与知识的传播和流变等问题。

德藏吐鲁番文书《推十二支死后化生法、推建除日同死法》

这些内容展现了中古时期人们的占卜实践、信仰世界与知识传承。借用小红书上一位读者的阅读体会，他说，占验之术（幽赞）深刻参与并塑造（化行）了中古社会的运行规则、民众行为模式和精神信仰结构。深得我心！我给自己的研究定位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信仰”这个领域。我们现在习惯从科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迷信与科学，说到底都是一种价值判断。历史学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古人留下的文献文物等资料，尽可能还原那个时代的场景，深入古人的内心深处，去感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揭示了民众日常生活的逻辑。这也是本书希望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