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京》的阅读，无异于一场历史地理学的启蒙。它告诉我们，城市的命运深植于山川形势、交通孔道、民族迁徙与政权博弈的复杂地理网络之中。这本书不仅丰富了我们对“辽史”的认知，更让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层累，产生更深沉的敬畏与理解。

这种理解，最终应导向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它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那些充满艰辛、碰撞、调整与融合的历史细节的切实把握。辽南京的故事，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脉络中一个生动而关键的章节。它也为当下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矿藏：宋辽使者在驿路上的智略交锋，寺院晨钟暮鼓下的虔诚信众，市井坊间胡风汉俗的交织，都是极具张力的创作题材。将来涉及宋辽背景的文艺作品，能汲取如《辽南京》这般扎实的历史研究养分，或许便能更多褪去浮夸戏说，展现出那个时代更真实、更复杂也更具魅力的精神风貌。

《辽南京》孙冬虎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古老都城，其历史脉络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当我们追溯这条长河的源头，必须越过明清紫禁城和元大都的恢宏，聚焦于金中都的奠基。在更早的时空里，一个含混而悠长却至关重要的序章已然奏响——那便是辽南京。但普通公众长久以来对辽代的认知，或许仅限于“澶渊之盟”“南面官”等教科书名词，对“辽南京”的印象更是模糊。

孙冬虎先生新著《辽南京》，开宗明义地表明，契丹将幽州升为陪都，是一个“具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标志着中原政治中心东移、北移趋势中的一个关键节点，更因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相继南下并建都于此，彻底扭转了古代中国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江南）靠拢的势头，奠定了此后金、元、明、清乃至今日北京作为首都的基本序列。

辽五京

深耕文献与考古

《辽南京》是一部以城市为核心、兼顾周边区域的断代史学术力作，其首要价值在于对史料的系统爬梳与审慎运用。如引言所述，作者以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及刘浦江修订本为基石，充分吸纳了陈述所著的《辽史补注》《全辽文》等集大成之作的成果，同时高度重视宋人使辽语录、纪行诗等一手文献，并对《契丹国志》等书的史料来源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这种对文献源流的精审考辨，奠定了全书扎实的史料基础。

相较于同类著作，本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区域史”与“历史地理学”的深度融合。它并非孤立地描写辽之南京城，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南京道”乃至宋辽对峙的宏观地理格局中考察。例如，书中详细分析了辽宋使臣往来的固定路线（如经白沟驿、幽州至古北口），这些路线不仅是外交通道，更是经济文化血脉；对辽南京周边乡里村落的钩沉，展现了城市与腹地的依存关系。这种空间视角，使得辽南京的形象立体而饱满。作者还充分借鉴了王玲《北京通史·辽代卷》、于德源对城坊的研究、韩光辉对历史人口的考证、岳升阳等人在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领域有助于认识辽南京的空间定位与时代变迁的成果，以及北京、宣化等地大量的辽代考古发现（如墓葬、寺院遗址），真正做到了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极大地还原了历史现场。

韩师训壁画墓宴乐图

从城垣街坊到世情百态

《辽南京》以严谨的史笔和宏阔的视野，为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系统揭示了公元938年至1123年间，这座城市，如何从唐帝国边陲的军事重镇，蜕变为北方政权的一个行政中心。其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政治史叙事的窠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层次丰富、烟火气十足的陪都生活全景图。

在城市的空间结构方面，书中澄清了关于辽南京城“三重城池”的误解，指出其基本沿用唐幽州城垣、子城（皇城）位于大城西南隅的格局。通过对安东、迎春等八座城门的考释，以及对宫殿苑囿（如延芳淀、瑶池殿）、坊里街巷（如檀州街）的细致勾勒，一座布局规整、功能分明的中世纪城市跃然纸上。书中特别提到的“警巡院”设置，更是中国城市管理史上的一项重要创新，体现了辽代对大型城市行政管理的探索。

书中深入展现了辽南京作为南北枢纽的经济活力。连年战争导致的人口掳掠与迁徙——如将檀、顺之民迁往辽东，在破坏的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技术传播。澶渊之盟后，辽南京地区农业复苏，商业与手工业——特别是为宫廷和佛教服务的行业日益繁荣。作为辽宋外交的枢纽，这座城市见证了无数使节往来，书中引述的路振、王曾、苏辙等人的“语录”和“使辽诗”，作为珍贵史料，生动记录了当时的市井风情、物价乃至民族关系。如苏辙诗中反映的“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的文化交融景象，与《古代诗歌中的北京》诸篇印证，尤能感受到这些使辽官员的态度变化。

书中有大量篇幅论证了辽南京乃是辽朝的文化高地，起到了兴盛融合文化的重要作用。契丹统治者“因俗而治”，大力倡导儒学，设立“南京太学”并赐“水硙庄”以供养生员；推行科举，使韩昉等近60位出身南京道的士子得以晋身，巩固了与汉族士大夫的联盟。更为突出的是佛教的空前繁荣，律宗、华严宗等各个派别高僧辈出，大昊天寺、天王寺等寺院林立，房山云居寺的石经刊刻工程在辽代得到皇室支持而延续，这一切都使得辽南京成为北方的宗教与文化中心。

历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普通人的身影亦在其中。本书既梳理了辽太宗、圣宗、道宗等帝王在南京的巡幸驻跸与政治活动，也专章论述了以刘、韩、马、赵为代表的“燕四大族”及其他世家大族的崛起之道——他们通过科举、军功或联姻，深度参与辽朝政治，成为稳固统治的基石。同时，作者的目光也未离开普通民众，从资源供应、灾害应对，到服饰、饮食、节令、婚丧习俗，力图复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云居寺北塔

孵化北京的城市性格

读完《辽南京》，一个深刻的认知得以浮现：辽南京时代，是北京城市内在性格的关键塑形期，这是一种“冲突中的融合”。

地理上，这里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带；政治上，这里是南北政权拉锯的前沿。从耶律阿保机的南下掳掠，到宋太宗北伐的高粱河之战，再到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和平，战争与和平交替上演。然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中，融合悄然发生。契丹统治者没有强行推行本族制度，而是采取“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二元政策。在辽南京，他们学习汉法，尊孔崇儒，大兴文教，虔信佛教。汉人士族则通过仕途融入统治阶层，其文化反过来影响了契丹精英。

这种融合并非一片和谐，书中也提及了“宽契丹，虐汉人”的旧习以及民族间的矛盾。但总体而言，辽南京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框架，使得不同文化得以共存与交流。苏辙使辽时观察到，尽管有压迫，但“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社会得以“上下维持”。这种以军事控制为后盾、以文化包容为手段的治理智慧，使得南京不仅成为辽朝的经济文化中心，也孕育了一种兼收并蓄、沉稳务实的城市气质。这种气质，为后来金中都的“燕京”文化底蕴、元大都的国际都会风貌，乃至明清北京海纳百川的帝都气度，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