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岭南·中国·世界：地域故事的全球可能”主题论坛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举行。

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黄栩诗、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诗人、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张倍瑜、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崇正、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盖琪等专家学者围绕“岭南故事如何走向世界”各抒己见。

“套路”与“反套路”：

《给阿嬷的情书》“爆火”证明

年轻人依然需要“长叙事”

羊城晚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下简称《阿嬷》）在创作上有哪些得与失？

黄栩诗：《阿嬷》打动我的有三点：

第一，它是对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刻画。共同体的凝聚往往产生于危机中的迫切需求，长期延续下来，这种凝聚力会内化为族群的自我认同。电影展示了潮汕人一起下南洋、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并通过侨批维系家庭生存的过程。我们看到潮汕人的原乡情结，如何从对家的眷恋，发展到同胞间的相互守望，再上升到对故土家园的感念。这种情感的纽带，把族群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第二，电影诠释的“信念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映照出当下社会的缺失。如今通讯交通非常发达，人际沟通讲究及时高效，连信任都变得很脆弱。很难想象，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一封回信，去守候一个远隔重洋、归途无期的人。而在百年前的侨乡社会，这种信任恰恰是维系家庭、人际与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是普通人对抗未知苦难的精神支撑。这种“慢”和“相信”，正是我们这代人最渴望的东西。

第三，电影在叙事上既“反套路”又有“套路”，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电影前面部分铺排了一家寻亲的情节，采用悬疑加公路片的叙事结构，有效规避了文艺片节奏拖沓、受众面狭窄的问题。

如果谈不足，影片最大的争议在于把苦难历史浪漫化了。真实的侨乡历史是怎样的？绝大多数的留守女人从青丝熬到白发，等待丈夫回来，一生也没能等到，现实中并没有南枝替她们圆梦。可以说，这是一部建构在真实性之上的“现代童话”。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导演自己也提到，他太想给观众一种“治愈”的体验，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唐诗人：我认为对于影视文艺作品，不必苛求完全还原详实的历史细节。电影对历史内容的简化处理，可能也是它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

很多文艺作品之所以观感不佳，正是因为想要承载的内容、表达的主题过于繁杂，最终导致核心内容模糊、叙事松散。这部电影的核心是木生与南枝与淑柔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甚至就是南枝与淑柔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为此将前期诸多情节做了快节奏处理，这种叙事取舍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多数时候会关注“情义”这个内核，但为了让这个“情义”可信、可感，影片中诸多细腻的生活细节、民间趣味也不可忽略，这部影响正是拍出了日常生活的质感，情义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绽放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将人物英雄化。这部电影包含浓郁的文学质感，它不仅让传统的“作者电影”、质朴的情感故事片有了希望，也让越来越小众的“文学”有了信心。

盖琪：《阿嬷》把“侨批”这样一个小众的历史知识点，成功推向全国，甚至具备走向世界的传播势能。

首先，电影呈现出极具东方特质、纯粹的中国式人性之美。这种美区别于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审美，它是一种古典、质朴的品格之美，是传统文人风骨与普通人信义坚守的结合；其次，电影有力打破了短视频时代的一种普遍偏见——不少人认为，年轻人只习惯于碎片化内容，不再需要也无法接受长篇叙事。而《阿嬷》的“爆火”证明：年轻人依然需要有深度、有厚度的长叙事，他们能够理解克制、细腻的表达，更会对真诚、厚重的故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电影在传播层面也极具亮点，它看似在对抗短视频的碎片化叙事，实则巧妙借力了社交媒体，片中大量的素人演员本身就是潮汕本地网红，在电影“出圈”前就凭借自身流量完成了早期传播与口碑铺垫。社交媒体虽有碎片化、娱乐化等短板，但也具备低成本、高渗透、接地气的传播优势。导演精准盘活了本土流量与民间达人资源，为文艺片、乡土题材的破圈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成熟范式。

“写什么题材”与“写什么人”：

岭南还有哪些传统文化宝藏值得深入挖掘？

羊城晚报：除侨批之外，岭南还有哪些传统文化值得深入挖掘，并有望被打造成《阿嬷》这样的“爆款”文艺作品？

张倍瑜：岭南文化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岭南本土百越原生文化，二是中原南迁带来的汉文化，三是海洋文化。

尤其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源地与海洋贸易枢纽，岭南天然具有世界性特质。在岭南文化的价值体系中，侨批的核心特质是流动，它的文化基因一半在岭南、一半在海外，依托移民走廊实现跨国流动、传递与循环。以这一范式为参照，我们今后挖掘传统文化题材进行文艺创作，关键要看其是否具备可挖掘的世界主义潜力。

可以重点挖掘的题材主要有三类：一是民间艺术，如广东醒狮。它发源于岭南，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全球华人社区广泛传播，是走向世界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二是民间音乐与地方戏曲。粤剧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随华侨走向北美，还曾为革命募捐，至今在海外仍有深远影响。潮汕、客家的“过番歌”承载着先辈下南洋的历史，兼具历史、文学与方言价值，同样值得深入创作；

三是饮食文化。粤菜随移民遍布海外，加拿大、澳洲至今保留着早期传承的粤菜技艺，关于粤菜“正宗”与文化归属的讨论，本身就充满故事性。这些素材看似零散，却有共同主线：它们既是地域的、传统的，又具有流动与跨国的特质，能够打通中外观众的情感与价值共鸣，是岭南文艺创作的宝贵资源。

陈崇正：岭南文化由广府、客家、潮汕等多个独立文化单元组合而成，更像一个文化拼盘，而非统一整体。潮汕文化兼具鲜明的海洋特质与多元丰富的内部形态，像万花筒一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优势。我将潮汕比作“玻璃罩住的蒸锅”，《阿嬷》正是打开了一个出口，让大众看见真实的潮汕生活。相较于岭南其他区域乃至中华整体文化，潮汕文化有着三大核心特质：求神以安内，求显以拓外，求实以立本。三者互相作用，在民俗、建筑、饮食、宗祠等方面自成体系。这种以信仰为内核、重义务实、向海求生的潮汕文化特质，仍有广阔的创作空间。

黄栩诗：当前文艺创作对岭南IP的开发已较为全面，像醒狮、龙舟、广绣、咏春、英歌等题材都已有相关作品。但这些IP不少仍停留在“道具”的使用上，而非推动叙事的情感引擎。如何激活岭南文化精神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情感基因，仍是创作者需要深耕的课题。

我认为当前的文艺创作不应只聚焦在“写什么题材”，也要聚焦“写什么人”。比如，“港漂”群体极具价值却鲜少被挖掘。香港既有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又兼具殖民历史与全球化特征，“港漂”群体带着内地的成长记忆，在融入香港的过程中，常面临微妙而复杂的文化认同张力。“港漂”完全可以成为岭南文化文艺创作中一个新颖且极具深度的题材。

盖琪：广东是一座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广东近代史，是极具价值的创作宝库，尤其是一口通商阶段，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开端。将这段历史置于全球史视野下进行创作，完全可以打造出有格局、有分量的重磅作品。早年的纪录片《幼童》已经让我们看到潜力，洋务运动首批留美幼童多为广东人，这段历史充满细节与史诗感，值得深度挖掘。如今广东的文化符号已走向世界，我们更需要具有历史纵深的表达，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广东置于全球视野重新书写，它就不再只是地域故事，而是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关键篇章。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不能让地域性、传统性只充当空洞背景板

羊城晚报：如何实现由传统文化向文艺创作的成功转化？

陈崇正：对于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化，主要有三点：

第一，为时间中流逝的传统文化赋予温度。时间久远的事物容易让人产生隔膜，这种隔膜或许能带来美感，但也容易造成误解。比如提到潮汕族群，大家常说“海外一个潮州，海内一个潮州”，海内外各1500万的潮汕人被视作两个独立的群体，但要看到其中有无数完整的家庭被生生拆开。海外潮汕人和本土潮汕人之间连着无数看不见的情感丝线，侨批正是穿行其间的重要介质。骨肉分离所凝聚的期盼与重聚的力量，都寄托在侨批上，而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牵绊，侨批这一传统文化才变得有温度。看不见的亲情跨越山海，让我们在今天依然能读懂当年的故事。

第二，在文化开发中找到情感与价值的公约数。岭南文化形态繁多，要从中找到能够被当下的情感逻辑、价值体系所认同的内容。对于过时、陈旧的传统观念，如过时的人情系统，可以从历史维度客观看待，但不能直接照搬进当下。在开发传统文化时，要珍视那些至今依然有用、依然闪耀光芒、包含真善美的部分。

第三，讨论传统文化时不能背负太重的思想包袱。回顾当年香港电影的辉煌，能出现周星驰这样的导演、诞生那么多经典创作，正是因为创作者敢于大胆改编。所以，在创作时，要放下内心的枷锁，尊重专业、尊重个体、尊重人心最基本的情感与逻辑。人心与情感的逻辑，是打开所有观众内心的一把钥匙。

我们要充分相信人心共情的力量。如果背着沉重的包袱，步步拘谨，就很难做出有灵气、有创造力、能超越时代的作品。不必迷恋“坐拥丰厚文化遗产”的笼统说法，而要理性分析。相比于中原地区，岭南古代历史遗存不算突出，岭南的优势在近代史，文艺创作要认清短板，扬长避短，让岭南传统文化在当下重新焕发光彩。

唐诗人：传统文化题材的当代文艺创作，首先要尊重历史、立足真实的历史语境。在讲述潮汕故事时，难免会碰到一些争议性内容，面对这些内容，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去片面评判。

同时，文艺创作不能简单照搬传统、复刻过往，而是要对传统价值进行反思与再加工。在当下讲述传统题材，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融入现代反思与现代思想，这一点并不容易。小说更能完整展现历史与人性的复杂面貌，电影创作要依托情感打动观众，会简化很多元素，但也应想尽办法在情感表达里兼顾历史真实与现代反思。

文艺创作者们不能一味对传统进行诗意化、浪漫化的美化处理，要敢于加入批判性思考，用更多元的叙事视角呈现出来。创作上可以更大胆、更开放，合理加入虚构人物、独特意象和情节设计，让故事层次更丰富、内核更立体。既能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被故事打动，也能引导大家主动思考故事背后的时代成因与深层问题。

只有先讲好故事、立住人物、打动观众，才能真正实现本土题材故事的现代化表达及其世界传播。

盖琪：“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类句式，容易把我们引向对地域文化、传统文化资源的猎奇化呈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一些文艺创作者面对东方文化资源时，往往持这种态度。这种呈现，无法真正让我们的文化产品赢得世界的共情与尊重。

在全球化语境下，故事讲述者真正要做的是耐心挖掘地域与传统文化资源中具有人类共通性的内容。一方面，不能让地域性、传统性的内容只充当空洞的背景板，把人物和情节简单粘贴上去就完成创作。

另一方面，要找到地域生活、传统文化里真正体现人性高贵的东西，为绝大多数普通人所关注、需要乃至渴望的价值。人类面对时间时的坦然姿态，正是体现人性高贵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故事一旦拥有历史纵深，就会拥有力量。个体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短暂而脆弱，每个人面对时间都怀有深刻的焦虑，而文艺创作的意义，正是帮助人们克服这种焦虑。好的文艺创作，始终在追问与回应：面对时间，人究竟还能留下什么？

《阿嬷》做到了这一点。观众之所以会流泪，尤其被两位老人在泰国相见、静坐相伴的场景所触动，并非只是因为她们一生坎坷、历经磨难，更是因为在那一刻两位老人呈现出面对时间时高贵、优雅、从容的姿态。

电影所讲述的“情”与“义”，正是人类面对时间时能够留存下来的重要价值。这些价值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却始终是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想要抓住与守护的东西。好的文艺作品，需要回答应该给观众提供怎样的确定性。

“粤派批评”作为羊城晚报高端文艺评论平台，致力于推动专业文学评论走出学术圈层，带动广东文艺评论界发出“粤派批评”强音，以通俗、鲜活的形式引导大众品味文学魅力。

本次论坛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广东羊城晚报数字媒体有限公司承办。

文 | 记者 熊安娜 李娇娇

图 | 康凯 余振盛

视频 | 记者 李娇娇 熊安娜 麦宇恒

统筹 |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