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界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危机。生活成本飙升、当代艺术市场收缩、艺术机构在经济逻辑下摇摇欲坠，博物馆则因扩张带来的财务负担和运营成本激增而陷入困境。特朗普对联邦艺术资助的打击，更是在这本已脆弱的文化基础设施上补了一刀。

美国艺术史学者、石溪大学教授Katy Siegel在Artforum 2026年夏季刊发表长文，试图从历史中找到理解当下的线索。她的目光投向了1976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庆典那一年，也是新自由主义全面接管之前，另一种文化生态尚存的最后时刻。

“UFC Freedom 250”综合格斗赛事效果图，该赛事定于2026年6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白宫南草坪举行。

1970年代的公共文化

1976年的美国两百周年庆典，最初是一个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控制的纪念活动。但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连尼克松都意识到，统一的爱国颂歌行不通。最终，策划权被分散到州、镇和社区的各级两百周年委员会手中，只保留了最宽泛的指导原则。

那个时代的"民粹主义"和"多元主义"还不是贬义词。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的拨款支持着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社区艺术空间，从纽约的实验剧场The Kitchen到阿肯色州的奥扎克民俗中心。旧金山的赞助人和政客在推动大预算的歌剧和舞蹈制作的同时，也被抗议活动逼着给教会区等社区的文化中心拨了款。

两百周年庆典不仅仅是庆祝。它延伸到了环境、文化、生活质量等议题，还包含了辩论、历史修正和政治组织。有官方渠道（如市政厅、美国议题论坛的广播），也有反组织的行动——第三世界两百周年委员会、同性恋两百周年委员会都有自己的独立活动。

史密森学会的核心展览"万国之国"（A Nation of Nations）是一个标志性项目。它将移民视为美国的驱动力，收购了超过三千件物品——移民的行李箱、入籍文件、饺子馆的霓虹灯招牌——在联邦博物馆体系中重新定义了国家文化的叙事。

1976 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游行，地点不详。照片：Wally McNamee/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艺术界如何回应

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艺术机构都参与了两百周年庆典。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为此规划了一个新的美国艺术翼楼，并推出了由Charles和Ray Eames设计的大型多媒体展览，涵盖乐器、家具、服装、绘画、植物标本甚至一尊标本野牛。小型机构则聚焦本地故事，比如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建筑史，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故居的保护。

艺术史本身也被多元主义重塑。David Driskell、Linda Nochlin、Ann Sutherland Harris等学者和策展人，在两百周年重新审视美国历史的背景下，策划了被忽视的黑人和女性艺术家的大型回顾展。美国艺术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是在这一时期真正成熟——它不是民族主义的赞美诗，而是对主导性风格叙事的社会史替代。

1975 年，内布拉斯加州霍尔德里奇，富兰克林小学四年级学生与他们班级制作的二百周年纪念被子合影。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和记录管理局。

反弹与收编

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开放。1978年大学艺术协会的一场关于多元主义的讨论会上，Robert Pincus-Witten将局面称为"开放入学"——一个带有种族暗示的词汇，暗指公立教育的平民化。批评家Rosalind Krauss和Hal Foster则试图重建批评家的权威，通过历史论证来"规训"一个他们认为已经失控的艺术现场。Foster在1982年的文章《反对多元主义》中写道："在多元主义状态下，艺术和批评趋向分散，因此变得无力。"

Siegel指出一个关键转折：这些批评家表面上反资本主义，实则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形成了共振。批判理论越来越扎根于学院体系，通过赋予特定艺术家社会资本，在竞争激烈的艺术界建立了一个合法精英阶层，最终凝固为二十一世纪初的主导教材《1900年以来的艺术》。

“民族之国”展览图，1976–91年，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华盛顿特区1976年。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

1980年代迅速膨胀的艺术市场同时容纳了"批判性"和"妥协性"的作品——图片一代艺术家和新表现主义同样畅销。1990年代和2000年代见证了当代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崛起，但代价是艺术从地方性走向了全球化，脱离了具体的地方、历史和人群。

最近几年，晚期新自由主义重新捡起了1970年代多元主义的某些元素，改头换面为"代表性多样性"。博物馆和画廊用多样性取代批判性，成为社会区分的主要标准——这比批判理论更容易操作：不再需要说教式的观念艺术，文化资本可以附着在制作精良、甚至美丽的作品上，只要它是"之前被忽视的艺术家"创作的。

这种"重新发现"最初确实带来了积极效果，让Fred Eversley、Jack Whitten、Howardena Pindell等被白人策展人、画廊主和批评家歧视的艺术家得到了应有的认可。但很快，这种认可就变成了一种投资策略——收藏家看到被忽视的作品价值指数级增长。如今，"重新发现"仍在加速，但对在世艺术家的实际好处越来越少。体育收藏品、珍稀历史文献、恐龙骨架开始出现在曾经只属于艺术品的拍卖场和展览空间。

玛丽·贝丝·埃德尔森，《美国生日快乐》，1976 年，明胶银盐照片、蜡笔、胶带、打字和转印字样，印在纸上，装裱在纸上，24 × 31 1⁄4 英寸。

Siegel的结论冷静而清晰：真正的文化多元主义依赖于物质条件——公共投资、可承受的生活成本、政治运动——正是这些条件曾经让那么多人得以参与创造社会文化。而这一切，在新自由主义下已经逐步瓦解。

两条路摆在艺术机构面前：一是继续榨取新自由主义的残余精华，以最富有的赞助人为主要受众——但这没有解决博物馆的财务问题，年轻一代对文化慈善的兴趣远不如前；二是真正地、有意识地拥抱公众——让策展人和教育者有了共同目标，让艺术对艺术界之外的人有意义。但第二条路被金钱所束缚——过剩和匮乏同时制约着它。

Siegel提醒我们，把专业艺术界当作艺术的全部，就像说民主党等同于民主。在精英体系的缝隙中，始终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原文：Katy Siegel, "The End of Neoliberal Art: Populism, Pluralism, and the Lessons of '76", Artforum, Summer 2026. 作者为石溪大学Thaw讲席杰出教授，与Elise Armani合著有《What Was America? Art,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Bicentennial Era》（耶鲁大学出版社，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