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三岩寺:梵音与书声相伴
创始人
2026-06-05 11: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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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闻客户端 孙卫武

孟夏悄然而至,正是榴影初红之际,我独自一人漫步来到了城西丽水学院西侧的三岩寺。丽水还有一处巨溪三岩寺,与东西岩风景名胜区遥相呼应,距离市区17公里,现属太平乡境。

眼前的景致与几年前相比竟有较大改变,寺院重新进行了扩改建,但见香火袅袅,梵音悠悠。大雄宝殿矗立于正前方,飞檐翘角,黛瓦覆顶,黄墙红柱,气势恢宏,在阳光的普照下泛着幽静的光泽。原先两侧的木廊厢房也已改建成三层廊房,廊房前两侧各有一棵被挂牌保护的古樟树,树龄900年,枝繁叶茂,见证了一座古刹千年的历史烟云。善男信女们将心愿用红布拴系在老树链栏上,寄托着美好的祈盼与祝福。

偶有几只松鼠在枝桠间绕窜跳跃,宛若陪伴老树的小精灵,为这清幽古刹平添了几分生趣。我伸手招呼,它也不生疏,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然后双手作揖挠腮,恍如多年旧识今又相聚,逗我会心舒笑。驻足了一会儿后,我和小精灵说了声“bye bye”,挥手作别,它似乎也听懂了我的轻语,悄悄躲到了古树附生的槲蕨叶里。

我继续环顾前行。

三岩寺的自然胜景深藏在大雄宝殿的正后方,可谓大隐隐于寺,南宋大宗正丞王琮有诗《三岩》一首:“坐无僧共话,行有鹤随琴。此处尽不俗,令人生隐心。”流露出了作者对寺禅幽境的深深迷恋,并因之萌发隐逸之志。若无本地人引路,外来访幽之人很难知晓寺院后面竟然深藏着如此一处绝美胜境。绕行西侧厢房走廊来到后院,未及近临,便已听见“哗-哗-”的跌水声,恍若玉珠落盘,清脆悦耳。

庭前的几株大树满目苍翠,绿意盎然,几乎铺满了整个三岩胜景。透过疏疏落落的枝叶间隙,隐约可见三岩的基本轮廓:石壁高高矗立于前方的小山崖上,崖下是内凹的岩穴,洞壁上镌刻着多处摩崖石刻,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岩洞前是一方水池,池中兀立一块巨岩,四周环绕着石板栏杆,池水中游曳着红鲤鱼,时逍遥时穿梭。水池上方雨瀑飞落,跌撞在池中的巨岩之上,水花四射,在阳光的折射下,如同万斛珍珠,在空中慢落悠舞。

三岩寺始建于隋唐时期,原名“广福寺”,又名“寿圣寺”,宋靖康年重建,南宋隆兴元年(1163)改名“三岩寺”,是丽水著名风景名胜地之一,清代被列入丽水八景,名曰“三岩听瀑”,景区由白云、朝曦、清虚三岩鼎立耦合,其中朝曦岩洞最为宽敞,洞深处的石罅中常年流淌清泉,清凉甘洌,因传有袪病强身功效而被信徒奉为圣水。最早记载“三岩”之名为北宋皇祐年间处州太守李尧俞题写于洞壁的《三岩游记》:

“遍访近郭溪山之胜,寻幽索奇,因而得之……却负叠鲜,广如十楹,景物萧然,疑在方外。遂目之曰‘清虚’……‘白云’……‘朝曦’。其北有石谷如犬窦,钟成深溪。燧火而入,遽如房宇,但见积水清激,不复穷其远。近三岩前有池,不啻数亩广,水光山色,高下相激,夺人目睛。”(清同治版《丽水志稿》卷三)

三岩寺景区历代摩崖石刻诸多,其中以唐代李邕的“雨崖”两个擘窠大字最为著名,个字有5尺之多,笔法雄峻,纵横匀律,独具韵味,惜在1940年抗战时期被日机轰炸分裂而沉落潭中,1963年才重见天日。

唐开元年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先后两次来处州任州官,留下的墨宝虽不多,却件件精妙绝伦,著名的《叶有道碑》《叶慧明碑》《缙云三帖》(包括《改少傅贴》《缙云贴》《胜和贴》)以及三岩寺的“雨崖” 碑碣等,时誉“书中仙手”。《叶有道碑》和《叶慧明碑》是应当时著名道士叶法善之邀,为他的祖父叶有道、父亲叶慧明书写。据说李邕作《叶有道碑》始不情愿,经多次请求后才应允撰文,但并不书丹,后来叶法善施法道术,让李邕梦游来到松阳卯山挥毫书写,当写到“丁”字时,适闻鸡鸣归魂而止,只留下点点数点,相当于现代文章的省略号,所以这块碑又称为“追魂碑”或“丁丁碑”。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具体“丁”后面是什么字,只能任凭大家想象了。《叶慧明碑》为李邕撰文,韩择木作书。韩择木是韩愈的叔父,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

1934年,丽温公路建成通车不久,孙中山长子孙科乘车来到丽水。第二天,县长丘远雄陪同孙科到南明山、三岩寺等风景名胜区游览,在游览三岩寺后兴致很浓,于是提议在李邕题写的“雨崖”石边建一个“听水亭”,并亲书额名。很遗憾,我在现场没有找到“听水亭”,倒是在东侧一巨岩上立有一座六角“报恩亭”,边上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丘远雄书写的“三岩胜境”四个大字。

抗战时期,三岩寺还成为了国立英士大学的滥觞之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24日上午,杭州沦陷。1938年1月,省教育厅、省建设厅、省交通管理处、省警察大队、省战时救护总队等省属部分单位先行南迁抵达丽水。

鉴于形势危急,浙江大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医药专科学校和之江文理学院在杭州沦陷前已纷纷外迁,造成浙江境内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空缺,有部分学生不想外迁而滞留在战区成为失学青年,还有相当数量的本省高中毕业生需要升入大学深造而无处报名。

省主席黄绍竑觉得此次战争时间必定很长,于是提议创办一所新大学以满足青年求学需求,保证战时人才培养,为持久抗战积蓄后备力量。1938年11月,浙江省政府决议通过,新办学校名称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但上报后未能通过备案。为此,省教育厅许绍棣厅长从中积极斡旋,教育部“奉总统指示,命名为‘英士大学’,以纪念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并于1939年5月20日改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许绍棣指出:“英大为本省最高学府,为作育专门人才和应抗战建国之需要而设立的”,“英大的使命,概括地说,即为弘扬文化、研究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以应抗战建国的需要。” 

原“浙江省立战时大学”筹备处设于丽水县城西的三岩寺,1939年5月20日校名正式定名为“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后,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先设三个学院,分别为:从杭州撤退出来设在松阳县的浙江省农业改进所为农学院,在战时新设的大港头铁工厂为工学院,从杭州撤退出来设在临海县的公立医专为医学院。

英士大学初始办学,为快速培养学生成材,要求招收的学生“分发本省现有各工厂、农场,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大学就是工厂、农场,工厂、农场就是大学,这样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国家社会服务用,适应国家目前的需要。”(见1939年11月3日《东南日报》)

1939年5月31日《东南日报》刊:“战大改英士大学计划并无改变,招生日期、地点均已决定,登记学生1800余人”,6月17日《申报》刊:“浙省英士大学昨日开始报名”。经考试录取,10月26日,英士大学正式开学,全校各院系学生集中省立处州中学举行始业教育,后来该日定为校庆日。当年英士大学实到注册学生126人,教职工72人,其中专职教员20人。1940年12月和翌年2月又添招了新生166人,并为省建设厅代办农业和合作专修科。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日军向浙南进攻。由于战事吃紧,英士大学被迫转移,学生、教职员先走,教学器材、文卷资料装成二百多只木箱,雇工一百余人步行肩挑,随后出发。上午离城,当日下午即告陷落。据《云和县志》记载,英士大学于“民国31年7月迁小顺镇小顺村,后迁三溪乡沙溪村”,农学院则随省农业改进所撤转景宁沙湾继续求学。英士大学师生到达云和县小顺乡后继续办学,这里是浙江铁工厂的生产基地,也是英士大学工学院的实训基地,在省主席黄绍竑的关心下,学校师生得到了有序安置,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临时解决住宿和基本温饱。英大学生蒋风曾回忆:“当时,一日两餐吃的都是稀饭。晚上住宿,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学生一起挤在小顺铁工厂车间搭起的上下铺过夜。当时穿的是草鞋,点的是汽灯,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见《蒋风的儿童文学世界》)

1942年6月2日,教育部指令地处福建建阳的东南联大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这样,英士大学又增设了法学院。12月29日,行政院第606次会议正式决定:“东南联合大学归并英士大学,而将英士大学改省立为国立。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

英大改国立后,拟在小顺大展宏图。校方积极在当地寻找土地建造校舍,但因日军侵扰,计划落空。

1944年8月,丽温战役爆发,丽水再次沦陷。迫于压力,加之铁工厂已决定向福建南平搬迁,校长杜佐周率领云和小顺总部师生被迫向景宁县迁徙,学校原计划在景宁县落脚,但当时省教育厅、警察厅等已迁在景宁,英士大学只借到一处庙宇,难以办学,英大于是决定向泰顺县转移,9月中旬到达泰顺司前镇,与先期抵达的工、医二院会合。至此,国立英士大学除几个专修科外全部搬迁至温州泰顺。

至抗战胜利前夕,英士大学在校学生的人数已由创办之初的126人增加到899人,学生遍及浙、皖、苏、赣各省,教职员也从创办之初的72人增加到169人。

1946年5月,教育部决定将划出医学院,一部分并入江西中正医学院,另一部分由临海医专代办,并选定金华城郊的高村作为英士大学永久校址。

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在国立英士大学任教,如农学专家莫定森、化学博士薛济明、数学教授陈荩民、电讯专家赵曾钰、历史学家何炳松、画家潘天寿、医学家王季午、楚辞学家姜亮夫、音乐家程懋筠等等不一而足。学校曾拥有80多位教授,是当年全国36所国立大学之一,师资力量足与当时的浙大等名校媲美。英士大学人才辈出,为新中国培养了多位两院院士,有矿物加工学专家陈清如,作物遗传育种学专家刘大钧,数学家王元,自动控制专家张嗣瀛等。

1949年5月,金华解放。8月,经杭州市军管会上报上级批准,撤销英士大学,部分科系并入复旦大学,大部分师生转入浙江大学,还有一些学生发给肄业证书,由学生自行转学。9月,交接任务全部完成。

英士大学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诞生,让大量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有书可读。办学时间虽然很短暂,历程也很坎坷,但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为抗战事业输送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传播了思想、文化和不屈的精神,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点燃了烛光。

转身离去时,我再次回眸仰望,目光定格在红墙上的那一个醒目“觉”字,恍然间我明白,这不仅仅是三岩禅寺给予世人的渡化与觉悟,更是在那个民族危难的至暗时刻,人们在困顿与挣扎中,对民族生机发出的一声悲怆而坚定的“觉”醒呐喊。

参考资料:1.《前期英士大学概况》,梁春芳,《丽水文史资料》第七辑,政协丽水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抗战期间在丽水创办的英士大学》,朱宗尧/陈绍镛,《丽水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政协丽水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备注:文中图片均为孙卫武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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