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人哺育孩子,其实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个时代,人们的等级观念并不强烈,乳母的存在更多是一种协作劳动的自然结果。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一些母亲外出采集食物,家中便需要有人照料幼儿。出于互助精神和纯粹的母爱,她们自然而然地哺乳非亲生的孩子,这完全是一种自发、自愿的行为,没有任何强制成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父系制度。孩子不再只是家庭成员,而成为男子家族的私人财产。在资源有限、环境艰苦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自身子嗣的生存率与健康,处于统治地位的男子便会强迫其他哺乳期女性哺育自己的孩子。于是,这种逐渐制度化的乳母制度便在漫长的历史中延续了上千年。 乳母制度带来了明显的好处:生母得以减轻哺育负担,从而有更多时间陪伴丈夫,自然也有机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试想,如果一位母亲在前一个孩子尚在哺乳期时,又怀上了第二胎,这对她而言无异于沉重的负担。在古代,没有奶粉,生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压力甚至会直接影响母子存活率。清朝乾隆皇帝的令妃便是典型例子:在九年时间里,她生育了六个孩子。若没有乳母的帮助,这一成就几乎难以想象。然而,即便有乳母辅助,她所生的六个孩子中,仍有两个在四岁前夭折,可见古代母婴生存的不易。 乳母制度至少自周朝已有明确记载。《礼记·内则》中提到,国君之子可以由士人的妻、大夫的妾充当乳母,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大夫之子亦可请乳母,而士人的子女则必须由母亲亲自哺养,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由此可见,阶级意识已经深入社会结构,只有特定身份的人才享有乳母资源,这也让贵族在繁育后代上占据先机。使用乳母喂养的孩子,相较于仅靠辅食喂养的孩子,更易存活,身体也更健康。从周朝的乳母制度来看,请乳母不仅是减轻母亲负担的实际手段,更是身份、地位与财富的象征。不请乳母,则显得身份低下,甚至违背礼法。这种制度逻辑显而易见:贵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自然会选择聘请乳母。除了身份象征和减轻哺育压力之外,乳母制度还与古代严格的嫡庶制度紧密相关。官宦人家庶出的孩子通常需交由嫡母哺育,如嫡母自己有孩子尚且可行,否则便必须请乳母代养。在皇室中,低级妃嫔亦无权直接抚养皇子,乳母自然成为标配。 随着社会发展,即便是富商巨贾之家,也会聘请乳母来哺育孩子。在当时缺乏母乳替代品的情况下,乳母几乎成为富贵之家的一种必备服务。有观点认为乳母可能承担孩子的早期教育任务,但在实际历史中,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多数时候被认为违背伦理道德。通常,乳母与所哺养孩子之间会建立深厚感情,历史上不少皇帝都铭记乳母的养育之恩,甚至加封乳母品阶,并照顾其亲属。然而,乳母长期远离家庭,也可能与他人产生复杂关系,例如明天启帝的乳母客氏,曾先后与魏朝、魏忠贤形成微妙联系;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也曾与赵光义的乳母生下赵廷美。 至于明宪宗朱见深纳乳母万氏为贵妃的传言,其实是误解。万贞儿从未婚配,也没有生育能力,根本无法哺乳朱见深。她只是朱见深祖母孙太后身边的一名宫女,承担照料职责兼具保姆身份。历史记载显示,朱见深对万贵妃的感情,是跨越年龄的真挚情感,而非乳母哺育所致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