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思想家狄德罗在《艺术和文学论文集》里写过一句经常被英国人引用的话:“我每每见到去过英国的朋友,就会问:‘你见到诗人理查森了吗?’然后又问:‘你见到哲学家休谟了吗?’”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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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普通读者看来,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一个写情感小说《帕梅拉》,一个搞哲学怀疑论,人生目标和学问类型都迥然不同。狄德罗把他们放一起评价,让人觉得滑稽古怪。
可狄德罗偏偏看出了别人没看到的东西。
美国历史学家加里·凯茨教授在《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一书中一语道破了谜底:他们都是十八世纪罕见的畅销书之王!
“文人共和国”的使者
理查森的《帕梅拉》和休谟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几乎同时出版,先是在英国成为畅销书,而后在欧洲和美国走红。狄德罗发现,这两位作家共享了启蒙运动中的某种核心元素。
他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出版物类型,其目标读者基本上不是文人和学者,而是广泛的受过教育的大众。这些人,愿意徒步到几公里外的流通图书馆,借阅休谟或理查森的著作。他们阅读,就是为了自我提升和娱乐。
布隆夫人的画像,雅克-路易·大卫绘于1769年。这位画家在青年时代曾短暂寄居舅舅家中,画中的舅妈是一位孜孜不倦的阅读者。
《书写启蒙》插图
恰恰是上述事实,让狄德罗深刻地意识到:作者和读者之间经由印刷商和书商而产生的互动是启蒙运动的核心因素,体现了“文人共和国”和公共领域之间一股新的力量。
休谟对此有清醒的自觉,他“把自己比作学术王国向社交王国派遣的侨民或使者,旨在促进这两个互相依存的王国之间的交流”。他不像好友亚当·斯密那样在爱丁堡或者伦敦对公众发表演说,而是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将学问精深的哲学应用于日常生活,“尽力以亲切轻松的口吻探讨道德哲学,让‘文人共和国’之外那些繁忙的、容易走神的男女读者更容易理解自己的思想”,从而起到启蒙大众思想的作用。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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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位自觉担当启蒙重任的哲学家,却也在书中埋下了一颗两百年后才被引爆的“雷”。
一条臭名昭著的脚注
凯茨指出,在休谟的《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中有一篇极具争议的文章《论民族的特性》,文章的主旨是解释民族之间的根本差异。这是十八世纪欧洲的热门话题,因为有一个谜题一直困扰着读者:如果人性在哪里都一样,那么,人的行为、习俗和文化为何如万花筒般奇异多彩?
《道德和政治论文集》首版扉页
《书写启蒙》插图
休谟主要从文化和环境两个角度切入,论证文化因素比环境因素影响更大。单看这个主旨,并无异样。
问题出在一条脚注上。
休谟在准备这本书1753年的再版时,在文章中添加了一条重要的脚注。凯茨认为,这条脚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几乎都是臭名昭著的。休谟写道:
我倾向于认为,黑人以及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种(大约有四五个)天生劣于白人。除了白人,任何其他肤色的人未曾建立文明的国度,在作为和思辨上也未曾出现杰出的个体。他们没有独创性的产品,没有艺术,没有科学……有人的确说过,牙买加有一个很有才干和学识的黑人,但是,他受人仰慕,很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本事,就像一只鹦鹉,能说几句人话而已。
休谟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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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茨根据这条脚注总结了休谟的种族主义立场:支持人种多源论;认为所有非白人种都劣于白人;否定非白人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任何成就。凯茨的结论是“在当时主要的启蒙作家中,没有哪些言论能像休谟的这番话因种族问题而受到如此严厉的谴责”。
启蒙的火种与阴影
休谟在临终前说:“作家只要活着就可以修改他的作品,这是源自印刷术的一个伟大的有利条件。”他深知印刷术赋予作者不断修正思想的便利,可讽刺的是,他选择保留并固化了自己的偏见。
单单从这条脚注产生的影响而言,它对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废奴运动起了阻碍作用,一些奴隶主或种植园主引用这条脚注为奴隶制辩护,得出黑人这个种族在任何方面都远远低劣于白人的观点。甚至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也在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对休谟这条脚注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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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该看到历史的复杂性。从休谟的其他文章可以看出,他同时强烈反对奴隶制,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同时秉持种族主义和废奴主义两种观点,美国建国的先驱之一、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一方面坚决反对奴隶制度,一方面在家里蓄养了一百多名黑奴。
但这并不能消解那条脚注的影响。它被印刷术固化、被出版商传播、被后世反复引用,成为启蒙运动中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包括《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在内,《书写启蒙》以生动的笔触娓娓道来十二部启蒙运动经典作品在十八世纪的出版经过、销售情况、读者反馈和作家成就等。
凯茨独辟蹊径,将重点放在了书与人的相遇,讲述那些纸页间的思想如何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一个时代,也暴露了一个时代。
本文作者吴其尧,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文章原刊于《书城》2026年6月号
上文经过部分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