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这个词，本质上指的是属于某一个行政区管辖但不与其主体区域毗连的土地。你只能“飞”过去才能到达，所以叫“飞地”。

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三个县级行政区，面积加一块1280.29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0万。它地处北京和天津之间，离北京天安门最近的燕郊镇只有30公里，比北京自己的密云、怀柔、延庆到市中心还近；可是它既不归北京管，也不归天津管，偏偏隶属于被京津隔开的河北省廊坊市。如此体量的“巨无霸飞地”，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即便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

这三个地方在古代都属于京东核心地带，尤其是三河，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已经正式设县，至今已有超过一千三百年的建城史。香河也是辽代建县，至今超过一千年。

香河这个名字，据说和荷花有关。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在武清孙村设立了榷盐院，管理食盐专卖，居民逐渐集聚，形成聚落。县城东边有一条小河，当地老百姓叫它长沟，沟里种满了芰荷，夏秋之际，莲花盛开，香气弥漫，整个县城都笼罩在荷香之中，所以叫香河。这条小河水质清澈，两岸柳树成荫，每到夏天，大人小孩在河边洗衣服、游泳、纳凉，那场景像极了江南水乡。

三河的名字则更直白——泃河、洳河、鲍邱河三条河流经县境，故称三河。

大厂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很有意思，明代皇家马场设立之后，这一带成了养马重地，马场不断扩大，聚落随之形成，老百姓管这片地方叫“大场”，时间久了，口口相传，“大场”就变成了“大厂”。

明清两朝设顺天府，下辖二十多个州县，其中最核心的八个县被称为“京东八县”——通州、三河、武清、宝坻、蓟州、香河、宁河，外加一个小漷县。

“京东八县”同属一个文化圈，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老百姓赶集、通婚、走亲访友，来去自如。东到蓟州的盘山，西到通州的运河，南到武清的永定河，北到三河的燕山余脉，方圆几百公里内，乡音不改，人情不断。这一带的百姓从来没觉得彼此之间有什么隔阂，他们共用着潮白河的水，吹着同样的平原季风，过着相似的农耕生活。

民国以后，整个行政区划体系发生了巨变。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不再是首都，改名北平特别市，由中央直辖。以拱卫京城为名的“直隶省”变得名不副实，所以改成了“河北省”，省会在天津。1930年北平短暂当过一阵河北省会，但很快又恢复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会迁回了天津。1935年天津也升格为中央直辖市，河北省会只好再次迁回保定。那个年代的北平特别市和天津特别市管辖范围都很小，基本上只覆盖城区，北平的市区面积才63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今天北京二环以内的范围；天津稍大一点，有151平方公里。三河、香河以及尚未建县的大厂地区，这时候还稳稳当当地待在河北省的版图里，跟省域主体连着，没有任何飞地的迹象。

新中国成立之初，整个河北大地的行政区划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调整。北三县最早隶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那个通县专区可不仅仅是管着北三县，连现在北京市的昌平、顺义、房山这些地方，当年都在通县专区的管辖范围之内。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飞地”的概念，北京城周围一圈，包括后来成为北京市辖区的很多县，都是通县专区的地盘，和北三县在同一个屋檐下。

转折点出现在1952年。这一年的10月，三河县境内设立了大厂回族自治区。三年之后的195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从三河县和香河县划出部分区域，设立大厂回族自治县，隶属于通县专区。大厂是河北省六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之一，也是全国距离首都最近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从地图上看，大厂全县面积只有176平方公里，夹在三河和香河之间，是河北省最小的县，却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回族风情，每年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整个县城热闹非凡，清真寺里外挤满了前来礼拜和庆祝的群众。至此，北三县的“三”彻底凑齐了——三河、大厂、香河，三个县级行政单元，稳稳当当地待在通县专区的怀抱里。

然而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58年，一场彻底改变北三县命运的大调整来了。

那一年，河北省通县专区被撤销了。通州市以及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平谷、密云、怀柔8个县，一口气划给了北京市。也就是说，原来通县专区的大部分“家当”，成了北京的囊中之物。而那些没有被北京“选中”的县呢？蓟县、三河、大厂和香河被划给了河北省唐山专区。这是北三县历史上第一次被行政区划调整甩到了远离北京核心圈的地方，也是它们漫长“流浪”生涯的开端。

到了1960年4月，唐山专区撤销，蓟县和宝坻县改隶天津市。那时候的天津，是河北省省会、中央计划单列市，蓟县和宝坻就这样归到了天津的名下。1961年7月，蓟县和宝坻又被划回了河北省天津专区。1962年，三河县和香河县先后恢复了独立的县制。再后来到了1967年，天津专区改为天津地区，北三县随之成为天津地区的一部分。

看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头晕了。北三县的隶属关系在短短十几年里经历了通县专区、唐山专区、天津市、天津专区、天津地区的反复变动，换了好几个“东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三县堪称全国行政区划变更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换一次归属，每一次变动都牵动着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和命运。

真正让北三县彻底变成飞地的那一刻，发生在1973年。

这一年，天津市又迎来了一波扩界：原属河北省的静海、蓟县、宁河、宝坻、武清五个县，被划入了天津市。这五个县一划走，问题就来了——蓟县、宝坻、武清恰好位于北三县的东、南、北三个方向上，加上西边早已归属北京的顺义、通州等地，北三县四面都被北京和天津的地盘围了个严严实实，从此和河北省的主体区域彻底隔开了。

打个不太严谨但很形象的比方：这就像三个兄弟姐妹，原本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大家庭热热闹闹。后来院子被拆分成好几块，亲戚们一个个被两户大户人家先后接走了，唯独这三个兄弟姐妹，被孤零零地留在了原地。从此他们出门一看，前后左右都是邻居家的地盘，只有头顶上飘过的河北牌照的汽车，还能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归属。想去河北老家看看？对不起，先穿过去北京和天津的地界再说。

那么问题来了：北京和天津当年扩张的时候，为什么偏偏“漏掉”了北三县呢？

答案跟一个看似很不起眼、实则性命攸关的东西有关——水。

北京的缺水问题，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金朝定都中都（今北京市区西南）的时候，城市供水就已经是个让当政者头疼的难题。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专门让大科学家郭守敬修渠引水，把昌平白浮泉的水一路引到城里的积水潭。但那毕竟只能解决几十万人口的用水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人口迅速膨胀，从解放初期的两百多万猛增到五六百万人，生活和工业用水量翻着番地往上涨，原有的水源根本不够用了。

怎么办呢？修水库、调水源，成了当时最紧迫的任务。

而北京在这一时期的大扩张，几乎每一步都跟水源有着直接的关系。1958年河北9县划归北京，每一个县的划入都不是随意的，背后都对应着一座水库——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这些水库就是北京的“水缸”，有水的地方才值得要。有了密云水库，北京的东北部供水才有了保障；有了官厅水库，西部和城区才有了足够的备用。

天津的情况也差不多。1973年天津划入蓟县等5个县，蓟县之所以被天津看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于桥水库。于桥水库位于蓟县城东，始建于1959年，是天津市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之一。武清、宝坻、宁河、静海这四个县紧挨着天津市区，提供农业用地和劳动力资源，天津当然乐于接收。

可北三县有什么？三河虽然也有几条河，却没有大型水库。香河境内水系虽多，但同样缺少水库这样的战略级水利设施。大厂更是面积狭小，水资源匮乏，最“拿不出手”。这三个县，在当年京津两座城市打水算盘的时候，确实拿不出让他们动心的筹码。

除了水资源之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京津两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并不想背上太重的人口包袱。划入一个县，意味着要承担这个县全部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成本。北京和天津在选择扩界对象的时候，自然会倾向于那些“性价比”高的地方——要么靠近市区便于管理，要么有水库这样的战略资源。北三县虽然地处京津之间，但离两座城市的市中心都不算近，距离北京市区最近的燕郊也有30公里，在当年交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算是不折不扣的“远郊”；三河、香河又是农业大县，人口不少、经济不发达，划进来之后要花钱、要管理，投入产出比不高。

于是，历史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机里完成了它的选择：北三县被“剩下”了。两边都要了它们周围的兄弟县，唯独它们三个，被留在了原地，孤悬在外，成了河北在京津之间的一块飞地。

1974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天津地区”更名为“廊坊地区”。1978年8月，撤销天津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围绕在天津市周边的“天津地区”这一行政区划概念，从此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沿用至今的廊坊地区。1989年，廊坊地区与县级廊坊市合并，设立地级廊坊市，属河北省。北三县也就这样，最终落定在廊坊的名下。

回顾北三县形成飞地的全过程，它并不是一次性规划的结果，而是在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由多重因素共同推动、逐步演变而成的。北京天津的扩张、水资源分布的地理格局、行政管理成本的经济考量、历史行政区划的路径依赖，这四大因素缺一不可，共同塑造了今天这个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

它所经历的每一次“被选择”与“被剩下”，背后都有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考量在起作用。

它们或许永远不会成为北京、成为天津，但正是因为如此，它们才有机会长成自己本来的面目。

今天，当你站在香河老城区的小河边，闻着风里不知从何处飘来的荷花清香；或者在大厂的回民老街上，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撒一把香菜和辣椒油，就着烧饼呼噜呼噜喝下去；或者在燕郊某栋高楼的天台上，看着对面通州的万家灯火和潮白河两岸川流不息的车灯——你会明白，这三个被京津“包围”的河北县城，有着它们自己的生命力和独特魅力。

它们共同的名字，叫北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