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敦煌，风沙比人的脾气还大。莫高窟前，一群年轻人守着那些斑驳的壁画，像守着命根子。董希文就在这群人里头。他是敦煌研究所的普通一员，每日里描线、修补、记录，日子过得枯燥，却也踏踏实实。 那年4月19日，董希文的师母陈芝秀忽然说自己身子不舒服，要去兰州看大夫。敦煌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就是董希文的老师，忙得脚不沾地，实在抽不开身。董希文便替老师送师母进城坐车。同行的还有一个人，叫赵忠清，也是研究所里的工作人员。

陈芝秀走后，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常书鸿嘴上不说，心里却惦记着。有一天下午五点钟，他总算从洞里出来，和董希文一道往回走。两个人边走边闲聊，说着说着就提起了陈芝秀。常书鸿望着远处的戈壁，叹了一句：她身体不好，也不知道到了兰州没有。董希文听了，嘴唇动了动，又咽了回去。 等回到住处，董希文却坐不住了。他来来回回踱步，最后咬了咬牙，手里捏着一沓信，走到常书鸿面前，声音发沉：老师，您宽宽心，我想，师母回不来了！

常书鸿一愣，劈手把信夺过来，一封一封拆开看。看着看着，脸色就白了。那些信都是陈芝秀的字迹，信里写的内容，全是联系私奔的事。跟谁私奔？就是那个和一起走的赵忠清。 说起来，这件事的根子，早就埋下了。 早年间，常书鸿和陈芝秀都在法国留学。一个学油画，一个学雕塑，在巴黎那样的艺术之都，两个人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常书鸿的画拿过不少大奖，名字在法国艺术圈里也响当当。换了别人，恐怕就在巴黎待着，画画、开画廊，风光一辈子。可常书鸿偏偏不。他要回国，要到敦煌去，守着那些快要风化的壁画。 陈芝秀呢？她喜欢的是精致的东西，漂亮的衣裙，热闹的沙龙，香醇的咖啡。敦煌有什么？只有满天的黄沙，干裂的风，还有连喝水都费劲的日子。她受不了，但也舍不得这段情分。毕竟两个人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还有一儿一女。于是她跟来了，咬着牙跟来了。

可是日子一日一日地熬下去，苦得没有尽头。陈芝秀的耐心，像墙上的颜料一样，一片一片往下掉。就在这时，老乡赵忠清来了。赵忠清在研究院工作，见着她，总是嘘寒问暖。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私情。赵忠清对她说，跟我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去过新鲜日子。 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陈芝秀一把就抓住了。女儿才十四岁，儿子才四岁，她顾不上那么多了。她悄悄和赵忠清通信，商量私奔的路线、时间、落脚处。那些信，她不敢放在身上，都托给了当地一个姓徐的喇嘛。

常书鸿埋头在洞窟里，整天对着壁画，浑然不知自己的妻子已经在盘算着逃离。可董希文的心细，他隐隐察觉到了什么。可这种事，哪敢乱说？万一冤枉了师母呢？他只好把疑虑压在心底。直到陈芝秀走了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董希文才坐不住了。他跑到徐喇嘛那里，塞了些钱，把那些信拿了回来。拆开一看，心就凉了半截：师母真的是跟赵忠清跑了。 他终于把信交给了常书鸿。常书鸿看完，半天说不出话来。嘴唇抖了抖，眼眶红得吓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步冲出去，牵出那匹枣红色的马，翻身骑上去，扬起鞭子就没命地跑。

他要去追人。可陈芝秀已经走了好几天，坐的还是汽车。他一个人一匹马，在戈壁滩上追，哪里追得上？追到玉门，身子再也撑不住了，从马背上栽下来，直接昏了过去。幸好有个老工人经过，认出了他，才把他送回了敦煌。等他醒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董希文的脸。董希文低着头，轻声说：老师，师母她……登报和你离婚了。 常书鸿闭上眼，耳朵里仿佛还是两个孩子哇哇的哭声。后来他自己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

他说到做到。从那以后，常书鸿再没有提过陈芝秀的名字。他带着一儿一女，继续住在敦煌，骑着骆驼进出洞窟，一笔一笔画着那些残旧的壁画。几十年后，人们称他为敦煌守护神。 至于陈芝秀呢？她跟着赵忠清走了，却并没有走到什么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赵忠清当过国民党的事被翻出来，抓进了监狱，没多久就病死了。陈芝秀孤身一人，后来改嫁给一个普通工人，过起了她当年最看不上眼的清苦日子。也不知道她偶尔想起敦煌，想起那对儿女，心里会不会疼。 敦煌的风还在刮，洞窟里的壁画还在一点一点褪色。有人守了一辈子，有人逃了一辈子。说到底，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那条路，到底通向哪里。只是有些路，一走，就再也回不了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