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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时段上看,新著将这一问题从一战前、两次大战一直推进到冷战结束,冷战时期占了论著正文五章中的三章,这部分也是我对新著更感兴趣的部分。国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有自我即有他者,所以,美国在建构自我的同时,也在建构他者。变化的“西方”就是一例。之前读书、聊天涉及“西方”,似乎更多是根据语境来选择其含义是指欧美,还是欧洲,而对这一差异的形成不甚了了。而在这本书中可看到美国在塑造自我身份时,对于“西方”这一话语的建构和调整。此外,还特别有感触的一点是,领袖极强的存在感。“帝国的叙事话语”,这里主要是精英的话语,是外交决策者和舆论制造者的话语,所以作为美国国家领袖,总统的话语自然是重要的。而经历两次大战之后,美国崛起为“世界领袖”,在以这样的身份认知面对世界(冷战)、面对自身时,美国领导人头顶双重领袖光环,这既为其带来了极高的荣誉感,也带来了深切的焦虑。书中讲,“没有哪个大国像冷战时期的美国那样如此重视声望和信誉”,美国对自身形象如此焦虑的根源就在于其世界领袖的身份认知,而这一身份焦虑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在这一时期走上了全球干涉之路,泥足深陷,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灾难。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决定性因素。而之所以国家做出这一系列政治选择,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资本所有者相对于社会中其他人不断扩大的政治权力。这一结论也可以部分解释开头的那个问题。我从本书中才知道,过去几十年常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是:在私人财富急剧增长的同时,公共财富却在衰减。平常读书,几乎不会主动接触陈寅恪、钱锺书两位学者的著作,因为太难,看不懂。不过张求会教授的这套书,完全是陈寅恪生平事迹的钩沉、辑佚、辨伪,并不涉及他的学术研究。四书分别为《馀生流转:陈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关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心史。其中有1949年的去留问题,《陈寅恪授史图》的时间、人物考证,刘节是否代师挨斗的考证,非常细密,且“无征不书”,绝不为迎合而做联想。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曾有过一次家庭旅行,目的地是挪威中部港口城市特隆赫姆,二战初期,他妻子的外曾祖父希尔施·科米萨尔曾在那里生活。访问中,斯特朗格在街头看到刻有科米萨尔名字的“绊脚石”纪念牌,这些“绊脚石”用来纪念在战争中遇难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各地。当时,斯特朗格向他的儿子解释了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一个人要死两次,第一次是心脏停止跳动,第二次是他的名字被最后一次念出。“绊脚石”提醒我们所有人记住那些逝者,只要他们的名字被念出,他们就依然活着。之后,斯特朗格开始调查科米萨尔的故事,以及科米萨尔家族的不幸,与挪威头号纳粹特工亨利·奥利弗·林南的隐秘关联,最终写成了这本具有家族自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光明与黑暗的辞典》。推荐人:杨小舟,在近代史领域中,“五四”是个“老题目”,但从没断过“新问题”。这些论文不仅是研究领域的成果汇编,更反映了四十年来思想学术的风势起伏。这是北京大学美国史教授王立新的新著。他的上一部专著是2015年出版的《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可以说,“国家身份”问题一直为王立新教授所关注。国家身份是想象的自我,通常涉及三个核心问题,即“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种想象的自我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产物,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国家身份不断经历着重塑。而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思考,进而影响对外政策。从《踟蹰的霸权》到《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这一对关系始终是王立新教授论著的核心内容。王风、袁一丹/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YeBook,2025年3月版,译者在序言中介绍,穆瓦德于1968年出生于黎巴嫩,10岁那年因战乱与家人逃亡至法国,但未能在法国取得合法身份,于是在他15岁那年,全家辗转至魁北克并获得加拿大国籍。穆瓦德的戏剧生涯始于戏剧表演,为了能够在异国舞台上讲述故乡的故事,他只能自己投身创作。本书收录的两种戏剧都隐去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但讲述的故事显然与穆瓦德的故乡有关,他将作者与角色的关系比作“树与鸟”的相遇,“树从来不会觉得是它创造了鸟……而鸟也不会觉得树属于它。”,“他借鉴了昂瑟斯特遮挡光源的技巧,用了一块铁板、一只手、一个人物、一颗头颅。他呈现了哥特风格的伟大人像。构思精巧的场面浓缩了极简的情景,成了一个捉摸不透的画谜。……在拉图尔面前,语言自身也处于夜晚。寂静成了寂静的苦难。这是最终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