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并于2020年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在领奖时，她深情地讲述了自己与已故丈夫彭金章的故事：“我的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创办的石窟考古专业，放弃了他钟爱的商周考古教学，来到了敦煌。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相反每当我做成一件事，他都为我感到高兴。可惜他在2017年离世，我内心深感愧疚，因为他待我如此好，并且为敦煌的学术事业辛勤付出了这么多。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知道，这份荣誉一半属于老彭。”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杰出学生。由于彭金章年轻时就早生白发，显得成熟稳重，樊锦诗便亲切地称他为“老彭”。

樊锦诗性格直率、略显懵懂，面对感情时总是天真无邪。她觉得“老彭”非常温暖，常常会为她占图书馆的位置，带来家乡的特产让她品尝，甚至送她一些带有黄色和红色点点的旧式手帕。樊锦诗总觉得这个成熟稳重的“老彭”特别可爱。她并不知道，事实上，“老彭”对她的好，是源自于深深的爱意。两人的关系逐渐升温，但“老彭”始终没有正式向她表白过。

有一天，“老彭”突然告诉樊锦诗：“我想带你去我大哥家看看，我大哥住在百万山庄。”樊锦诗知道，“老彭”一直是由哥哥抚养长大的，长兄如父，这意味着他是要带她见家长。虽然两人并没有明确的恋爱关系，樊锦诗却明白了“老彭”的心意，欣然同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感情愈加深厚。

1962年，樊锦诗与“老彭”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敦煌，而“老彭”则被派到武汉大学，二人相隔千里。分别时，樊锦诗对“老彭”说道：“很快，三四年后，等到学校分配新人，我就去武汉找你。”“老彭”答道：“我等你。”在这段时光里，他们通过书信交流，寄托了对彼此的思念。

“老彭”来到武汉大学时，考古学科还没有设立，直到1976年，他创办了考古系，成为系领导和考古教研室负责人，几乎从零开始，建立了考古专业和第一批师资队伍。

然而，1960年代的敦煌生活条件艰苦，樊锦诗住在简陋的土房里，睡在大炕上，饮食贫乏，晚上只能用手电筒照明，厕所距离较远，生活远比北京艰难。这对樊锦诗来说，适应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初到敦煌时，她常常怀念上海的家人和北京的生活，心情低落。她的饮食单调，除了土豆片、萝卜片，就是白菜片，春天最美味的竟然是榆树钱。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樊锦诗曾因身体虚弱晕倒在办公室。

但樊锦诗将所有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每当走进石窟，她便感到，这样艰辛的工作虽然困难重重，但为祖国的事业做贡献，是值得的。

1965年，在樊锦诗赴敦煌的第三年，“老彭”从武汉来看她，樊锦诗带他参观了敦煌的许多莫高窟。两人从考古到艺术，话题不断，只有一件事没有谈及，那就是彼此的未来。当初约定的三四年，现在看起来遥遥无期。

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8天后，离别时，“老彭”拉着樊锦诗的手，坚定地说：“我等着你。”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樊锦诗，她泪如雨下。

1967年，两人结婚，第二年樊锦诗怀孕了。原本计划樊锦诗提前回武汉生孩子，所有的孩子用品都已经准备好。但当她向革委会请假时，主任不仅拒绝了她的请求，还冷言冷语地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樊锦诗含泪走出办公室，心情沉重，但她忍住了想要大声哭泣的冲动。不久，她被要求参加秋收劳动，虽然身怀六甲，她依然与大家一起摘棉花，最终因为体力过度透支，她回到研究所时走路已经困难。

在同行的一位老乡的提醒下，樊锦诗赶紧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已经见红，必须立刻去医院。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樊锦诗未能及时赶到武汉，而是在敦煌临产。当时，孩子没有任何衣物，樊锦诗只能用自己的“棉猴”将婴儿裹住，然后紧急发电报给“老彭”告知他孩子出生的消息。

“老彭”接到电报后，立即准备了衣物、奶粉、鸡蛋等物品，挑着扁担风尘仆仆地赶往火车站，经过两天两夜的跋涉终于赶到樊锦诗所在的医院。当他见到妻子时，樊锦诗所有的委屈和辛劳都爆发出来，她无法控制自己放声大哭。老彭心疼不已，将她紧紧搂入怀中，安慰她。

老彭在敦煌待了十多天后，因工作需要必须返回武汉。樊锦诗只能独自一人照顾孩子，修完产假后，她只能把孩子绑在襁褓中，每天挤出时间喂养。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当他六七个月大时，樊锦诗曾发现孩子爬到炉火旁，掉进了煤渣中，差点酿成惨剧，这让她心有余悸。

后来，樊锦诗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将小儿子送到河北大姑姐家寄养，而长子则由“老彭”带到武汉。几年后，樊锦诗将二儿子接回了自己身边，然而由于教育问题，又送回武汉，由“老彭”继续抚养。为了支持樊锦诗的工作，“老彭”尽力平衡家庭与事业，既当父亲又当母亲，辛勤照顾着两个孩子。

十几年过去了，两人终于决定结束分居生活。甘肃与武汉大学都不愿放人，经过多次争执，1986年，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各派代表到武汉大学与校长谈判，最终，老彭做出了决定：“我们两人，总得有一个人做出改变，那就我走吧。”

樊锦诗曾表示，如果“老彭”选择不动，她是不会因这件事而放弃家庭的。然而，正是因为“老彭”的决定，才有了后来的樊锦诗。毕业时的分别，直到19年后，才终于团聚。

2017年，老彭被诊断出胰腺癌晚期，樊锦诗几乎陷入绝望。她瘫坐在地上，嘴里不停低声说：“怎么办？怎么办？”她恳求医院尽一切可能治疗老彭。此时，两个儿子和医生一起商讨治疗方案，医生表示，由于老彭年纪大，手术风险极高，最终全家一致决定：减轻痛苦、延长生命，不进行抢救。

在治疗过程中，尽管老彭痛苦不堪，但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每当樊锦诗搀扶着他走路时，能明显感受到他身体的颤抖。他曾忍受巨大的痛苦，却始终没有喊出过一句痛苦的声音，每次医生查房时，他还能勉强露出微笑。

樊锦诗的心情愈加沉重，但她始终尽力想办法照顾老彭，陪伴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有一天，当樊锦诗轻轻抚摸老彭的额头时，老彭突然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樊锦诗搂住吻了一下。那一刻，樊锦诗的内心涌上无尽的感动和泪水。

在老彭去世的那个早晨，医院传来电话，称老彭的心率和血压下降，樊锦诗意识到他可能已经不行了，于是赶紧往医院赶。当她到达医院时，老彭已昏迷不醒。樊锦诗大声呼唤：“老彭！老彭！”听到呼喊，老彭流下了眼泪。那一刻，樊锦诗相信，老彭依然听到了她的呼唤。

老彭去世后一个月，樊锦诗回到敦煌，她说道：“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再了。”她与老彭的爱情，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现，却一直深情厚重，平凡而坚韧。

2023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5周年之际，樊锦诗回到了母校北大，捐赠了1000万元，设立了“樊锦诗教育基金”，支持北大的敦煌研究所。这位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女性，用她的行动向丈夫老彭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