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昌人,生在赣江边,长在瓦罐汤的香气里。年轻那阵子也曾四处跑,可北京,一直没踏进过。
直到退休那年秋天,女儿说:“爸,这次我请您和妈去北京看看,您不是总说要在天安门升旗时站一回国歌响起的地方吗?”我想着,这一生也该有个亲眼见证的时刻。于是,收拾行李,拉着老伴,坐着高铁,往北去了。
那天清晨,北京站刚出站,一股北方的干爽凉意扑面而来。和我们南昌秋天那种湿润的凉不同,北京的风是硬朗的,像是有骨头似的。我拎着行李站在站前广场,看着远处高楼林立,心里有些发怵。
打车不现实,北京堵车是出了名的。司机师傅说:“叔,您要不坐地铁方便,去哪儿都快。”我心想,这北京人说话真直,倒也不见外。他还提醒我,去哪儿的门票得提前在“什么什么小程序”上抢,尤其是故宫,晚了连边都摸不着。
我们住在东四附近的一家老胡同民宿,房东姓耿,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人,操一口地道的“京片子”,见面就热情地给我们泡了壶茉莉花茶:“叔,阿姨,您们头一回来北京,别只奔着名儿大的地方去,咱胡同儿里才见得着北京的门道。”
第二天下午,耿大哥带我们在胡同里转。他说:“南锣鼓巷您们别去了,全是卖奶茶和小饰品的。真想看北京,就去鼓楼大街往北拐的那些小胡同。”我记得那天阳光正好,胡同里树影斑驳,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身边放着鸟笼,鸽哨在空中回旋。
我和老伴走得慢,耿大哥也不催,只说:“您看这门墩儿,刻的是狮子,说明这家以前有点来头。”他又指着一块影壁墙说:“这叫照壁,防邪的,南边人可能不太熟。”我听着,心里像是翻出一本老画册,每一页都写着“生活”两个字。
在一家叫“炒肝刘”的小铺子里,我们尝了老北京小吃。炒肝浓得像墨汁,配着焦圈一口下去,齿颊生香。老伴皱着眉头说这太重口,我却觉得,那才是北方的味道,粗犷、直接、毫不遮掩。
故宫,是我此行最期待的地方。清早我们抢到票,从午门进,神武门出。整整走了七个小时,脚底生疼,但心里是满的。
我记得走到太和殿前,站在人流中,抬头看那金黄琉璃瓦,阳光一照,真的有种“天子之气”。我问身边的讲解员:“这宫里有几道门?”她笑着答:“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我心想,这帝王也讲究个“差一口气”。
讲解员是个年轻姑娘,声音不大,却把“前朝后寝”“五门三朝”这些讲得头头是道。她说:“您别只看大殿,角落里的小门、小院,才是真故事。”果然,我们在乾清宫后头的小道上,发现几株红叶悄然变色,像是宫墙也在悄悄说着秋天的事。
第三天我们去了慕田峪长城。耿大哥帮我们订了正规旅游车,早上六点出发,避开人潮。车窗外是一片片金黄的银杏林,北方的秋天来得快,来得也猛。
到了长城脚下,我站在城砖之上,眼前是蜿蜒起伏的山脊,像一条沉睡的巨龙。我扶着老伴的手,一步步往上走。走了半小时,腿已经有些不听使唤。老伴喘着气说:“咱歇歇吧。”我看着远处的云影在山间流动,突然觉得,这一生能站在这儿,也不枉了。
有个北京小伙子帮我俩拍了张合照,他笑着说:“叔,您这气质,一看就是南方的文人。”我笑说:“我是南昌的,水边长大,今天算是见识了你们北方的山。”
这趟北京行,最让我感动的,不是景点,不是建筑,而是人。
耿大哥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送来热腾腾的豆浆和糖油饼,说:“北京的早晨,得吃口热的。”他还教我怎么用手机扫地铁码,说:“别嫌麻烦,您学会了,去哪都方便。”
有一回我们在地铁里走错了方向,一位年轻姑娘主动带我们换乘路线,还帮我们查了下一班地铁的到站时间。我问她怎么这么好,她笑着说:“叔,您是我爸那个岁数,我当然得帮。”
在北海公园里,我们看见一群老人在唱京剧。我坐在长椅上听了一会儿,有位大爷递给我一杯茶,说:“听得懂么?这段《锁麟囊》,可讲得是情义。”我说:“听不太懂,但我能听出里的味道。”
这趟北京之行,我总结出一句话:北京没那么容易看懂,但值得慢慢看。
很多人说北京冷,其实不冷,只是它太大,太多规矩,太多层次。你得带着敬意去,尊重它的历史,理解它的节奏。别想用两三天就打卡完所有景点,那样只会走马观花。
我也终于明白“高人指点”是啥意思。不是非得有个隐士告诉你哪里有宝藏,而是那些在生活中愿意伸手帮你一把的北京人,那些告诉你“别走南锣鼓巷,去东四胡同看看”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高人。
回南昌那天,我们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落日。老伴靠着我说:“你年轻时不是总说,北京太大,太累,不想去吗?这次可算真香了。”
我笑着点头。人生走到这个年纪,才发现很多事不是不想做,而是没到那个愿意慢下来的时刻。北方的秋天短暂,却有一种让人沉静下来的力量。北京这座城,不催你跑,却等你懂。
也许,这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记住的一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