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判代表的选拔与配置** 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双方继续交战的同时，也进行了边打边谈的停战谈判，这一过程发生在开城，因此称之为“开城谈判”。停战谈判的结果对各方利益至关重要，因此中美双方均派出顶尖的谈判代表，力求在这一关键环节上占得先机。根据协议，交战双方的代表团由一名首席代表和四名其他代表组成。这些代表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背负着各自国家的期望，如何选拔这些谈判代表呢？ 谈判开始之前，“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首先确定了美国远东海军司令乔埃海军中将作为美国首席代表。接下来，乔埃提名了自己的副参谋长勃克少将、远东空军司令克雷奇少将为代表。第8集团军还推荐了副参谋长霍治少将和南朝鲜第1军团长白善烨少将作为代表。美方还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及李奇微总部抽调了智囊团成员，为谈判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金日成指派了朝鲜方的首席代表南日，并选定了李相朝、张平山作为朝方的其他代表。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由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及志愿军司令部共同组成。周恩来总理提名李克农和乔冠华领导这支队伍。志愿军司令部派出了邓华副司令和解方参谋长作为代表，同时派遣柴成文为联络官。乔冠华还带来了一批外语、新闻及写作干部，组成了“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并由李克农领导。

李克农驻守在开城，但重大决策的制定仍需通过北京和平壤的指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根据《周恩来传》的记载，周恩来同时肩负起处理战场事务和谈判事务的重任，工作至深夜是常态。他不仅接收每天代表团的报告，还亲自参与指导谈判的决策。 **二、谈判的层级与过程**

谈判在开城进行了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直到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整个谈判过程被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全体会议，双方在会上阐述各自的立场、方针和政策。参与此会议的都是高级军官。其次是分组会议、联络官会议和停战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主要讨论行政安排和停战委员会的具体事务。最后是安全军官会议和停战委员会的值班军官会议，负责解决会场区域安全问题以及停战委员会日常事务。前两种会议由将校级军官参加，后者则是尉级军官负责。 在那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军衔制，为了工作需要，代表团的成员按照美方和朝方的军衔等级作了相应安排。志愿军代表团的人员统一着装，没有任何特殊标识，美国记者和其他西方记者常常无法分辨谁是将军，谁是普通军官。

尽管谈判桌上气氛紧张，双方代表依然保持冷静、克制。在谈判帐篷内，双方始终保持着距离，没有任何外交礼节，进帐篷时各自使用不同的门，见面时互不理睬。开会时，发言直截了当，不再有任何闲聊。即使是休息时，双方代表也各自待在自己的帐篷里，甚至连厕所也分开使用。 **三、文化与意志的较量**

这场前所未有的谈判中，双方代表虽然立场迥异，但在很多方面的判断却存在共同之处：他们都未能预见到停战谈判将持续如此漫长。乔埃回忆称，他最初预计两个月内便能完成谈判，而中国代表团从北京出发时，也认为谈判将很快结束，因此未带上冬装。乔冠华甚至曾用诗句抱怨，开城天气越来越冷，但衣物却迟迟未到。 在谈判开始之前，李奇微提醒美方代表要特别注意“苏联的两面性和欺骗性”。他选择乔埃作为代表，是因为乔埃有超强的耐力，能够长时间不动如山地坐着。1951年7月10日，乔埃第一次赴开城时，李奇微还亲自到机场送行。果然，乔埃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创下了132分钟静坐的纪录。这场耐力较量，最终以乔埃提出“休会”并决定第二天继续开会而告终。

**四、美国代表的态度与文化差异** 美国代表的谈判风格往往带有强硬和粗鲁的一面。乔埃在谈判中表现出沉稳与老练，给中国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他依然坚定贯彻美国政府的立场，不容许妥协。谈判期间，他有几次因中断会议而受到压力，最终他决定调离职务，离开朝鲜。此后，他撰写了《共产党如何谈判》一书，在书中他不仅批评了中国的谈判策略，也对其谈判能力表示一定的敬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方的态度逐渐变得不耐烦和轻浮。1952年5月，哈里逊接替乔埃成为美方首席代表，他的做派与乔埃大相径庭。哈里逊不止一次提出休会，有时甚至在开会中打哈欠、吹口哨、看手表，毫无礼貌可言。尽管他如此不耐烦，但美方始终坚持要在扣留战俘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容任何妥协。 在这种情况下，朝中方则毫不退让，坚决捍卫自己的立场。尽管双方的代表曾经是敌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敌意逐渐消散，甚至有过数次互相交流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