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第一支促排卵药物克罗米芬在美国上市，广告只写了四个字——“给希望加码”。自那之后，医学界对多胎妊娠的讨论便没停过：机会与风险同时膨胀。三十多年后，这条药物链条把一对普通夫妇推到聚光灯中央，他们就是爱荷华州的肯尼与波比·麦考伊。

1996年春，波比28岁，身体调理已久，渴望再要一个孩子。促排卵药进入她的方案时，医生只是提醒可能出现“双胎或三胎”。一句“概率极低”，让夫妻俩放下戒备。三个月后，第一次产检的B超图像塞满了七颗小小的闪点，值班医生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开口。那一刻，肯尼握紧了妻子的手，短短的指节因用力发白。

七胞胎的记录在全球没有成功先例，风险写满每页医学文献。子宫空间有限，母体负荷巨大，早产率几乎百分之百。医院很快拿出权威意见：减胎，保两到三个，母子平安系数最高。波比听完，眼泪含在眼眶却没有落下。她轻声重复一句话：“他们都在，我不能选。”医生叹息，写下新的监护方案。

怀孕进入中期，波比的腹围增长远超常值。移动困难，坐下也喘，睡觉只能半坐半躺。每天三次例行检查，营养补充一刻不停。爱荷华当地媒体捕捉到消息后，连线节目不断放大“世界第一例七胞胎”的标题，质疑声随之而来——有人指责夫妻二人“博眼球”，有人担忧天价医疗账单压垮保险体系。透过屏幕，肯尼的回答简短：“这是我们的责任。”他很清楚，八口之家的未来经济账几乎算不过来，但退路已被自己堵死。

1997年11月19日拂晓，波比被推进手术室。八名产科医生、四名新生儿科医生、几十位护士，分成七组，分秒不差地守在不同保温箱旁。清晨9点多，随着最后一声婴啼落定，三女四男全部娩出，体重从1.1公斤到1.6公斤不等。手术室门开时，肯尼听见护士报数——七声，齐全。他垂着的肩膀终于松开。

媒体旋即蜂拥而至。七个新生命的照片登上美国各大报纸首页，电视台全天候直播医院新闻发布会。社会善意如潮水涌来：零售商送来了一整年的尿布和奶粉，汽车商赠送一辆可容纳九人的厢式车，房地产开发商奉上一栋足有511平方米的大房子。慈善组织还排班到他们家帮忙照看孩子，夜里两小时一轮换。肯尼感慨：“如果没有这些手，我们一天都撑不下去。”

现实依旧苛刻。二宝与五宝被诊断为轻度脑瘫，需要长期康复训练；其余五个孩子先天体重不足，住进保温箱四个月。医疗保险覆盖了大头，但昂贵的康复和日常开销像漏水的桶，随时可能见底。好在爱荷华州政府和民间基金会设立了专项补贴，每月生活费、教育券、医疗费用减免，一一落实到位。肯尼从建筑工地转到市政维修，只为固定班次能留出照料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麦考伊一家的知名度在1998年到达巅峰。全美热门脱口秀《奥普拉秀》为七胞胎举办一周岁的生日会，节目组直接把摄影棚布置成大型育婴房。主持人忍不住感叹：“从现场哭声判断，小麦考伊们肺活量都不错。”波比笑着回答：“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合唱。”现场掌声铺天盖地，可她很快做出艰难决定——婉拒后续商业邀约，尽量给孩子一个普通童年。

进入学龄期，七张学费账单像钟摆一样按时出现。肯尼拿着计算器反复推敲，依旧入不敷出，只能靠兼职修理、周末加班补缺口。学校提供了部分资助，邻居们轮流接送，孩子们也早早学会翻看优惠券、自己打零工。二十世纪初互联网泡沫席卷美国时，这些早产儿跟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玩电子游戏，只是游戏机永远是二手的。

2015年，麦考伊家迎来又一场“毕业潮”。大姐提前一年修完学分，获得市场营销学位；四名弟弟妹妹同时进入汉尼拔拉格朗日大学，选了不同专业；两位身体稍弱的孩子申请梅因社区学院，以便兼顾康复训练；最小的男孩递交入伍申请，穿上军装。距离那场手术过去十八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那座511平米的大房子里，空荡得让波比微微不习惯。

“医生摇摇头：‘保全所有胚胎的风险极高。’波比只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当年手术室外的这句对话被记者记录，如今常被医学伦理课堂当作案例。它提醒学生：技术能给出概率，选择权终归落在被告知风险的个体身上。

回顾1997的那天，医学统计写下“世界首例存活七胞胎”；社会学家则补充注脚：一段集体行动的真实样本——家庭、医院、政府、慈善、媒体，没有任何一环单独可以完成这场救援。生活总把难题抛给平凡人，答案却常常由陌生人共同书写。肯尼后来提到，“当年如果没人伸手，我们真可能分崩离析。”语气平淡，却掩不住后怕。

七个孩子各自奔向新城市时，波比把那辆厢式车停进车库，只在节假日发动，引擎声仍旧浑厚。屋檐下当年的婴儿车生了锈，尿布山、奶粉罐早已成过眼云烟。留在记忆里的，是二十四年前那个清晨忽然涌来的七声啼哭，也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