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十二月冷得刺骨，空气里有一种我在北京从未感受过的凛冽——那不是单纯的低温，而是混合了秩序与沉寂的独特寒意。2018年圣诞节早晨，我站在羊角岛酒店的房间镜子前，将最后一抹亮粉色口红涂匀。

“你真要穿这身？”旅伴李晴皱眉看着我。

我低头审视自己：薄荷绿蓬蓬裙，白色过膝袜，浅粉色毛呢外套，头发扎成双马尾，别着闪烁的圣诞树发夹——这是我在北京三里屯圣诞派对的经典装扮，往年总会收获无数点赞。

“今天是圣诞节啊！”我理直气壮，“朝鲜肯定也有节日气氛吧？”

李晴张了张嘴，最终只是摇头：“希望你别后悔。”

一小时后，我后悔了。

导游金同志见到我时，瞳孔明显放大了一瞬。他是那种典型的朝鲜男子，皮肤黝黑，身材精瘦，深色中山装熨烫得笔挺。

“同志，您这身服装……”他斟酌着用词，“在朝鲜不太常见。”

“今天是圣诞节嘛。”我试图轻松地笑。

金同志的表情变得奇怪：“朝鲜人民不过帝国主义节日。”他的语气温和但坚定，“不过既然已经穿了，我们就出发吧。只是……可能会有一些关注。”

何止是“一些关注”。

从酒店到地铁站的路上，每个擦肩而过的平壤市民都会对我行注目礼。不是北京街头那种快速一瞥，而是真正的、毫不掩饰的凝视。男人们眉头微皱，女人们掩嘴低语，孩子们则直接停下脚步，眼睛圆睁。

平壤街头与我想象的圣诞景象相去甚远。没有彩灯，没有装饰，没有圣诞音乐。只有灰白色的建筑、深色服装的人群，和无处不在的政治标语。唯一的色彩是各处悬挂的国旗和领袖画像的红。

“我以为至少会有一些庆祝活动。”我小声对李晴说。

“你从哪里得出这个结论的？”她反问。

我哑口无言。是啊，我凭什么认为朝鲜会过圣诞节？就因为它是个节日？那一刻，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我是多么习惯用自己的文化框架去想象全世界。

地铁站入口宏伟得惊人——这不是形容，而是客观描述。高达十米的拱顶，华丽的水晶吊灯，大理石墙壁上镶嵌着革命题材的马赛克壁画。与其说是地铁站，不如说是宫殿的前厅。

“平壤地铁建于1970年代，”金同志开始标准讲解，“最深处达地下200米，兼具交通和防空洞功能。这是朝鲜人民的伟大成就……”

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当我们走下自动扶梯——那扶梯长得仿佛通往地心——时，所有等车的乘客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不是夸张。是真的所有人，大概三十多名乘客，同时转头，目光聚焦在我身上。

空气凝固了。

那几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我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能感觉到血液冲上脸颊。在国内玩COSPLAY时我也曾被注视，但那大多是好奇、欣赏，甚至有人会要求合影。而这里的目光完全不同：那是纯粹的困惑，混杂着一丝警惕，以及某种我无法解读的审视。

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子眉头紧锁，他的视线从我蓬松的裙摆扫到闪亮的发夹，最后定格在我涂着口红的嘴唇上。一位抱着菜篮的老妇人嘴巴微微张开，仿佛看到了什么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两个穿校服的女孩紧紧靠在一起，窃窃私语。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

车厢角落里，三个朝鲜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约七八岁——正睁大眼睛盯着我。他们的服装统一而整洁：深蓝色外套，红领巾，女孩扎着两个整齐的辫子。其中一个男孩用手指着我，对同伴说了句什么。

车厢门关闭，地铁开始行驶。轰隆声在深邃的隧道中回荡，但我的注意力完全在那几个孩子身上。他们还在看我，小声交谈着，时不时发出压抑的笑声。

“金导，”我凑近导游，尽量让声音不被地铁噪音淹没，“那几个孩子在说什么？”

金同志瞥了孩子们一眼，表情有一瞬间的复杂。他走过去，弯腰与孩子们交谈了几句。我注意到他在说话时，一只手轻轻放在一个男孩的肩膀上，那动作既像安抚，又像提醒。

他走回来，微笑着说：“孩子们说你的衣服很特别。”

“原话是什么？”我追问。

金同志犹豫了。

“请告诉我。”

他叹了口气：“男孩说，‘她看起来像个怪物（괴물）’。但小女孩马上反驳，‘不，是像童话里的人’。”他快速补充，“他们没有恶意。朝鲜孩子很少见到这样鲜艳的服装。你看，他们自己都穿着校服。”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确实，不只是那几个孩子，车厢里所有孩子都穿着几乎一样的服装。成人虽然款式稍有不同，但也都是深蓝、黑、灰、军绿这些颜色。我的薄荷绿蓬蓬裙在这个空间里，确实像一个误入黑白电影的彩色角色。

“怪物。”我重复这个词，声音轻得自己都快听不见。

在北京，我这身装扮顶多被说成“二次元”“洛丽塔”，是亚文化的一种表达。而在平壤，它直接成了“怪物”——一个超越认知范畴的存在。

地铁到站，我们下车。在月台上，一个小女孩——就是刚才那个说我像童话人物的小女孩——突然挣脱母亲的手，跑到我面前。她仰头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用朝鲜语说了句话。

“她说，”金同志翻译，“你的发夹很漂亮，像星星。”

我蹲下身，从头发上取下一个圣诞树发夹——那是个小巧的水晶饰品，在日光灯下会折射出细小光芒。我把它轻轻别在小女孩的衣领上。

她母亲惊慌地想要制止，但小女孩已经开心地跳起来，向同伴展示她的新装饰。我抬头看向那位母亲，她脸上的表情复杂得令人心碎：那是担忧、不安，但看到女儿笑容时，又有一丝难以压抑的温柔。

金同志迅速走过去，与那位母亲低声交谈。我听到几个词：“中国友人”“礼物”“文化交流”。母亲的表情逐渐放松，最终向金同志鞠了一躬，拉着女儿匆匆离开。

回酒店的路上，所有人都沉默着。李晴终于开口：“感觉怎么样？”

我看着车窗外流逝的平壤街景——整齐的建筑，稀疏的车流，成群结队步行的市民。每个人都穿着相似的服装，以相似的步伐行走。

“我像个闯入者。”我说，“不，比那更糟。我像个在博物馆里大声喧哗的游客。”

那晚在酒店房间，我站在镜子前，看着镜中的自己。薄荷绿裙子在朝鲜的标准照明下显得异常刺眼，白色袜子纤尘不染，妆容精致无瑕。但在平壤地铁站的那个瞬间，这套装扮不再是我以为的时尚表达，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关于自由、个性、差异，甚至是特权的符号。

我想起那些朝鲜孩子的眼睛。说我是“怪物”的男孩，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纯粹的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这样穿。而说我是“童话人物”的女孩，眼中则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向往——那不是对我的衣服的向往，而是对“不同”本身的向往。

金同志晚饭时告诉我：“朝鲜人民很朴素。我们注重集体，注重统一。个性表达要在集体框架内。”他停顿了一下，“但孩子们总是好奇的。他们没见过外面的世界。”

“你想让他们见到吗？”我问。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

“我是导游，”他最终说，“我的职责是向外国友人展示朝鲜最好的一面。至于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

旅程结束后，我回到北京。第一个周末，我穿着那身薄荷绿裙子去了三里屯。朋友们夸我可爱，路人投来欣赏的目光，有女孩甚至拦住我问裙子哪里买的。一切如常，仿佛平壤地铁站的那一幕从未发生。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

每当我现在选择穿着“出格”的服装时，眼前总会浮现那三个朝鲜孩子的脸：困惑的男孩，向往的女孩，还有他们身上整齐划一的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