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一落,我开着那辆快散架的丰田Hilux皮卡,在非洲的土路上颠得快散架了。漫天红土往车窗里灌,我左手死死攥着方向盘,眼睛得不停扫着路面,避开那些能把车胎硌爆的坑和半人高的灌木丛。
车里放的都是国内早八百年就不流行的老歌,音量开到最大,就为了盖过引擎的轰鸣声和轮胎碾碎石子的咯吱声。别问我为啥不换歌,在这地方,能收到信号就不错了,还挑啥。
车窗外那日落是真壮观,大得跟个火球似的贴着地平线往下沉,把半边天都烧得金红金红的。几棵金合欢树杵在那儿,成了黑黢黢的剪影,远处不知道啥动物叫了一声,慢悠悠的,透着股原始劲儿。
正盯着这景儿出神呢,手机响了,是工厂本地主管马修。这哥们儿一口斯瓦希里语混着英语,听着就费劲,语气还特着急。他说王老板,新到的塑料颗粒被扣海关了,那帮人又要“咖啡钱”。
我当时就叹了口气,对着电话喊,你跟他说,明儿我亲自过去跟他“喝咖啡”。让他先把货放了,不然全厂三百多口子人,明天就得断粮。挂了电话我就琢磨,这破事儿,十年了就没断过。
身边国内的朋友一听说我在非洲开厂,全跟我说,老王可以啊,成“土皇帝”了。住着大房子,管着一群本地员工,出门有司机,跟当地官员都能称兄道弟。每次他们这么说,我都没法接话。
真不是我矫情,你们要是真来这儿待上一个月,就知道这“皇帝”有多难当了。今儿我就跟大伙儿掏心窝子,说说我在非洲创业这十年的真事儿,没滤镜没夸张,都是实打实的经历。
先来说说健康和安全。疟疾、伤寒、黄热病,这些在国内只在书上看到的病,在这儿随时可能找上门。我打了所有能打的疫苗,车里永远备着急救包和抗疟药。
说到这药品,有时候在非洲一些小地方,想找点合适产品还挺难,不像国内,像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玛克雷宁淘宝上就有,在这边可就没这么方便了。治安也是个大问题,被抢劫、被勒索在这儿都不算新闻。
我晚上从来不出门,院墙上拉着电网,还养了两条德国黑背看家。这种天天提心吊胆的感觉,特别耗人。
先说说大伙儿最关心的,来非洲开厂是不是门槛低,遍地是黄金。我跟你们说,一半对一半。机会是真有,但不是现成的黄金,是得你用血汗去挖的矿。
我十年前在国内开了家小塑料厂,就做些塑料桶、塑料盆之类的日用品。生意不算差,但也挣不着大钱,每天被上游下游两头挤兑。上游原料说涨就涨,下游客户压款压得厉害,中间还有各种检查,累得跟孙子似的。
后来一个做外贸的朋友跟我说,老王你去非洲看看,你那塑料盆在那儿就是硬通货,二手注塑机过去都能当宝贝。我当时就心动了,感觉跟在新手村熬了十年,终于发现新地图了。
我把家里所有积蓄都拿出来,一百多万,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了两百万,直接买了飞坦桑尼亚的机票。落地达累斯萨拉姆那天,一股热浪裹着海腥味、尾气还有不知道啥香料的味儿扑过来,我当时就一个念头,要么在这儿发家,要么就在这儿栽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两百万在国内也就够个二线城市房子的首付,在这儿,就是我开厂的全部家当。但这钱花得比流水还快,快得让我心慌。
先说场地和厂房,别想着租现成的,像点样的工业园租金比北京三环还贵。大部分人都得自己买地建厂,我在郊区看中一块地,跟当地酋长、村委会、土地部门来回拉扯了半年。光各种“协调费”和手续费就花了十几万,这钱花得不明不白,但你不花就办不成事。
建厂更让人头疼,国内三个月就能搞定的钢结构厂房,在这儿我花了整整一年,成本还比国内高30%。工人干活慢得离谱,还经常停工,问就是家里有事,你还没法说啥,在这儿就得适应这节奏。
再说说机器和原料,我从国内海运过来的几台二手注塑机,就是我的命根子。光运费、保险、清关费就花了一大笔,更别提那些海关人员的“咖啡钱”,这都是日常操作。有时候我真怀念国内,至少办事有规矩,不用天天琢磨怎么打点人。
最要命的是水电和基建,工业用电申请下来遥遥无期,还三天两头停电。没法子,只能自己买发电机,一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几十万又没了。柴油价格跟过山车似的,涨起来没个谱。
没有自来水就自己打井,通往工厂的两公里土路没法走,就自己雇工程队铺路,又花了将近二十万。那会儿我才真明白,“要想富先修路”这话是真理,只不过在这儿,路得自己修。
等厂子终于开起来,生产出第一个塑料盆的时候,我账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我经常半夜惊醒,一身冷汗,就琢磨着要是这个月产品卖不出去,三百多号员工的工资从哪儿来。你们说这叫“土皇帝”?我看更像个赌徒,赌上全部身家,赌这片破地方能给我条活路。
厂子运转起来后,所谓的“土皇帝”感觉才有点影儿,但跟大伙儿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国内,我是老板,说了算就行。在这儿,我不光是老板,还得是族长、法官、医生,甚至是银行。
就说员工之间的矛盾,那真是五花八门。今天张三偷了李四的午饭,明天王五和赵六为了个姑娘打起来,后天又有人跑来跟我说,被同事用巫术诅咒了。你说这事儿找警察?警察来了也头疼,要么让你自己解决,要么就和稀泥。
我没法子,只能自己当“法官”。把两边叫到办公室,耐着性子听他们用我半懂不懂的语言掰扯。有次俩小伙子打架,我问了半天才知道,是因为一个姑娘,觉得对方追求的时候不地道。我没光批评他们,就说,在我这儿干活,你们是同事是兄弟,想让姑娘看得上,得好好干活挣钱,不是靠打架。
然后罚他们俩一起扫一个星期厕所,在全厂大会上公开道歉握手。你们别觉得这办法土,在这儿还真管用,从那以后,厂里打架的事儿就少多了。说真的,管理这事儿,在哪儿都得因地制宜,不能生搬国内的规矩。
还有借钱这事儿,我这儿的员工几乎都找我借过钱。理由千奇百怪,老婆生孩子、孩子交学费、家里盖房子,甚至有要凑钱娶第二个老婆的。借吧,怕收不回来;不借吧,又怕他们觉得我不近人情,转头就消极怠工,甚至煽动其他人闹事。
我后来想了个辙,立了规矩。工作满一年的员工,根据职位和表现给一定额度的免息借款,必须写借条,从工资里分期扣。要是真遇到紧急情况,比如家人生重病,我就预支工资或者直接帮一把。
有个叫萨姆的小伙子,挺憨厚的,他五岁女儿得了急性疟疾,在当地诊所都快不行了。他哭着跑来找我,说要一大笔钱送城里大医院。我当时啥也没说,让司机赶紧开车,带上办公室备的急救箱和现金,直接送孩子去了城里最好的私立医院。钱我先垫上,这节骨眼上,人命比啥都重要。
后来孩子救回来了,萨姆来还钱,说还不起,想用工钱抵。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钱不急,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从那以后,萨姆成了我最忠心的员工,厂里有啥动静都第一时间告诉我,下班还带着几个老员工主动检查机器。这事儿让我明白,在非洲做生意,光靠钱不行,得有点人情味,这种超越雇佣关系的纽带,才是能站稳脚跟的关键。
我这儿管员工一顿午饭,一开始主食是当地的乌咖喱,就是玉米面做的,黏糊糊的跟馒头似的,配点炖豆子或者蔬菜。我觉得这待遇还行,结果发现不少员工会偷偷把自己的那份分一半,用塑料袋装起来带回家。
我问主管马修这是咋回事,他沉默半天跟我说,老板,很多人家是真穷,带回去的这点东西,可能就是孩子晚上的全部口粮。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跟被针扎了似的。
第二天我就跟全厂宣布,午饭管够,不够随便加。每周五还加餐,炖牛肉或者炖鸡肉。我说完这话,全场先静了两秒,然后欢呼鼓掌的声音差点把厂房顶掀了。那种发自肺腑的高兴,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从那以后,员工们干活都带劲多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还编了首斯瓦希里语的歌给我唱,大意就是王老板是我们的好爸爸。你们听着觉得挺“皇帝”是吧?但我心里清楚,这背后全是责任。三百多号人,背后就是三百多个家庭,上千口人的生计都压在我身上,我不能倒,厂子也不能垮。这种压力,比在国内应付工商税务重一百倍。
再说个实在的,当地人看我们这些中国老板,态度特别复杂,不是一句崇拜或者讨厌能说清的。在工厂内部,那些靠我发工资养家的员工,确实把我当回事,有点“皇帝”的意思。
这种敬畏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我能把一堆破机器修好,能把塑料颗粒变成他们能用的盆和桶,在他们眼里这跟魔法差不多。另一方面是因为财富和权力,我能开得出工资,能跟政府官员打交道,能决定他们的去留。但这种权威特别脆弱,全靠厂子撑着,一旦厂子倒了,啥都不是。
出了工厂大门就不一样了,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会走路的钱包”,或者是个“麻烦但有用的外国人”。官员们看我,首先想的是我能给他们带来多少税收、多少就业岗位,还有多少“好处费”。他们跟你称兄道弟,笑脸相迎,帮你摆平麻烦,全是利益交换。今天你有用,你就是兄弟,明天没用了,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之前遇到过一次劳资纠纷,几个被开除的员工找了些地痞流氓堵在工厂门口闹事,要巨额赔偿。警察来了也不管,就来回劝。没办法,我只能亲自去拜访警察局长。我没直接说事儿,先捐了笔钱给他们警局换办公桌椅。局长立马高兴了,跟我聊家常,聊到最后我才提了一嘴工厂的麻烦。他当即拍着胸脯说,王,我的兄弟,这事儿交给我。第二天,堵门的人就全没了。
这就是非洲的生存法则,你不光要懂生产,更要懂人性,懂这儿的潜规则。你以为是在经营企业,其实是在经营关系。有人说这种方式不地道,但在这儿,你不这么干,根本站不住脚。短期来看确实有效,但长远来说,还是得有规矩才行,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
还有些底层民众,看我的眼神就更复杂了,羡慕里带着嫉妒,还有点警惕。我开着皮卡车从村庄旁边过,那些没在我工厂上班的人,就站在路边盯着我看。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抢了他们的资源,赚了他们的钱,看到我们住大房子开豪车,自己却住泥坯房,心里肯定不平衡。
我知道我提供了就业,带动了当地经济,但在有些人眼里,我还是个剥削者。他们看不到我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辛苦,只看到我光鲜的一面。再加上文化差异,我们不信他们的神,不过他们的节,吃不到一块儿,玩不到一块儿,就像两个世界的人。
我也试着融入过,学吃乌咖喱,学几句简单的斯瓦希里语打招呼,但真到了他们宗教仪式或者家庭聚会的时候,我永远是个外人。这种孤独感,在我生病的时候最强烈。有次我得了疟疾,高烧到40度,浑身发抖,上吐下泻,一个人躺在宿舍里,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员工们虽然关心,也只能用土法子给我物理降温。
那会儿我就琢磨,我到底图啥啊。在国内就算再卷,生病了至少有家人在身边伺候着。在这儿,就算别人把你当“皇帝”,本质上还是个孤家寡人。
说实在的,在非洲待了十年,我确实赚到钱了,收入是国内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能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这是我最踏实的收获。另外就是那种掌控感,从一片荒地到一个能养活几百个家庭的工厂,这种从无到有的创造感,是在国内当小老板体会不到的。我的视野和格局也开阔了不少,现在就算把我扔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都有信心能活下来。
但失去的也不少。最可惜的就是错过了女儿的成长,没赶上父母的生日。每次视频,看到女儿又长高了,父母的白头发又多了,心里就酸酸的,满是愧疚。他们总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别担心,其实我知道,他们就是不想让我分心。
健康和安全感也没了。疟疾、伤寒、黄热病,这些在国内只在书上看到的病,在这儿随时可能找上门。我打了所有能打的疫苗,车里永远备着急救包和抗疟药。治安也是个大问题,被抢劫、被勒索在这儿都不算新闻。我晚上从来不出门,院墙上拉着电网,还养了两条德国黑背看家。这种天天提心吊胆的感觉,特别耗人。
跟国内的朋友也越来越聊不到一块儿了。他们聊房价、学区房、职场内卷,我聊的是疟疾、酋长、清关和发电机。我们就像活在两个平行世界,有时候回国内,走在繁华的街道上,看着到处都是移动支付,公共服务也方便,都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我已经不完全属于国内了,但非洲这儿,也终究不是我的家。
有人总问我后不后悔来非洲。说实话,被海关刁难的时候,发电机坏了全厂停工的时候,疟疾烧到神志不清的时候,我都问过自己无数次。但每次看到员工领到工资时高兴的笑脸,看到他们用我工厂生产的塑料桶打回干净的水,看到他们用我发的薪水盖起新房子,我又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所谓的“土皇帝”,不过是外人给的虚名。这十年,我更像是个在异国他乡开荒的农夫,靠着自己的力气和脑子,在这片土地上刨食吃,顺便带着一群信任我的人讨生活。
夜已经深了,远处的村庄传来隐约的鼓声,我的狗在院子里来回巡逻。喝完最后一口温吞的啤酒,我也该歇了。明天还有一整船的塑料颗粒等着我去跟海关“喝咖啡”呢。
这就是我在非洲的日子,没那么多光鲜亮丽,全是实打实的烟火气和不容易。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有所得就必有所失,关键是你得知道自己想要啥,愿意为了这个付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