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壁画里，藏着一座被遗忘的古代音乐厅

莫高窟第220窟北壁，一位乐师正倾身拨弄着手中的琵琶。奇的是，那琵琶的弦柱之间，竟有五根琴弦——而在我们今天所有的琵琶上，你只能找到四根。

这不是画师的笔误。当这位唐代画工在墙壁上落下最后一笔时，一种名为“五弦琵琶”的乐器，正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从龟兹传到长安，成为大唐最时髦的乐器。可如今，它的实物已湮没在时光里，只留下壁画上这些鲜活的影子，还在无声地演奏。

敦煌，这座被黄沙守护了千年的艺术宝库，其实更像一座被按下静音键的古代音乐厅。45000平方米的壁画中，有音乐图像的洞窟多达240个，绘制着各类乐器6000余件。而其中最珍贵的，是那些早已失传的“声音化石”。

第一排：那些风靡大唐的“爆款乐器”

如果你穿越到唐代的宫廷宴会，最先抓住你耳朵的，可能是一种形似莲花、装饰华丽的弹拨乐器——花边阮。

在敦煌壁画中，它频繁出现在飞天的手中。与现代阮咸圆润的造型不同，花边阮的共鸣箱边缘被巧妙地雕琢成花瓣状，琴颈细长，琴头常卷曲如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道：“掩抑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说的正是这种音色介于琴与筝之间的乐器。它曾是教坊中的主流，但宋代以后，更简易的圆形阮咸成为主流，花边阮便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比花边阮更神秘的，是凤首箜篌。在莫高窟初唐第220窟的药师经变图中，你能清楚地看到：它有着优美的凤首琴头，张着数根琴弦，乐师将其抱在怀中，双手拨奏。这种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经印度传入的弓形竖琴，在隋唐燕乐中地位尊崇。《隋书·音乐志》记载它“颈长身曲，形似凤首”，音色空灵如天籁。然而因其制作工艺复杂，宋代以后逐渐被卧箜篌取代，最终连实物都没有留存下来。

最令人唏嘘的或许是鹅鼓。这是一种腰鼓，鼓身细长如鹅颈，两端蒙皮，挂在腰间用双手拍击。唐代南卓在《羯鼓录》中描述其音色“焦杀鸣烈”，特别适合烘托激昂的舞曲。它是胡旋舞的标配伴奏，你可以在敦煌中唐第154窟的舞乐图中，看到舞者急速旋转，身旁乐师奋力击打鹅鼓的场景。但随着胡风渐褪，这种充满异域激情的乐器，最终安静地留在了壁画里。

二楼雅座：丝绸之路上的“声音过客”

敦煌不仅是终点，更是中转站。许多乐器在这里留下惊鸿一瞥，便继续向东或消失在了路上。

比如齐特拉琴（或称“龟兹琴”）。这种出现在北周第428窟的乐器，有着长方形的共鸣箱和多达十余根的琴弦，用拨片演奏。它与古希腊的基萨拉琴同源，沿着丝绸之路东传，很可能影响了后来中国筝类乐器的发展。但它在中原文献中记载极少，仿佛一位低调的过客，只在敦煌留下了侧影。

还有筚篥的各种变异体。你可能听说过筚篥（古代簧管乐器），但敦煌晚唐第85窟里，有一种“双筚篥”——两根管身并列，共用一個吹口。这很可能是乐师为了演奏和声进行的创新。但这种改良型号并未流传开来，成为乐器演化树上一个小小的分叉。

更奇妙的是不鼓自鸣的意象。在众多经变画上方，常常漂浮着无人持奏却自动发出妙音的乐器——琵琶自己拨弦，笙竽自振簧片。这虽是佛国天籁的象征，却也反映了唐代人对“自动化音乐”的浪漫想象。某种意义上，这些悬浮的乐器，成了最彻底的“失传”：它们从未真实存在，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对音乐最极致的幻想。

乐池深处：被误解的“配角”

有些乐器没有完全消失，但却被后世严重“误读”。

最典型的莫过于五弦琵琶。今天所有琵琶都是四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壁画上的五弦是艺术夸张。但《旧唐书·音乐志》明确记载：“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它比四弦琵琶音域更宽，在唐代宫廷中，五弦名家如裴神符、赵璧等人的技艺被传为佳话。然而宋以后，四弦琵琶因演奏技法更集中而成为主流，五弦制式连同其独特的曲目、指法，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上世纪，学者们才通过壁画和文献，确认它曾经真实地热闹过。

另一种被简化的乐器是方响。敦煌壁画中的方响，由十六片大小不一的铁片组成，悬挂在架上用槌敲击，形制华丽。它是唐代雅乐的核心乐器之一，音色清越如泉。但明清以后，方响的片数减少，形制简化，失去了唐代的恢弘气象。我们今天在仿唐乐舞中听到的方响，已是后人根据壁画“考古”出来的复刻版。

为何这些声音会消失？

乐器的失传，从来不只是技术的淘汰。每一种消失的背后，都是一次文化的选择。

安史之乱是个分水岭。战乱后，宫廷乐工流散，大量乐谱、乐器损毁。更重要的是，唐王朝由开放转向内敛，胡风炽热的盛唐气象不再，那些充满异域色彩的乐器也随之式微。

宋代市民经济兴起，勾栏瓦舍需要更便携、易学的乐器。像鹅鼓这样需要高超技巧的乐器，不如拍板、锣鼓亲民；制作复杂的凤首箜篌，也逐渐让位给更易普及的筝和琴。

最根本的，是记谱法的局限。唐代的“减字谱”“燕乐半字谱”主要记录指法和音高位置，却无法精确记录节奏和装饰音。当老师傅离世，那些精妙的演奏技法便成了“密码失传的文件”。乐器还在，但怎么弹出那种味道，却永远成了谜。

当我们在壁画前，我们想听见什么？

今天，站在这些壁画前，我们常会陷入一种矛盾的渴望：既希望这些乐器永远保持神秘，又渴望能亲耳听见它们的声音。

一些音乐学家已经开始了“声音考古”。他们根据壁画的形制比例，结合文献中对音色的描述，尝试复原这些失传的乐器。中央民族乐团的“敦煌复原乐器专场”上，仿制的五弦琵琶被重新拨响——那声音比四弦琵琶更清亮，高音区如银铃，低音区又添了一层浑厚。虽然我们永远无法百分百还原盛唐之音，但这尝试本身，就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对话。

或许，这些失传的乐器最深的启示在于：文明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更像一条河流，有些支流汇入了干流，有些则在半途渗入沙地。敦煌壁画保存的，正是那些“渗入沙地”的支流的最后映像。

当我们盯着壁画上乐师专注的神情，仿佛能穿过时间的静音，听到一场永远不会散场的宴会。那里的音乐混合着波斯的神秘、印度的灵性、中原的雅致，在丝绸之路上发酵成独一无二的盛唐之声。

那些乐器虽然静默了，但它们证明过，人类曾用怎样的智慧与热情，创造过、融合过、享受过。下一次当你听到某种现代音乐时，或许可以想象：在某个平行的时空，一位唐代乐师刚刚调好他的五弦琵琶，壁画上的飞天扬起了飘带，一场沉寂了千年的音乐会，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