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始点是在1月20号，济南市场监管局在官网上发布了一条通报，指出戴可思品牌的一款儿童唇膏因其包装上标注了食品级字样，涉嫌违规宣传，决定正式立案。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警告，而是正式的立案调查。就在当天晚上，这则消息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评论区几乎一致地在质疑：刘涛居然还敢代言这种产品？以前一直说多靠谱，结果一翻车就这么快。实际上，刘涛代言的并非这款有问题的儿童唇膏，而是戴可思的面部护理系列产品。而那款出事的唇膏，不仅在官网上没有独立的详情页面，只是被默默地列在儿童产品系列的最底端，而且图片也模糊不清。根据《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的明确规定，任何产品都不能使用食品级可食用这样的词语，更不能用糖果、奶瓶、饼干等图案进行宣传，这一条文在2022年1月就已生效，并非新法或过渡期，而是已经执行的铁律。国家药监局在2024年的通报中提到，全国范围内已查处了47起类似的违规案件，最高罚款达203万。戴可思这次的处理方式是暂时下架了问题产品页面，并修改了相关文案，但处罚结果尚未公布。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深入查看通报原文，而是看到了一张刘涛抱着孩子微笑的照片，配文写着她推荐的都安全，于是纷纷转发。

戴可思发布了声明，表示推广人员没有完全理解新规，这听起来似乎是在推卸责任，但细看后会发现，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是借口。实际上，负责电商详情页的工作人员是一个95后运营人员，去年年底刚从某母婴MCN跳槽过来，在入职培训时，团队只教了如何打爆款，完全没有涉及到《广告法》第三十八条——代言人只有在明知或应知虚假情况下才会承担责任。刘涛并没有签署唇膏产品的代言合同，也没有为这款唇膏做过任何口播视频，甚至在微博超话中，涉及刘涛和戴可思的帖子中，98%的内容都是关于面霜和防晒乳的产品图片。更巧合的是，出事当天，刘涛正飞往广州准备春晚彩排，她的手机处于静音状态，连工作群的消息都没有回复。有趣的是，1月19日，她身穿金色礼服演唱《茉莉花》时，舞台灯光打在她身上，弹幕充满了赞美：涛姐还是那个涛姐。可是，第二天，同样一群人却翻出了2020年她丈夫王珂的债务新闻，开始质疑难怪她接代言这么急。舆情监测报告显示，实际深入查阅《规定》原文的人不到一成，而七成半的人则在讨论她是否已经离婚，或者是否为了偿还债务而胡乱代言。甚至连济南日报发布的执法解读，都几乎没有人点击。

而在平台方，问题也同样存在。淘宝后台早就应该把食品级标记设为儿童类目禁用词，每次一搜索就应该弹出红色警告。可是这款唇膏在网站上挂了三个月，销量不足两千，但审核却全都通过。京东的儿童护肤频道首页，至今还可以找到两个标有可舔字样的润唇膏，点击进去查看详情，底部的细小字竟然写着非食用。这些问题没有人去删除，也没有人去管。刘涛的工作室没有发布任何声明，并非因为傲慢，而是因为法律上，她只要没有参与产品文案的审核，也没有拍摄过该产品的视频，甚至没有在直播中提到宝宝可以舔的话语，她就不在法律责任的连带范围内。可是公众并不这么看，他们记住了她在《贤妻》里的角色林小琴，记住了她直播时经常说我家孩子也在用，于是便自动把她的母亲身份套进了所有的商业行为中。出事后，大家没有从制度上去追究问题，而是第一时间问：她怎么不拦着？

此次的检查对象不仅仅是一支唇膏，而是所有贴上儿童标签的产品。牙膏、泡泡洗手液、防晒喷雾……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产品在详情页上偷偷地写上了食品级这三个字。有些改成了食用级，有些则用草莓图标，甚至有的直接写宝宝舔也不怕。监管虽然不是第一次出手，但企业总是觉得自己不会被罚到，代理公司也觉得法律条文太过细节懒得去学习，而平台则觉得流量比合规更重要。消费者一方面信任代言人=安全背书，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去读一条法规原文。1月22号，刘涛在广东春晚演唱完后，后台发了一张自拍照，没有提及戴可思，也没有提到唇膏。照片里的她，耳钉稍微歪了一点，头发被汗水湿透紧贴着脖颈，笑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