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着空行李箱过海关的俄罗斯大叔：一口中国白酒，酿出两国别样烟火

开篇：满洲里口岸偶遇，空箱子里藏着的小秘密

去年夏天，我趁着有空，去满洲里口岸转了转。咱江苏人长在江南，少见这种边境口岸的热闹劲儿，到处都是中俄双语的招牌，耳边时不时传来叽里呱啦的俄语，还有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两种声音混在一起，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就在这儿，我碰到了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俄罗斯大叔，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记得他的样子。

大叔看着五十多岁的年纪，头发有点花白，乱糟糟地贴在脑门上，脸上刻着深深浅浅的皱纹，一看就是经受过风吹日晒的。他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袖口都磨起了毛边，裤脚还沾着点尘土，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风尘仆仆的劲儿，一看就是赶了很远的路来的。

要说最显眼的，不是他的长相，也不是他身上的旧衣服，而是他手里拖着的那个行李箱——那箱子大得离谱，比我家里装被子的大行李箱还要大一圈，底下的轮子咕噜咕噜转着，看着却轻飘飘的，不用问也知道，里头肯定是空的。

那会儿正赶上过关高峰，排队的人不少，有中国人，也有俄罗斯人。海关的工作人员，看着大叔这身行头，还有那个空落落的大箱子，脸上一点惊讶的神色都没有，看样子是见怪不怪了。简单翻了翻箱子，又核对了一下证件，就挥挥手放行了，连多问一句都没有。

我这人天生就好奇，越看越纳闷：这大叔拖着这么大一个空箱子，千里迢迢从俄罗斯过来，既不像是旅游，也不像是来进货，到底是来干啥的？忍不住凑上前去，用我那半生不熟的俄语，夹杂着乱七八糟的手势，结结巴巴地问他：“大叔，你来中国，是旅游哒？还是来买东西哒？”

大叔一听我说话，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就咧嘴笑了，露出一口不算整齐但很干净的牙齿。他摆了摆手，示意我都不是，然后伸出粗糙的大手，比划出一个“喝酒”的动作——右手攥成拳头，假装举着瓶子，往嘴边一送，还故意发出“咕咚”一声。接着，他指了指自己手里的空箱子，又竖起大拇指，使劲指了指口岸另一侧，也就是中国境内的方向。

我这才恍然大悟，眼睛一下子亮了。再看大叔，他眼睛里也闪着光，那是一种明确无误的、充满期待的，甚至还有点急切的光芒，就跟咱江苏人过年回家，想着家里那口热乎饭似的，藏都藏不住。后来我跟口岸旁边超市的售货员聊了聊才知道，这大叔哪里是来旅游、买东西的，他那口大箱子，是专门用来装中国白酒的！

售货员还跟我说，像他这样的俄罗斯人，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个，穿过边境线，涌入满洲里、绥芬河这些中国东北的口岸城市。他们的目标出奇地一致，没有啥花花肠子，就是找最烈的中国白酒，喝个痛快，然后能多带多少，就多带多少回去，跟咱去菜市场囤菜似的，一点都不含糊。

这件事，当时让我愣了好一会儿，琢磨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咱都知道俄罗斯人爱喝酒，这是出了名的，可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能爱到这个地步——专门出国，拖着空箱子来，像搞贸易一样“搬运”烈酒，这背后，到底是怎样一种我们江苏人难以理解的“执念”？要弄懂这个问题，咱得先回头看看，我们中国人自己，是怎么“对付”酒这玩意儿的。你会发现，同样是一杯透明的液体，在两个国家的人生命里，扮演的角色，那真是天差地别，压根不是一回事。

咱中国人的酒：桌上是酒，心里藏的全是情分

咱江苏人常说，“无酒不成席”，但你仔细琢磨就会发现，在咱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纯粹为了买醉而喝酒的场合。酒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从来都不是主角，顶多算是个“气氛组”，一个情感放大器，或者说是一把打开话匣子的钥匙。它的存在，永远是为了衬托别的东西，为了让情分更浓，让场面更热络。

你静下心来想想，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会喝酒？大多都是有讲究、有由头的，不是随便拿起瓶子就能喝的。

最常见的，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子人，老老小小围坐在一起，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青菜豆腐，还有咱江苏人爱吃的盐水鸭、酱排骨。爷爷颤巍巍地举起酒杯，酒杯里倒的是少量的黄酒或者白酒，声音慢悠悠的，带着点感慨：“又一年过去了，家里人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就好啊！”小辈们赶紧站起来，杯沿要比爷爷的杯沿低一截，这是规矩，是尊重，嘴里还要跟着念叨：“爷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那一口酒下去，辣的是喉咙，暖的是心。酒在嘴里打转，能尝到几分烈，几分醇，可咽下去之后，心里涌上来的，全是团圆的暖意，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的踏实。这里喝的不是酒，是团圆，是传承，是刻在日历上、融在骨子里的亲情，一点都掺不得假。

还有就是朋友久别重逢的时候。三五个哥们儿、姐们儿，好几年没见，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找个小馆子，点上一堆菜，再来几瓶啤酒或者白酒。刚坐下的时候，还会有点生疏，话不多，可一旦酒杯碰在一起，那句“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一出口，所有的生疏感，瞬间就没了。

一杯冰啤酒下肚，或者一口白酒抿下去，毕业后的迷茫、工作中的憋屈、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就开始往外倒。你说你的难处，我说我的烦恼，不用藏着掖着，不用小心翼翼。酒过三巡，脸红脖子粗，说话也没了分寸，也许还会掉眼泪，也许还会拍着胸脯说“以后有事找我”，可心里堵着的那块石头，好像就在这推杯换盏之间，慢慢化开了。这里喝的是情谊，是宣泄，是彼此支撑、彼此懂得的默契。

除此之外，红白喜事的时候，也离不开酒。孩子满月、考上大学、结婚典礼，主家总要端着酒杯，挨桌敬酒。那酒里，装着对来宾的感谢，装着分享喜悦的冲动，也装着对未来的期盼。就说结婚吧，新郎新娘端着酒杯，敬父母，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敬亲戚朋友，感谢他们的到来和祝福，一杯酒，一句祝福，全是真心实意。

即便是悲伤的葬礼，酒也会出现。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陪着逝者的家人，喝上一杯酒，不说太多安慰的话，可那一杯酒，是一种沉重的寄托，是对往生者的告慰，也是对生者的鼓励，让他们好好活下去。这里喝的是礼仪，是分享，是人生每个重要节点的标记，藏着咱中国人的人情世故。

你看，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酒是和“情”“礼”“事”紧紧绑定在一起的，缺一不可。我们喝酒，最讲究的就是“由头”，没有由头，一个人在家干喝？那叫喝闷酒，是失意、落魄的表现，不光别人会笑话，家里人也会担心，是万万不值得提倡的。

而且，咱中国人喝酒，还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酒桌文化”，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怎么敬酒、谁先敬、敬几杯、说什么祝酒词，甚至杯子怎么拿、杯沿怎么碰，里头全是讲究，半点都不能错。这学问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尊重”和“人情”。通过敬酒，表达对长辈、对领导、对朋友的敬意；通过推杯换盏，拉近距离，增进感情，甚至促成一些事情。说白了，酒在咱这儿，就是一种社交货币，用好了，能帮你办成不少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喝酒，极度推崇“适度”，讲究“点到为止”。“微醺”是最佳状态，也是最舒服的状态——脸红扑扑的，话多了起来，看什么都觉得亲切可爱，可脑子还是清醒的，步伐还是稳当的，说话也不会失分寸。这就叫“酒至微醺，花看半开”，是一种美学境界，也是咱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凡事留有余地，不贪多，不过分。

要是喝到烂醉如泥、胡言乱语、当众出丑，那可就丢人现眼了，会被人笑话“没品”“丢份儿”“不懂规矩”。小时候，家长会教育孩子：“出去喝酒要有数，不能贪杯，喝多了误事，还丢人。”长大后，领导会提醒下属：“出去应酬，把握好度，别喝多了失了分寸。”就连咱中国的传统医学也告诫我们：“酒大伤身，适量为宜。”

所以说，中国人对待酒的态度，是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结合。我们发明了无数种酒，白酒的烈、黄酒的醇、米酒的甜、啤酒的爽，还有咱江苏的洋河、今世缘，每一种酒，都有自己的味道，适合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菜系，搭配不同的酒——吃海鲜配啤酒，吃火锅配白酒，吃家常菜配黄酒，讲究的就是一个相得益彰。

但我们内心深处，对酒精本身是警惕的、克制的。酒是仆人，不是主人；是助兴的工具，不是沉迷的对象。我们用酒烘托气氛、增进感情，可从来不会被酒控制，不会为了喝酒而喝酒。这种文化，深深扎根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很难理解下面这种场景：在俄罗斯，酒，就是生命本身，是活下去的底气。

俄罗斯人的伏特加：流进血管里的液态火焰

咱江苏的冬天，最冷也就零下几度，还没几天，裹件羽绒服就过去了，可俄罗斯的冬天，那才叫真正的冬天，想想都让人打寒颤。要是把俄罗斯的冬天拍成电影，那背景音里，一定有伏特加酒瓶碰撞的清脆响声，还有烈酒滚过喉咙的“咕咚”声，那是他们对抗酷寒的底气，也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要理解俄罗斯人对酒的疯狂，对伏特加的执念，你必须先理解他们的冬天。那不是我们印象里“北国风光，万里雪飘”的诗意，也不是咱江苏人想象中的“冰天雪地”，那是实实在在的、漫长的、能把一切都冻僵的酷寒，是能冻裂骨头的冷。

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零下三四十度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甚至能降到零下五六十度，呼气成霜，滴水成冰，连空气都仿佛被冻住了，吸一口进肺里，都觉得冰得发疼。而且，他们的冬季特别漫长，能持续半年以上，从十月份开始下雪，一直到第二年四五月份，雪才会慢慢融化，整个世界，长时间被白雪覆盖，荒凉又寒冷。

在古代，没有暖气，没有羽绒服，没有暖宝宝，甚至连像样的御寒衣物都没有，俄罗斯人怎么活下去？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中，发现了一种最快速、最直接的取暖方式——喝酒，而且是高度数的烈酒。一口高度烈酒下肚，就像一团火，从食道烧到胃里，再蔓延到全身，血液流动加快，皮肤慢慢发热，那种刺骨的寒冷，就能暂时被赶走，整个人也能舒服不少。

对那时候的俄罗斯人来说，喝酒不是享受，不是消遣，而是生存智慧，是活下去的必要手段。于是，喝酒从一种偶尔的行为，慢慢变成了日常的必需，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里，刻进了他们的骨子里。早上起来，喝一口“醒醒神”，其实是驱散睡梦中的寒意，让身体暖和起来；出门干活前，喝一口“暖暖身子”，对抗室外的酷寒，才能有力气干活；晚上回家，再喝一口“解解乏”，缓解一天的疲惫，结束漫长而艰苦的一天。

酒精，成了他们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精神和生理双重铠甲。没有酒，他们很难熬过那些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没有酒，他们很难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这种生存需求，慢慢沉淀到文化里，就变成了深入骨髓的习惯，变成了一种民族特质——俄罗斯人爱喝酒，不是天生的，是环境造就的，是生活逼出来的。

在俄罗斯，喝酒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由头，随时随地都能喝。开心了，喝一杯，庆祝一下；难过了，喝一杯，麻痹自己，排遣苦闷；累了，喝一杯，缓解疲惫；无聊了，喝一杯，打发时间；朋友来了，喝一杯，增进感情；一个人待着，更要喝一杯，陪伴自己。酒不再是社交的附属品，它就是社交本身，是生活本身。

有句话说得好，两个俄罗斯男人，建立友谊的最快方式，可能就是对饮一瓶伏特加。不用多说废话，不用刻意讨好，一瓶伏特加，两个杯子，你一口，我一口，喝到尽兴，彼此就成了好朋友，那种情谊，简单又纯粹，全藏在酒里。

他们喝酒的方式，也和我们中国人截然不同，反差大得很。我们中国人喝酒，讲究小口抿，慢慢品，品的是酒的滋味，品的是身边的情分；可俄罗斯人喝酒，讲究大口闷，求的是刺激，求的是那种火焰烧遍全身的感觉，根本不讲究慢慢品味。而最能代表俄罗斯人喝酒方式的，就是喝伏特加。

真正的俄罗斯人喝伏特加，是有一套近乎仪式般的流程的，一点都不随意。首先，要拿出冰镇过的伏特加——你没看错，就算是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也要把伏特加冰镇一下，因为冰镇后的伏特加，口感更顺滑，冲劲也能稍微缓和一点，喝起来更过瘾。然后，把冰镇好的伏特加，倒入小小的Shot杯里，倒得满满的，不多不少。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一口闷掉，不拖泥带水，不小口抿，一口气喝光杯子里的伏特加。喝完之后，不能空着嘴，要立刻闻一下自己的手背（据说这样能压住酒的冲劲），或者赶紧吃一口腌黄瓜、黑面包、肥肉膘之类的小菜，他们管这种小菜叫“Закуска”，翻译成中文，就是“下酒菜”。

这种下酒菜，不像咱中国人的下酒菜那么丰富，没有花生、没有卤味、没有烧烤，就只有简单的腌黄瓜、黑面包、肥肉膘，甚至还有腌洋葱，都是些能快速压住酒劲、缓解喉咙灼烧感的东西。整个过程，干脆、利落、猛烈，没有慢慢摇晃的红酒杯，没有精致的下酒菜摆盘，只有最原始、最直接的酒精冲击，这就是俄罗斯人喝酒的浪漫，粗粝又热烈。

对俄罗斯人来说，啤酒那根本算不上酒，就是“饮料”，是夏天解渴用的，喝再多，也找不到那种“上头”的感觉。只有伏特加这种40度以上的“烈火”，才能带来他们需要的感受，才能驱散寒冷，才能排遣苦闷，才能让他们找到活着的滋味。有句玩笑话说：“俄罗斯人把伏特加当水喝，把啤酒当饮料喝。”这话虽然有点夸张，却道出了本质，说出了俄罗斯人对高度烈酒的痴迷。

可这种全民性的、高强度的酒精依赖，带来的后果，也是可怕的，让人揪心的。你要是走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的街头，尤其在傍晚之后，很容易看到醉卧街头的酒鬼，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蜷缩在墙角、长椅上，浑身酒气，不省人事。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俄罗斯，是很常见的场景。

酒精中毒、肝硬化、家庭暴力、交通事故、劳动能力下降……酒精带来的社会问题，像影子一样，紧紧缠绕着这个“战斗民族”，困扰着他们的生活。政府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酒精对国民健康、对社会稳定的危害，于是，一场持续了上百年的、反反复复的“战争”，在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的“酒瘾”之间，正式打响了。这场战争的惨烈和荒诞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外人的想象。

禁酒令：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拉锯战”

俄罗斯（包括苏联时期）的禁酒史，说起来真是让人唏嘘，说白了，就是一部政策与人性本能不断拉扯、不断对抗，最终政策屡战屡败、狼狈退场的悲喜剧。从沙俄时期到现在，政府一次次颁布禁酒令，一次次下定决心要根治国民的酒瘾，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的甚至还引发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得不偿失。

最早的禁酒，可以追溯到沙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沙皇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因为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也为了维持军队的纪律，不让士兵因为喝酒误事，曾颁布过严格的禁酒令，禁止民间酿酒、卖酒，也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可结果呢？禁令颁布之后，民间私酿泛滥，很多人偷偷在家酿酒，黑市上的酒价飞涨，一些不法分子，还借着私酿、卖私酒，赚了一大笔黑心钱。

而且，越是禁止，人们的欲望就越强，很多人不惜花高价，从黑市上买酒喝，甚至还有人因为喝了劣质的私酒，酒精中毒，丢掉了性命。沙皇的禁酒令，不仅没有起到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到了苏联时代，领袖们更是把禁酒，当作一项严肃的国策来抓，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的“反酗酒运动”，堪称史上最严的禁酒令，没有之一。当时，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要彻底根治苏联的酒精问题，于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大幅减少伏特加的产量，提高酒价，缩短售酒时间（很多地方，中午之前不卖酒，晚上八点之后也不卖酒），还派出专门的“纠察队”上街抓酒鬼，只要在公共场合喝酒、醉酒，就会被抓起来，罚款、批评教育，甚至还要通报批评。

更严厉的是，政府还直接捣毁了很多葡萄园和酿酒厂，禁止民间种植酿酒用的葡萄，禁止生产、销售任何高度数的烈酒，就连啤酒的度数，也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时间，整个苏联，几乎看不到烈酒的影子，超市里的酒类货架，空荡荡的，只有少量度数很低的饮料酒。

要说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短时间内，苏联的酒精消费量大幅下降，劳动生产率据说也有所提高，街头的酒鬼，也比以前少了很多。可副作用，更是排山倒海般涌来，比禁酒之前的问题，还要严重，让政府始料未及。

第一个副作用，就是糖和酵母脱销。不让酿酒？老百姓有的是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然买不到酒，那咱就自己酿！酿酒需要糖和酵母，于是，家家户户都疯狂抢购白糖和酵母，不管是超市里的白糖、酵母，还是小卖部里的，都被抢购一空，一时间，糖和酵母，成了苏联最紧缺的商品，有钱都买不到。很多人，还会托关系、找门路，只为了买到一点糖和酵母，在家酿私酒。

第二个副作用，更是让人揪心——古龙水、鞋油、防冻液遭殃了。买不到酒，也来不及酿酒，一些对酒精饥渴到极点的人，开始变得疯狂，把目光投向了一切含酒精的液体：医用酒精、工业酒精、古龙水、香水、窗户清洁剂，甚至还有汽车防冻液！这些液体里，含有大量的甲醇等有毒物质，根本不能饮用，可那些被酒瘾折磨得失去理智的人，不管不顾，喝了之后，大批人出现酒精中毒、失明的情况，甚至还有很多人，因此丢掉了性命。想想都觉得可怕，这是何等的绝望和疯狂，才能让人喝下这些有毒的液体？

第三个副作用，就是国家财政崩溃。酒税，一直是俄国（包括苏联）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尤其是伏特加的税收，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全面禁酒之后，政府再也收不到酒税，国库收入锐减，据估计，当时苏联因为禁酒，损失了高达上千亿卢布的财政收入。这对苏联本就脆弱的经济来说，无疑是沉重一击，让本就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

第四个副作用，就是黑帮崛起。巨大的地下需求，催生了庞大的私酒生产和销售黑市，有组织犯罪，借此机会迅速发展壮大，攫取了巨额利润。这些黑帮，不仅生产、销售私酒，还为了争夺地盘、争夺客户，互相争斗，引发了很多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酗酒运动”，最终在民怨沸腾和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不了了之，成了戈尔巴乔夫被民众调侃的“黑点”之一。人们还给戈尔巴乔夫起了个外号——“矿泉水书记”，嘲讽他，因为他颁布的禁酒令，让老百姓喝不到酒，只能喝矿泉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也从未放弃对酒精的控制，只是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手法变得灵活了一些，不再搞那种“一刀切”的严厉禁酒令。比如：禁止在公共场所（公园、街道、体育场等）饮酒；严格规定酒的销售时间（很多地方，晚上11点后不卖酒，早上8点前也不卖酒）；对酒类广告施加严格限制，不让在电视、报纸、网络上，随意投放酒类广告；不断提高酒类消费税，通过提高酒价，来减少人们的饮酒量。

可所有这些措施，在强大的民族习惯和生理依赖面前，都显得力不从心，杯水车薪。你想晚上喝酒？我白天买好，存在家里，晚上在家喝，你管不着；你不让在街上喝？我回家喝，或者找个隐蔽的地方喝，照样能喝到；你酒卖得贵？我省吃俭用，少买别的东西，也要买酒喝，酒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不让我喝酒，等于不让我生活”，喝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喝水、睡觉一样，必不可少。政府的禁令和民众的酒瘾，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拉锯战，你来我往，僵持不下。而这场拉锯战的僵局，在近几年，被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打破了——中国的开放，中俄边境口岸的全面恢复通行。

向东看：跨国“酒精迁徙”，藏着最朴素的渴望

当中俄边境口岸全面恢复通行，疫情的影响慢慢褪去之后，一种新的“旅游模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悄然兴起。它的名字，不叫“文化旅游”，也不叫“购物旅游”，更不叫“观光旅游”，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白酒采购游”，简单又直接，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目的。

我在满洲里口岸遇到的那位拖着空行李箱的俄罗斯大叔，只是这庞大“采购队伍”中的一员，不起眼，却很有代表性。今天，咱就把镜头对准中俄边境的几个城市，看看那里每天都在发生什么，看看这些俄罗斯人，是如何跨越边境，只为了一口中国白酒的。

场景一：清晨的“冲锋”，只为第一时间买到酒。

早上八点，绥芬河公路口岸刚刚开关，大门一打开，就有一群俄罗斯人，早已在口岸外排队等候，队伍排得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中的很多人，背着巨大的双肩包，包是空的，轻飘飘的；还有一些人，就像我遇到的那位大叔一样，拖着大大小小的空行李箱，神色匆匆，没有一点游客的悠闲，反而带着一种明确目标的急切，眼睛里，全是对白酒的期待。

过关检查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很多，因为海关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他们的行李很简单，大多都是空包、空箱子，没有什么违禁品，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来买酒的。工作人员简单核对一下证件，翻一翻空箱子，就挥挥手放行了，连多问一句都没有。

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些俄罗斯人，就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急切，快步流星地往前走，脚步匆匆，有的甚至还一路小跑。他们不是走向旅游大巴，不是走向景区，也不是走向酒店，而是径直走向口岸附近的超市、烟酒专卖店和百货商场，目标明确，不绕一点弯路，就像咱江苏人赶大集，直奔自己想买的东西而去。

场景二：超市里的“扫货”，买酒像囤菜一样。

在满洲里一家大型超市的酒类专区，你会看到这样一幅热闹的景象：一群俄罗斯顾客，围在白酒货架前，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手里拿着酒瓶，仔细查看酒精度数和价格，神情认真，就像咱江苏人买东西，货比三家，生怕买亏了。

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一点都不模糊——只买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像二锅头、老村长、汾酒这些性价比高的品牌，尤其受欢迎，因为这些酒，度数高、价格便宜，喝起来够劲，还划算，完美符合他们的需求。他们不看包装是否华丽，不在乎品牌故事是否动人，也不讲究口感是否细腻，核心指标就两个：酒精度数和价格，度数越高越好，价格越便宜越好。

他们的购买方式，堪称“批发”，一点都不手软。不是一瓶两瓶地拿，也不是三瓶四瓶地买，而是一箱一箱地搬，就像咱江苏人过年囤菜一样，恨不得把超市里的高度白酒，都搬回家。一位超市的售货员，跟我聊起这件事的时候，还笑着说：“这些俄罗斯人，买酒就跟我们买矿泉水似的，一点都不心疼钱。一买就是好几箱，搬都搬不动，有时候，一种酒，一下子就被他们买断货了，我们还得赶紧补货。”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他们的购物车里，除了一箱箱的白酒，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偶尔会有一点简单的面包和香肠，那也是为了回程路上，垫垫肚子、解解馋的干粮，根本不是来买别的东西的，纯粹就是为了买酒而来。

场景三：路边的“即饮吧”，急不可耐尝鲜。

有些更“性急”的俄罗斯人，根本等不及回家，也等不及找地方坐下，走出超市，在街角、公园长椅旁，甚至是自己的车旁边，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刚买的白酒。没有精致的酒杯，没有丰富的下酒菜，最多就配一根腌黄瓜，或者一片黑面包，有的甚至什么都不配，对着瓶口，仰头就是一大口，喝得酣畅淋漓。

烈酒下肚，他们会长长地哈一口气，脸上露出满足、放松的神情，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仿佛这一刻的享受，足以抵消所有生活的疲惫和赶路的辛苦。阳光照在他们微红的脸上，带着一丝惬意，一丝慵懒，那种满足感，是发自内心的，藏都藏不住。

路过的一些中国大爷大妈，会好奇地看两眼，摇摇头，笑着嘀咕一句：“这老毛子，是真扛喝，也真爱车，刚买到手，就急着喝上了。”虽然觉得他们的行为，有点奇怪，有点不能理解，但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笑着走开，这份包容，也是边境城市独有的温柔。

场景四：归途的“负重”，心满意足踏归途。

下午，是返程的高峰期，口岸又变得热闹起来。同样是在口岸，你会看到与清晨截然相反的景象：那些来时空空的背包和箱子，现在变得鼓鼓囊囊、沉甸甸的，里面塞满了各种品牌的中国白酒，有的箱子，因为装得太满，拉链都快拉不上了，只能用绳子捆起来。

他们费力地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背着鼓鼓的双肩包，一步步往前走，脚步沉重，脸上却带着心满意足的踏实，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容，仿佛完成了今天最重要的使命，一身的疲惫，都被这份满足感冲淡了。他们排队等待过关，神色平静，没有了来时的急切，多了一份从容和踏实，心里想着，这些酒，够自己喝上一阵子了，不用再为“没酒喝”而发愁了。

当然，海关对此，也是有严格的限额规定的，每人最多只能携带两瓶酒入境，不能多带。可总有一些俄罗斯人，贪心不足，想多带一点回去，于是，就催生了一些“灰色”的携带方式——有的把酒瓶藏在衣服里，有的把酒瓶放在鞋子里，还有的几个人合伙，互相帮忙携带，试图蒙混过关。不过，大多时候，都会被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没收多余的酒，还要被批评教育，得不偿失。

很多人都会问，俄罗斯人有自己的伏特加，为什么还要专门跨越边境，来中国买白酒？其实，答案很简单，总结起来，就四点，每一点，都戳中了他们的需求。

第一，品类丰富，高度酒管够。俄罗斯国内的禁酒令，尤其是对伏特加等高烈度酒的限制，让他们很难痛快地喝到“够劲”的酒，想买一瓶高度数的伏特加，不仅价格贵，还很不方便。而中国白酒，五六十度的很常见，品类也多，不管是便宜的二锅头，还是稍微贵一点的汾酒、五粮液，都能买到，完美符合他们对“烈”的需求，让他们能喝个痛快。

第二，价格实惠，性价比高。相较于俄罗斯国内，被高额税费推高的酒价，中国白酒，特别是那些物美价廉的品牌，简直就是“白菜价”，便宜又好喝。同样的钱，在俄罗斯，可能只能买到一瓶伏特加，可在中国，能买到好几瓶高度白酒，对他们来说，太划算了，怎么买都不亏。

第三，购买方便，没有复杂限制。在中国，没有复杂的售酒限制，超市、烟酒专卖店随处可见，想买多少买多少（零售层面），不用排队，不用托关系，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这种“自由”，对被禁酒令困扰已久的俄罗斯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第四，口感新鲜，有不一样的体验。伏特加以纯净著称，口感单一，而中国白酒，是固态发酵，有丰富的酯类香气，虽然很多俄罗斯人，一开始会觉得这种香气有点“怪”，不太习惯，但喝多了，就会慢慢爱上这种口感，觉得比伏特加更有味道，更有层次感，这种差异化的口感，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于是，一趟短途的跨境之旅，就完美解决了他们的“酒荒”问题。慢慢的，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以酒精为纽带的跨境流动线，每天，都有无数俄罗斯人，跨越边境，来中国买酒，然后带着沉甸甸的白酒，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

一些中俄边境城市的超市，甚至为此，专门调整了货架，将高度白酒，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还配备了俄语标签和懂俄语的售货员，方便俄罗斯顾客挑选、购买，有的超市，还专门推出了“俄罗斯顾客专属优惠”，吸引他们来买酒，这也成了边境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少数俄罗斯人，喝酒后，在公共场合举止不雅，大声喧哗，甚至呕吐、酣睡，影响了市容环境；还有一些中国商家，也抱怨说，他们只买最便宜的高度白酒，消费单一，不能给商家带来更多的利润。但这股“买酒潮”，已然成为边境地区一道独特的、带着浓重酒精味的社会风景线，融入了边境城市的日常生活，再也无法分开。

文化碰撞：当“调味剂”遇见“生命之水”

这场因酒而起的跨境流动，表面上看，只是一场单纯的商品贸易，只是俄罗斯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酒瘾，来中国买酒的简单行为，可往深处看，这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逻辑和生活哲学的碰撞，是两种民族性格的无声对话，平淡却有力量。

我们中国人的酒文化，内核是“集体主义”和“儒家伦理”，讲究的是人情世故，讲究的是礼尚往来。酒，是粘合剂，是用来强化家庭、宗族、朋友、同事之间关系的，是用来维系人情的。我们喝酒，是为了“合群”，是为了“办事”，是为了“抒情”，是为了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亲密、更融洽。

我们喝酒，有严格的场合、角色和礼仪规范，什么场合喝什么酒，什么身份的人敬什么身份的人，敬几杯，说什么话，都有讲究，半点都不能错。我们通过酒，确认自己在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维系自己的人情关系，这就是咱中国人的酒文化，藏着我们的处世哲学，藏着我们的情分。

而俄罗斯的酒文化，内核更偏向“个人主义”和“对抗苦难”。他们喝酒，首先是为了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是为了御寒，是为了活下去；进而，慢慢演变成对抗生活压力、排遣精神苦闷的方式——俄罗斯的历史，充满了动荡和苦难，现实生活，也并不容易，喝酒，成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缓解痛苦的唯一方式。

对俄罗斯人来说，喝酒，是一种个人的、内向的释放，甚至带有某种悲剧性的放纵色彩。他们的豪饮，背后是一种对个体感受的极端专注，是对自身欲望的坦诚，是为了让自己，在艰苦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找到一点活着的滋味。

我们中国人，视“微醺”为美，讲究“点到为止”，追求的是一种含蓄、内敛的惬意，喝的是情分，是意境；而俄罗斯人，追求“酣醉”为真，讲究“一饮而尽”，追求的是一种直白、猛烈的刺激，喝的是解脱，是满足。

我们借酒“入世”，融入人情世故，维系社会关系，在推杯换盏中，收获情谊，办成事情；他们借酒“出世”，暂别现实的苦难，逃离生活的压力，在烈酒的灼烧中，释放自己，慰藉自己。

所以，当我们看到俄罗斯人为了喝酒，如此“大动干戈”，拖着空箱子跨国采购，甚至在路边对瓶豪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笑”“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同情”。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文化尺子，去丈量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的尺子上，酒，只是一种调味剂，一种社交工具，不值得让人如此狼狈、如此不顾一切，不值得为了一口酒，耗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可在他们的生存逻辑和文化语境里，这可能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选择，是一种本能的需求。当本地无法满足一种被视作“基本需求”的东西时，人们自然会去寻找替代品和出路，无论这出路，看起来多么奇特，多么不能被外人理解。对他们来说，喝酒，不是消遣，不是享受，是活下去的底气，是缓解痛苦的良药，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是融入血液里的文化。

边境的超市里，中国售货员，熟练地用计算器，与俄罗斯顾客讨价还价，虽然语言不通，但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街边的长椅上，中国老人，看着对瓶吹的俄罗斯青年，露出复杂的微笑，有好奇，有不解，也有包容；俄罗斯人，背着沉甸甸的白酒，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中国商贩，点算着今天的卢布收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一切，都在默默诉说着，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平淡而温暖。

酒精烧喉，但文化沁心。这源源不断的中国白酒，流淌的不仅是乙醇，不仅是能让人御寒、让人上头的液体，更是两种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无声对话，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一边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含蓄与寄托，一边是“让火焰烧穿胸膛”的直白与不羁；一边是讲究人情世故的礼仪之水，一边是对抗苦寒苦难的生命之火。

它们平行、交织，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包容，在东北亚的边境线上，在满洲里、绥芬河这些边境城市里，酿出了这个时代，一抹独特而辛辣的滋味，也酿出了两国人民，最朴素、最真挚的情谊。

结语：一口白酒，连接两国烟火，见证文化共生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满洲里口岸的广场，金色的阳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又一群拖着沉重行李箱的俄罗斯人，踏上了归国的路程。箱轮碾过地面，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沉闷而坚实，里面装着的，是够他们喝上一阵子的“中国火种”，是他们对抗酷寒、缓解苦闷的底气，也是他们对生活的朴素渴望。

中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对此早已司空见惯，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目光平静，没有惊讶，没有好奇，就像看到货车运载木材或矿石一样寻常。对他们而言，这些来来往往、拖着空箱子来、背着满箱子酒走的俄罗斯人，是每天交接班时，必然看到的风景，是边境生活，最寻常的一部分。

边境线两侧的超市里，货架上的高度白酒，被俄罗斯人搬空后，又会迅速被补货，周而复始，从不间断。人民币和卢布，在这里便捷地兑换，简单的数字手势，就能完成一笔交易，不用复杂的手续，不用繁琐的沟通。中国商贩，慢慢学会了用俄语说“白酒”“便宜”“好”，虽然发音生硬，却充满了诚意；俄罗斯顾客，则记住了“二锅头”“老村长”的发音，每次来，都能熟练地点出自己想要的酒，那份默契，无需多言。

这种基于最直接需求的交往，剥离了复杂的外交辞令和文化隔阂，只剩下最简单的“买”与“卖”，却意外地织就了一层粗粝而结实的生活纽带，连接着边境两侧的人们，连接着中俄两国的烟火气。

中国酒桌上的推杯换盏，与俄罗斯街头的对瓶豪饮，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沿着各自文明的轨道，向前延伸，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包容。一边是精妙的、嵌入人情世故网络的礼仪之水，藏着咱中国人的情分与智慧；另一边是粗犷的、对抗苦寒与虚无的生命之火，藏着俄罗斯人的坚韧与坦诚。它们在本质上，或许从来就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透过酒杯，看到的是伦理与情谊的倒影；他们咽下烈酒，感受的是体温与存在的确证。

因此，边境上那略显荒诞的“白酒搬运”景象，剥开其表面的猎奇色彩，内里是一种文明，在面对自身习性的刚性需求时，所展现出的最原始的解决方案。它无关乎对错，更像是一种地理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生态流动，平淡而真实。中国的边境城镇，无意中成了这种生态需求的一个缓冲区和泄洪口，用自己的包容，接纳着这些来自异国的“买酒客”，也见证着两种文化的共生。

对于生活在边境城市的人们来说，这些来来往往的“买酒客”，最初是新奇的谈资，是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可久而久之，就成了日常背景的一部分，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吵闹和偶尔的麻烦，也带来了消费，带来了异国面孔的风景，带来了一种微小而持续的经济涟漪，让边境城市，变得更加热闹、更加有烟火气。

当地的一些餐馆，甚至开始尝试，提供适合搭配中国烈酒的俄式小菜，让俄罗斯顾客，既能喝到自己喜欢的高度白酒，也能吃到自己熟悉的家乡菜；而一些俄罗斯人，也慢慢从单纯购买白酒，扩展到品尝中国菜，购买中国的日用品，慢慢了解中国的文化，爱上中国的生活。交流的缝隙，正从酒精这个最初的凿开点，慢慢拓宽，变得越来越宽。

这场静默的、持续进行的跨国采购，没有宏大的叙事，不承载文化输出的使命，也没有复杂的目的，它只是无数个体，为了满足一种被自身文化所塑造、又被本国政策所限制的强烈渴望，而做出的最务实、最本能的选择。它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哲学：一种将欲望，编织进复杂的社会意义之网中，讲究适度、讲究礼仪、讲究情分；另一种则直面欲望本身，并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去满足它，坦诚、直白、不加掩饰。

口岸的灯光，次第亮起，照亮了返回俄罗斯的队伍，也照亮了边境城市的夜空。那些行李箱里的瓶瓶罐罐，相互碰撞，发出轻微的声响，清脆而悦耳。它们将被带进西伯利亚平原深处的木屋，带进莫斯科公寓的厨房，带进一个个需要火焰来驱散寒冷与沉寂的夜晚，陪伴着每一个俄罗斯人，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日子。

而在边境的这一边，酒依然安静地待在超市货架上、餐馆橱柜里、家家户户的储物间中，等待着属于它的、与喜庆、离别或沉思相关的那个特定时刻到来，陪伴着中国人，度过一个个团圆、温暖的日子。

两种“酒生活”，在夜幕下，归于平静，继续在各自的轨道上，滋养或燃烧着平凡的日子。一口中国白酒，连接着两国的烟火气，见证着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共生，也藏着两国人民，最朴素、最真挚的生活渴望——无非是，有酒可喝，有暖可依，有盼可寻，平安顺遂，便是最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