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 | 搜狐健康

作者 | 吴施楠

编辑 | 袁月

自HIV-1被发现定名至今四十余年间，病毒在全球跨地域持续传播，基因组构型、亚型分布与流行特征始终处在动态演化之中。近日，《柳叶刀·传染病》刊发迄今为止样本体量最大的HIV-1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系统梳理病毒长期进化规律并总结出两大核心变化特征：一方面，主流亚型在全球各区域的地域分布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西欧、中欧以及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HIV-1重组毒株占比持续攀升。

国内多地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流行变化趋势。北京、云南等地陆续检出既往未见报道的全新独特HIV-1重组亚型毒株。

重组毒株的出现会给艾滋病防控带来哪些实际影响？会不会提升耐药发生风险、干扰现有抗病毒方案疗效？正在服药的HIV感染者，有无必要常规开展毒株分型检测？日常诊疗中又能通过哪些科学手段防范耐药产生？搜狐健康特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朱彪教授进行深度解析。

东亚地区HIV重组毒株占比上升

HIV基因多样性是实现感染控制的重大阻碍。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清病毒在世界各地的真实分布与变迁，不仅关乎诊断和治疗的准确性，更直接影响未来HIV领域研发的方向。

基于此，牛津大学人口健康中心副教授Joris Hemelaar领衔、全球艾滋病分子流行病学合作组织共同完成了迄今规模最大的HIV-1全球分子流行病学系统综述，绘制出全球HIV-1亚型和重组毒株随时间变化的分布图。

结果显示，在2020—2024年期间，C亚型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流行毒株（约占48.7% ），主要流行于南部非洲和南亚地区。而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2020年—2024年CRF07_BC是主要流行株，占近半数感染（48.1%），较 2000—2004年增长近两倍，本土经典B亚型由38.1%大幅下滑至7.7%。

图说 / 全球及各地区HIV-1亚型、流行重组型（CRF）与独特重组型（URF）在HIV-1感染病例中的占比

此外，研究还显示，HIV-1重组毒株在全球感染中的占比从21%上升至24%，随后降至22%，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欧、中欧和东亚，HIV-1重组毒株的比例反而出现了明显上升。

围绕上述研究数据，朱彪教授表示,《柳叶刀》这项迄今最大规模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用近140万份样本的实证数据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全球HIV-1亚型分布格局总体趋于稳定的背后，重组毒株在一些关键地区的持续攀升不容忽视。这一变化背后折射的深层问题是，当重组毒株显示出日益增强的趋势，对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HIV-1的流行的确显示出重组毒株日益增加的趋势。分子流行病学显示，我国HIV流行毒株遗传多样性复杂，流行重组型（CRFs）占比较高，以CRF07_BC和CRF01_AE为主。

2025年底，研究人员在北京男男性行为（MSM）人群急性期感染病例中发现一株CRF01_AE/ CRF07_BC 独特重组型毒株。2026年3月，云南疾控在我国西南地区男男性行为（MSM）人群中报道并鉴定了一种新的HIV-1流行重组型——CRF161_0107。

朱彪教授指出，HIV重组毒株是由不同HIV亚型或毒株在宿主细胞内通过基因重组产生的。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经鉴定出超过100种已命名的不同流行重组型。在我国，自2017年首次发现CRF01_AE/CRF07_BC重组毒株以来，已报道了21种不同的重组毒株。HIV病毒虽善变异重组，但决定权始终在人手中。持续的科研与监测，借助基因测序和流行病学调查，可追踪新毒株的传播动态、评估其致病力及对现有治疗的影响，有助于及时优化公共卫生策略与临床指南，确保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最佳的治疗和照护。与此同时，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不共用针具是永恒底线。对于感染者而言，积极治疗、将病毒载量持续抑制在检测不到的水平，并严守行为边界，既是对自己负责，也为终结艾滋病流行贡献关键力量,。

从公共卫生角度看，重组毒株的发现具有多重启示。首先，MSM人群仍是我国HIV-1新发感染和病毒遗传变异的重要监测对象，MSM人群的流动或推动了病毒跨区域传播。其次，关键人群中不断出现新型HIV-1重组毒株，需要加强分子监测和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以有效防控新型重组毒株的传播。

耐药形势不容乐观，重组毒株或加剧耐药风险

当前，全球HIV抗病毒治疗耐药形势均十分严峻。朱彪教授指出，现有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HIV总体耐药率已达11.4%。其中，核苷类与非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均出现不同程度耐药，后者耐药问题更为突出，高达7.9%。

此外，我国HIV耐药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四川、贵州、广西、云南、新疆等省区感染基数大，且受经济水平、地理条件等因素限制，感染者对高耐药屏障抗病毒药物的可及性较低，因此区域耐药比例会更高。

谈及耐药发生的核心原因，朱彪教授指出，这是病毒自身生物学特性、药物耐药屏障差异、感染者服药依从性不足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病毒特性来看，HIV属于逆转录病毒，在逆转录复制过程中极易发生基因错配、基因突变，甚至重组。特别是重组过程中，不同毒株的基因片段重新组合，可能将原本分散在不同毒株中的耐药突变位点集中到同一毒株中，形成新的耐药突变组合。这使得重组毒株在药物压力下面临更高的耐药风险，需要引起临床警惕。

此外，重组毒株可能具有更强的传播能力，一旦在人群中传播，会将耐药特性传递给新感染者，导致传播性耐药的发生率上升。

从药物层面来看，我国目前形成了免费药物、医保药物、自费药物“三驾马车”并行的抗病毒治疗格局，不同类型药物的疗效、耐药屏障差异显著。“传统治疗方案普遍存在治疗强度不足、耐药屏障偏低的问题，目前我国这类低耐药屏障药物的临床使用占比仍然较高。”朱彪教授解释说。

从感染者角度而言，服药依从性不佳是耐药产生的关键人为因素。朱彪教授结合临床实际谈到，部分感染者因惧怕社会歧视、不愿被他人发现服药，或难以耐受药物毒副作用，无法坚持规律服药，存在擅自停药、间断服药、断续服药等问题。不规范的服药行为，会直接诱导病毒产生耐药变异。

低病毒血症是耐药前兆

低病毒血症是HIV发生耐药的重要前兆，也是临床治疗中关键的预警信号。

据朱彪教授介绍，《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24 版）》将HIV病毒载量检测结果位于50—200拷贝/毫升的状态定义为低病毒血症，当病毒载量突破200拷贝/毫升并持续升高，就属于抗病毒治疗失败。一旦发展为治疗失败，患者原本已经修复重建的免疫功能会再次下降，病情出现进展。

结合临床诊疗数据来看，如果患者长期处于低病毒血症阶段，耐药风险就会持续累积、不断升高；当病毒载量超过1000拷贝/毫升，多数患者均可检出多药耐药毒株，后续治疗难度将大幅提升，同时会促使耐药病毒株的进一步传播。因此，积极预防低病毒血症的发生并做好有效的临床干预，也是为了预防耐药发生的风险，避免对感染者自身和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健康造成影响。

想要及时捕捉低病毒血症，核心还是规律的HIV核酸检测。朱彪教授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HIV感染者应每三个月定期检测一次病毒载量，能够尽早发现病毒小幅反弹的异常情况，避免等到病毒载量大幅升高、耐药已然发生后才察觉问题。

在当前HIV耐药高发的形势下，临床治疗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优先选择高耐药屏障的药物方案。“简单来说，单药治疗仅有一层低矮屏障，极易被突破，两药联合屏障就高了一些，三联药物组合，防护效果成倍提升，耐药风险大幅降低。”朱彪教授解释说。

目前，多款高耐药屏障的创新治疗方案已纳入我国医保，B/F/TAF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复方单片制剂。该方案以二代整合酶抑制剂为核心，搭配两种核苷类药物，构成标准三联强效组合，兼具高耐药屏障、强效抗病毒的双重优势。同时，一天一片、副作用更小的特点，也有效避免感染者因“病耻感”或药物间相互作用而不规律用药或擅自停药的情况。

朱彪教授提醒，耐药管理不能只依靠药物，而是要进行“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最重要的是感染者的依从性要好，定期做病毒载量检测。

对于已经耐药，甚至抗病毒治疗失败的感染者，朱彪教授也给出了希望。“临床上，我们有完善的应对方案与优化举措，针对这类人群，还要持续研发、精进高精准的耐药检测技术，通过专业化检测手段，精准明确患者具体耐药的药物类别、清晰排查病毒的耐药突变位点与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