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晓的了。长期以来，他作为敦煌藏经洞宝藏流失的责任者，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普通人骂他是“卖国贼”，文人指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学者也斥责他的“无知”和“愚昧”。近年来，人们的眼界渐宽，看到的资料也多了起来，有的人开始为王道士“平反昭雪”，或则把更多的不满，发泄在斯坦因、伯希和等王道士的对手身上[1]。

历史是复杂的，有关王道士的历史除了真伪并存的民间传说外，都来自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的记录，就连王道士本人的照片，我们也是不断地翻拍着同一张斯坦因书中的图版[2]。仅仅从这些探险家的单方面记录中，我们是无法获得王道士真正的形象的，王道士的“功”与“过”，现在还很难说清。

历史是一个过程，让我们首先看看敦煌藏经洞宝藏的发现和流传的经过，以及王道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王道士其人

王道士大约出生于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活了八十多岁。据他的弟子为他立的《墓碑》说，王道士名圆箓，法号法真[3]。但“圆箓”这个名字仍然像个道教的法名，而不是他的本名，大概他从来没有向敦煌人讲过自己的真名，所以人们也就不知道他的本名是什么。其实他的本名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隐没本名的目的，无疑是从一开始就在敦煌人面前树立一个神圣的道士形象。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县人，大概出身农家，小的时候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如咸丰六年（1856），《麻城县志》记载，因为夏天没有雨水，使“禾麦尽槁，斗米千钱，人有菜色，野有饥莩”。王道士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因为家乡的灾荒，而“逃之四方”。从今天所见到的照片看，王道士个头矮小，与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不良是有关系的。

有关王道士逃难的过程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只是他的《墓碑》说他“历尽魔劫，恢心名利”。最后，他在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泉）的巡防军中，当了一名士兵。退伍以后，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师傅名叫盛道。以后，他离开师傅，云游到敦煌莫高窟，住了下来，时间大概在光绪二十四年（1899）或稍前一些，年龄在五十左右[4]。

二

藏经洞的发现

位于甘肃省最西端的敦煌，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曾经是丝路上繁荣的国际都会之一。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由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比较频繁，敦煌曾经汇聚了东西方的多种文化，这就是我们在藏经洞中不仅看到有汉文文献，还有藏文、回鹘（维吾尔）文、于阗（和田）文、粟特（中亚古代民族）文、梵文等文献材料，又有儒家经典、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的典籍和有关拜火教的记载。然而，从北宋王朝开始，因为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渐渐取代陆上丝路而繁荣起来，特别是明朝把敦煌弃置于嘉峪关之外，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道路也改从嘉峪关到哈密，敦煌地区日益荒凉下来，甚至成为从吐鲁番地区来的维吾尔族人放牧的场所。敦煌城东南鸣沙山麓的莫高窟，也渐渐为人们遗忘，成为牧羊人憩息的地方，数百座石窟中精美的壁画和雕塑，也任凭日以继夜的风沙的吹拂（图1）。

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在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敦煌石窟，根本没有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注意，若大一个莫高窟佛教艺术宝库，就由一个云游而来的道士看管起来。然而，此时充满进取心的各种类型的西方探险家，已经开始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以前，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匈牙利的洛克济、法国的邦宁等人，都曾走访过敦煌千佛洞，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地理探查，也还没有特别留意于莫高窟的艺术价值[5]。敦煌石窟的广为人知，是以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嚆矢的。

王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时，窟前有三所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西藏的喇嘛占据，于是，王道士就在莫高窟南区北部的下寺住了下来。他比讲藏文的喇嘛更容易和敦煌的老百姓接触，所以很快立住脚跟，并四处化缘，努力想把莫高窟改造成道教的灵宫。他把一些佛像改造成道教的灵官，还把一些洞窟间的隔墙打通，以便往来。其实，他的这些做法，对敦煌石窟造成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害。现在，那些王道士供奉的道教灵官早已经从洞窟中移走，但我们可以从斯坦因和伯希和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一些它们的形象（图2），与敦煌石窟原有的塑像相比，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而他凿通的墙壁，现在也已经都被封堵起来，但我们参观莫高窟时常常可以看到洞窟角落里那没有壁画了的光秃泥巴，不禁为一幅幅完整的壁画被人为地破坏而痛苦不堪。

开凿在鸣沙山东崖上的莫高窟，窟室大体上分为上中下三层，由于西北风的长年吹拂，沙子从窟顶蔓延下来，把底层一些洞窟的洞口埋了起来。王道士居住的下寺对面的大窟（现编为第16窟），是他改建灵宫的主要目标，但洞口甬道堆满了沙土，整个洞门都被封了起来。现在留在甬道两壁的一道道沙痕，直抵洞口的顶部，表明当年积沙之多。王道士雇了几个伙计，帮忙清扫长年堆积在窟前的沙子。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6窟甬道的沙土已经渐次清理完毕，一位姓杨的伙计发现甬道北壁的壁画后面可能有洞。于是“王道士夜半与杨某击破壁，则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一人，泥块封塞。更发泥块，则为一小洞，约丈余大，有白布包等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6] 这段出自1942－1943年逗留敦煌的画家谢稚柳先生的记载，虽然来自敦煌民间的传说，但比较真实准确地描写了藏经洞（现编为第17窟）发现时的情形。关于藏经洞门是如何发现的还有其他一些更传奇的说法，但可以想象的是，只要塞满洞口的积沙被挖走以后，掩盖藏经洞门部分的壁画失去承重的力量，很可能会有裂痕出现，所以一旦积沙移走，藏经洞的发现就是必然的结果。

敦煌藏经洞是在一个纯偶然的时间和环境下被王道士等人发现的。应当说，没有王道士雇人清理16窟甬道的积沙，藏经洞还是会在那壁画的背后沉睡不知多少时间。从这一点上来讲，不论王道士以后做过什么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辛勤劳动。

三

敦煌宝藏的命运

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以换取一些功德钱。但这些人都不识货，也没有人去追问这些古老的经卷和绘画是从那里来的。据说，他曾经把一箱子写卷送给了驻扎酒泉的安肃道的道台兼兵备使廷栋，这位自负的满清官僚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得好，留下经卷，而没有表示特别的兴趣[7]。

1902年，湖北通山县人汪宗翰（字栗庵）出任敦煌县长，他是王道士的同乡，所以王道士把一些很好的经卷和绢画送给了他。1903－1904年，金石学家叶昌炽任甘肃学台，汪宗翰把从王道士那里得到的藏经洞所出《水月观音像》、《大般涅槃经》等，送给了他。敦煌文人王宗海也送给叶昌炽《大般若经》、《开益经》、《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等写本和绘画，这是当年官场上应酬所必不可少的做法。叶昌炽在他的《缘督庐日记》中，第一次判定了敦煌文献和绢画的重要学术价值，但他当时误信了汪宗翰所说的石室所出只有“藏经数百卷”，“各人分取”，已经分光，所以也就没有把这事太当真[8]。

过去学术界都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没有着落，没有成功。细检近年由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刊行的《缘督庐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写本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也是难以成立的[9]。又有一种说法是，汪宗翰曾经到敦煌藏经洞考察，并建议兰州的藩台衙门（相当于省政府），妥善保护这批文物。但因为种种原因，1904年，藩台只是命令汪宗翰把经卷画像检点封存于原地，仍交王道士保管[10]。

事实上，敦煌藏经洞并没有封存，王道士还是不断把一些写卷拿出来送人。比如，1905－1906年间，四川彰明人苏子培任敦煌典史，获得《庄子·知北游品》和佛经、道科等六个卷子[11]。1907年元旦以前，任职于兰州的严金清，就把一幅《观音菩萨像》（彩版2）寄到驻扎南京的两江总督端方的府衙[12]。1907年，斯坦因在遇见王道士之前，在千佛洞的藏族小喇嘛手里，初次见到一卷敦煌写经[13]。1908年，陆季良从汪宗翰手里获得后唐天成四年绘制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像》[14]。同年，伯希和在乌鲁木齐清朝官员载澜处，看到两件敦煌唐人写经[15]。这些都是在汪宗翰封存以后，斯坦因进洞以前流散出来的。这些已知的文物虽然不是这一阶段中流散出来的全部，但我们如果把这些材料和汪宗翰及王宗海送给叶昌炽的材料合并起来看，其中大多数是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写本和绢画，这说明王道士颇有一些鉴赏能力。这些写本和绢画，在藏经洞文物几乎都已经公布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属于其中的精品。我们无法知道王道士送出的这些精品换回了多少银两，但我们可以知道的事实是，没有一位看到这样好的古代写卷和绢画的中国官僚士大夫，肯西行一步，去把这些东西的来历弄个清楚。

四

敦煌宝藏的流失海外

中国学者与敦煌宝藏失之交臂，不到几年，一位在中国新疆已经盗掘了大量古物并运回伦敦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这位受过严格的考古学和东方语文训练的学者，由此成为当时来中亚考古的一批西方探险家中最有收获的一个。

1907年3月，斯坦因根据他的同乡洛克济的建议，到敦煌莫高窟考察。当他得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写本和绘画以后，就耐心地等待外出化缘的王道士回来。5月间，王道士回到莫高窟，不懂中文的斯坦因通过他的中文秘书湖南人蒋孝琬与王道士周旋，编造花言巧语，说斯坦因是从印度来的取经僧，要把唐僧取经带到中国的经卷取回印度，骗得了对《西游记》中唐僧取经故事很熟悉的王道士的信任（图3）。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斯坦因被允许进入藏经洞。然而，当时的藏经洞中塞满了写卷、绢纸绘画的包裹，只能容下两个人站在里面，所以，斯坦因就在16窟中搭了个帐篷，由蒋孝琬和王道士夜间把包裹运到帐篷中展示给他。在包裹搬出大半后，他进洞清理，把藏经洞中的文献和文物翻了个底朝天，最后露出里层的壁画和镶在墙里的石碑（洪辩告身碑）。

根据斯坦因的观察，在他到来以前，藏经洞内堆放的物品上层已经被人打乱，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来的面貌。洞中所有的材料原来都是分类包在两种包裹皮中的，一类是所谓“正规的图书包裹”，总共有1050个装汉文卷子的包裹，每包平均装12个卷子，还有80个装藏文卷子的包裹；另一类是所谓“杂包裹”，梵文、于阗文、藏文的贝叶形写本和回鹘文、粟特文卷轴以及绢纸绘画、丝织品、修补佛经或佛画的文书、废纸、木棍等等，都分类装存。其实斯坦因不懂得中国古代藏书是分帙存放的，那平均装12个卷子的包裹实即装着写卷的经帙。王道士当然也不懂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当他和斯坦因以四个马蹄银（相当于200两银子）成交时，他留下的是那些他看上去书法精美的普通佛经，而斯坦因除了获得270个装有汉、藏文写卷的“正规包裹”外，更多地是得到了装有美术品和非汉文文献的“杂包裹”，也就是说，斯坦因装走的29箱材料，从学术研究而不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说，是敦煌宝藏中更有价值的部分[16]。

斯坦因走后不到一年，即1908年2月，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进行考古的法国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休整时见到两件敦煌写经，立刻赶往敦煌。由于他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很快被王道士允许进入藏经洞内拣选写卷。伯希和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所有洞内的资料，因此为自己订立了几个选择标准，即选取背面有非汉文的卷子、带有写经题记的卷子、估计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与文书。伯希和以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中换取了藏经洞宝藏的精华[17]。

1909年8－9月间，伯希和已经把大批敦煌收集品运送回国，又从他供职的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北上，到北京购书。他随身携带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些珍本文献，使中国学者首次清楚地认识到藏经洞宝藏的价值。当 罗振玉从伯希和那里获知敦煌藏经洞还有剩余的写卷，于是提请学部收集。1910年，清学部电令甘督何彦升，把所余经卷悉数购买，运到北京收藏。学部为此拨款共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4两，比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总和要多得多。但这笔钱主要是被敦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庙，剩余的用作修补城墙，只给了王道士300两作香火费[18]，为此王道士对官府颇为不满。

其实，负责收购经卷的官员并没有十分用心，虽然运到北京的残卷超过一万个编号，但留在当地的写本和残片也不在少数。地方官府对经费的截留，使王道士所得到的官府经费还不如斯坦因和伯希和给的多，于是他把一些书法整严的写经偷偷地藏了起来。1911－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买到数百写卷。1914－1915年，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到敦煌，又从王道士那里获得300多个卷子。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了570个卷子，花了500两银子。这些卷子，都是很普通的写经，而且副本很多，学术价值不大，比如大谷探险队所得，有200多个卷子是重复抄写的藏文《大乘无量寿经》[19]。

当藏经洞的经卷大体上瓜分完毕以后，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的身影也就逐渐在历史记载中黯淡下来。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来到敦煌，但那时藏经洞的文物已经搬空，王道士手中也没有了存货。华尔纳的主要目标是揭取壁画，他说他曾送给过王道士礼物，所以在他把壁画和一尊塑像搬走时，王道士毫无惋惜之情[20]。陈万里在他随华尔纳第二次赴敦煌“考古”的《西行日记》中也记载（1925年5月10日）：“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讷、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讷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得二十余幅，装运赴京，周之助力独多，特附记于此。”[21]由于官府没有追究王道士倒卖敦煌写本绢画的罪过，使得他变本加厉，不仅对华尔纳用化学胶水粘取敦煌壁画熟视无睹，而且还以70两银子卖掉了一件精美的唐代雕塑（图4）。这件供养菩萨像迄今还陈列在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即原福格艺术博物馆藏品）的楼上。

陈万里《西行日记》（1925年5月26日）记华尔纳第二次敦煌考察事云：“千佛洞分上、中、下三院，下院为盗卖古物已十余年之王道士所居。二十日在月牙泉席上，据说王已得精神病，此次往游千佛洞时，闻余等至，即趋避他往。询之庙祝，亦谓精神尚好，则前日之传言有精神病者，或冀免官厅之惩办欤？”[22]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给斯坦因写的信说到：“只能找到一丝真实的影子，那就是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点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也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翟荫去敦煌的时候，随身带着我过去的翻译员，这位翻译员在前一次随我访问敦煌时对王道士极为友好。但是此时王道士竟然不认他，躲得远远的！”[23]此时的敦煌民众已经自觉地承担了保护敦煌石窟的义务，王道士的行径已经受到谴责。从陈万里的话中可以得知，王道士已被认作是个“盗卖古物已十余年”的坏家伙。从当地官府和民众对华尔纳一行的反对情绪和王道士装疯卖傻的情况来看，晚年的王道士过得不会很舒服，他受到当地民众道义上的强烈责难。所以，当他在1931年去世时，他的弟子是得到当地绅耆的允许，才敢为他们的师傅立了一块泥制的墓碑[24]。

埋葬王道士的土塔，今天还树立在莫高窟前的沙滩上，任凭风吹日晒，那上面的墓碑，已经渐渐风化，难以看到他的名字。来这里参观的人们，知道这是道士塔的人已经不多，驻足凭吊者更加稀少。而人们对王道士功过是非的品评，也如莫高窟前五月的风沙，纷纷扬扬，最后洒落在荒寂的戈壁滩上。作为一个敦煌学者，作为一个亲眼目睹过伦敦、巴黎、京都、波士顿、圣彼得堡……收藏的敦煌精美写卷和绘画的中国学子，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应当说，王道士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这是不必否认的事实；然而，我们也应当肯定地说，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他的墓碑──道士塔──不是人们所要凭吊的对象，而是永远树立在敦煌莫高窟前的历史耻辱柱。

注释：

【1】 不同观点的比较集中的阐述，见金荣华《王道士》，《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86年；收入作者《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99－141页。余秋雨《道士塔》，作者《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1－7页。雒青之《百年敦煌》，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21－47页。陈作义《敦煌失宝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1－132页。李正宇、赵和平《王道士》，《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887－888页。

【2】 M. A. Stei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I, London 1912, fig.187.

【3】 赵明玉《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见卫聚贤《敦煌石室》附录九，《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6年，35－36页。

【4】 参看上引金荣华文。

【5】 榎一雄《外国人の记录に见える敦煌》，《讲座敦煌》第1卷《敦煌の自然と现状》，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303－354页。

【6】 谢稚柳《敦煌石室记》，1949年。

【7】 A.Stein, Serindia, II, Oxford 1921, pp.802, 803-804.

【8】 荣新江《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 Changchi: 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国际敦煌学项目通讯》（IDP News），No.7, 1997, 1-5页。

【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

【10】 见汪宗翰题记，转引自卫聚贤上引文，24页。

【11】 见现藏东京书道博物馆的《庄子》写本上的龚煦春跋，影印本载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

【12】 图见《艺林旬刊》第59期，1929年8月11日刊。

【13】 Serindia, II, p.802.

【14】 见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序，载罗振玉编《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

【15】 较完整的叙述，见秋山光和《ペリオ调查团の中央アジア旅程とその考古学的成果》下，《佛教艺术》第20号，1953年，64页。

【16】 Stein, Serindia, II, pp.807-830. 参看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1996年，25－28页。

【17】 P.Pelliot, “Une bibliotheque medievale retrouvee au Kan-sou”, BEFEO, 8, 1908, pp.509-529；陆翔译《敦煌石室访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期，1935年，6－27页。

【18】 金荣华上引文，117－118页。

【19】 参看尚林、方广錩、荣新江合撰《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 京都龙谷大学，1991年。

【20】L.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 pp.136-145.

【21】 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朴社，1926年，81页。

【22】 陈万里《西行日记》，96页。

【23】 1926年12月26日华尔纳致斯坦因信，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转引自王冀青《华尔纳与中国文物》，华尔纳《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译本附录三，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待刊。

【24】 同注[3]引《王圆籙墓志》。

（1999年5月初稿于北京，6月修订于莫高窟，2000年1月改定。原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来源：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