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河畔的方城之约

□ 程应峰

旅行是一种追逐。有人去大理等一场苍山雪，有人去泉州听开元寺的钟声，我呢，在一个秋日，说走就走，为的是去赴一座方城之约。

大同河在不远处弯了一道腰，河水不急，像一封久远的家书折成的绸带。河岸之上，青砖与水泥砌出的骑楼连成四方，把天空框成一张褪色的明信片，这便是梅家大院，旧称汀江圩华侨建筑群。1931年，梅姓华侨与一众台山人集资，在故乡的河畔，画下一个八十亩的方框，108幢二至三层的骑楼向中心退让出一片广场，像一群远行归来的兄弟，围坐叙旧。

走进梅家大院，时间像被调慢了半拍。广场上没有人潮，只有风从骑楼廊下穿堂而过，把晾在二楼的蓝布衫吹得微微鼓起。站在广场中央仰头看，四周楼宇如书册合拢：罗马柱撑着拱券，巴洛克山花趴在女儿墙顶，彩玻窗像教堂遗落的鳞片，而檐下灰塑却仍是岭南的云纹与牡丹。一栋楼一种脾气，荷兰风车、法兰西王冠、双金钱纹各踞屋顶，那是主人漂洋过海后替故土带回的邮票。

沿西侧廊道走，骑楼底层的柱子一排排退向纵深，晴天遮日，雨天听雨，当年挑着海味与洋布的贩子，就在这同一道阴影里讨价还价。墙皮剥落处露出当年从英国进口的水泥底色，坚硬、灰白，像没说完的硬话。同兴元、美乾元、国扬堂、厚德堂……石刻堂号还在，“批发海味新粮油”的字迹被雨水泡软了边，却仍认得清。我伸手摸了摸“永庐”的门楣，指腹下是粗粝的、活过的温度。

梅家大院的好，在于它不扮嫩。它没有变成灯光绚烂的文创街区，没有把老墙刷成莫兰迪色。它老着：野草从砖缝里探出来，木窗半掩，五户留守的人家把陈皮与咸鱼摆在廊下，不吆喝，见人只点头。一位阿伯坐在竹凳上剥蒜，我问他住这多久了，他抬眼笑：“出生就住，后来兄弟姐妹都去了旧金山、多伦多，我留下来看门。”一句话，把“华侨建筑群”这五个学术词，说成了人事。

往广场东端走，是《让子弹飞》里马车奔过的那条轴线，也是《狂飙》里高家兄弟吃过云吞面的骑楼。我不追剧，但站上那栋可登顶的主拍楼二层，俯身望去，方形合围的对称美像被谁用尺规镇过，青砖地面、廊柱阴影、中央空场，108张老面孔齐齐望向天心。电影感不是滤镜给的，是90年前那些股东们把“家乡该有个像样圩市”的执念，一砖一瓦砌进了透视里。

中午在院外农家吃黄鳝饭。镬气裹着鳝丝钻进米粒缝隙，配一碗现磨芝麻糊，甜得克制。老板娘说，以前圩日最旺时，大同河泊满蚬艇，银号伙计数侨汇数到手软；如今周六午后也不过三五辆车进来，拍完照就走。“但梅家大院不怕冷清，”她添了一句，“它本来就不是为热闹生的，是为记得而来的。”

饭后沿河走。大同河水面浮着柳絮，对岸稻田在四月里返青，远处浮月村的碉楼像几个穿西装的老人立在田中央。我忽然懂得台山人为何把“出洋”写得那么轻又那么重：他们把世界砌进骑楼的拱券，把故土留在广场的青砖，然后自己坐船走了。梅家大院不是纪念碑，是一封没有寄出的回信，前半页写“我在金山很好”，后半页写“院子给你留着”。

折返时，阳光斜下来，骑楼把长影铺满广场。我在一面镜子装置前站住，镜中骑楼倒悬，像城池落进另一片河。快门不必按，眼睛已经显影。

旅游车发动，方城越来越小，最后缩成河畔一方印章。我没带走海味与陈皮，只带走一个句子：所谓侨乡，不是地理，是一些人把异国的柱子、故园的雨和没赶上的一顿晚饭，垒成了一座可以走进去的旧梦。

在大同河边站站，梅家大院不说话，但风穿过108道廊柱时，会对90年前的那些少年道一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