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麻烦别人”的本质，是要守住自己的边界，不冒犯他人。

“不麻烦别人”一度被视作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第一守则”。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士期间，兼职教对外汉语，对这句日本学生微微得意的“口头禅”，至今印象深刻。慢慢发现，“不麻烦别人”的观念，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人际关系中，成为你我和身边人有意无意的行为规范，而且，存在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或者说，“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例子很多，限于篇幅，我们直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心理，根本上并非不愿意麻烦他人，而是担心“还不起人情”，不确定对方会在某个时间提出什么要求，有的可能超出自己能力。为防止这种情况，索性未雨绸缪，不向他人开口。

因此，“不麻烦别人”的本质，是不帮助别人。其中包含着一个先在的假设，即每个人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冒昧地“帮忙”，不仅没必要，还可能造成干扰，甚至是一种不礼貌的冒犯。比如，上海话里“帮帮忙”，不是请求帮忙，而是请勿打扰，不要无事生非。与绝大多数内地城市不同，上海的形成和兴盛，根本原因在于对外贸易，即“开埠”。人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乡土中国的血缘家族伦理让位于商品社会的交易规则。因此，上海人精明、内敛、爱讲道理而很少使用暴力，说话语速快而声音不大。待人温和，但内里包含着优越感。根本上，要守住自己的边界，不冒犯他人，从而最大可能避免被冒犯。

如今，市场经济在中国已实行四十余年，80后、90后、00后……越来越多人在这种环境下出生成长，交易规则成为毋庸置疑的先在原则。“不麻烦别人”，逐渐成为普遍遵奉的法则。与之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成为一种自觉。这种距离感不是疏离感或者故意的冷漠，而是对于“群己权界”理念的现实运用，也就是“有分寸”。曾经，朋友或熟人间，拍肩膀、呼小名，表达亲热。

人与人之间距离感的后果，是不向他人说心里话。前提假设别人对自己的事情不感兴趣，“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因此，“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并不想博取他人的同情，也无兴趣了解别人私事。金宇澄小说《繁花》最无可替代的，就在于写出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即存在的上海人际关系——无论亲人、友人，或是其他社会交往。《繁花》中用得最多的词是“不响”，上海话“勿响”。含义很多，有不灵、不爽、不屑、不满但不说之意，也表示无言的赞许和莫逆于心。归根结底，在于是否明了大都市以交易为基本的人际原则。

“不麻烦别人”还存在更深层的顾虑。求人帮助，固然暂时可以解决困难，却在某种程度上授人以柄，被人拿捏住了能力或者资源方面的不足。商品社会，“理性人”“经济人”较多，见利忘义随时可能发生，将缺点主动暴露于人，心里终究有些“抖豁豁”。而在工作中求助于人，偶一为之或可，次数多了，就成为“不称职”的表现，岗位被取代的风险大增，可谓职场大忌。

与之相伴随的，是物权意识的普遍化。常言道“亲兄弟，明算账”，现今，夫妻间也明算账了，这点与国外的夫妻关系类似。中国古代，血缘关系渗透入社会关系，故而三国、水浒的好汉们先结拜后干事，而今，社会关系重新界定夫妻关系，“社会的细胞”分化成各自独立的蛋白质。

当“不麻烦别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社会服务业就逐渐繁荣起来。因为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有契约关系，而且这种契约行动进行之前就约定好，权利义务、付出回报、原因结果，都可知可控。（李晓东）